还记得你第一次拿到的工资是多少钱吗？我四个月挣了6.4元。
 

年终结算完的一天中午，秋芳从外边回来直接进了厨房对我说：“我给你捎回来了”，说着把手里攥着的钱递给我。有零有整6块4毛钱。
 

干了4个月才这么点儿，当初献力那么羡慕我进了6队说是工分值高，高才挣6块4，低的队该怎么办呢。 
 

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走到哪里结算方法都一样： 
 

1个工分的值＝生产队的总收入÷全体社员的总工分数 
         (生产队总收入应该是除掉电费等各种杂费后的余额) 
 

个人收入＝自己挣的总工分×工分值－从生产队领的实物折款 
 

如果1个工分的工分值是5分钱的话，我一天挣10分，就是5毛钱。4个月 (去掉放假、雨天、政治学习等) 就算出工90天的话，净收入是45元，扣出半年的口粮270斤(平均1毛／斤)的话，就是45元－27元，应该收入18元。(秋粮实际还便宜一些) 
 

上面只是举个例子，那年6队的工分值是多少没有问秋芳，一是怕她骂我啰唆，二是她给我带来的如果问，会显得不信任人，所以只牢牢地记住了6块4毛钱。 
 

从工分上看，我算一个整劳力，挣回了自己的口粮钱。即便是整劳力，如果养了几个孩子的话，他挣的钱往往不够交全家的粮食钱，还应该给生产队补交不足部分。分红时欠生产队钱的人家称作“超支户”，超支户向生产队补交了现金，生产队才能有钱分给该领到钱的人。但是，从生产队挣不到钱的人也很难有其他挣钱手段，养鸡养猪挣的钱除掉日常开支外，能攒下来的有限，即便补交，也不一定能够全部交齐。据说有的地方会逼超支户砸锅卖铁交钱，南寺庄对超支户没有那么狠，因为真正困难的人家已经没有什么可变卖的了。
 

穷，并不影响生孩子，而且越穷越得生孩子。孩子一出生就可以从生产队领到口粮，1毛钱1斤领来的口粮，拿到自由市场至少可以卖2～3倍的价钱。这是超支户搞到现金的最简单的途径。口粮数额按年龄分配，农村使用虚岁，那算法让人费解，明明刚刚出生不到半年的孩子却说两岁，按两岁孩子领粮食。听他们那样报虚岁年龄时心里有过一种虚喜：按孩子年龄的算法，我们下乡的乡龄很快就可以满两年了，满两年就有资格被选调回城了。 
 

即便知道超支户通过生孩子套购生产队的粮食，生产队既没有权利阻止人家生孩子，也不敢断人家的口粮。社会主义饿不死人，供应给每个人口粮是国家规定，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国家只给“优越性”却不给粮钱，超支户享受的粮食福利实际上是由同一生产队的其他社员负担的。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明明可以分到钱却拿不到、或是明明可以多分得一些钱却被拖累得拿不到自己付出的劳动所得。这种现象贫困地区更显著一些，它也是人民公社下的集体化不能激发农民劳动热情的一个原因。这些让人明白了社员们为什么出工集合那么慢，下地走路像怕踩了蚂蚁，收工回家却如猛虎下山。 
 

南寺庄的第3小队最穷，那个队的四个知青都是青年点的第一批老知青，踏实能干如秋芳，从没见过他们随便歇工，但四个人一分钱都没有领到。据说那个队整个就是一个超支队。那天3队的丽敏、志和回来的时候，名生站在门口还奚落他们“俩超支户回来了”，丽敏苦笑了一下。 
 

现在想想奇怪，为什么谁都没有说过自己分了多少钱，秋芳也没有说她领了多少钱。集体宿舍的好友之间无话不谈，甚至连父母的工资都说，为什么没有人谈过自己分红的事呢。也许拿到钱的人不愿刺激没有拿到的，或是拿到的钱有限不值一提。
 

管理员只要人在青年点一天就工作着一天，按规定应该向所在小队报工分，就是说青年点做饭的工钱由6队社员负担。社员们那么辛苦劳动才挣那么点钱，不忍心也不好意思去申报工分。6队给我粮食，却从来没有提及过工分的事情，再也没有给我分过红。6块4是我在南寺庄拿到的第一笔钱，也是最后一笔钱。 
 

8月插队，到阴历年底才挣了6块4，虽然少，毕竟没有倒贴钱,毕竟是我挣到的第一笔钱。虽然是很小的高兴，但很想让为我担忧多年的妈分享到，于是决定用这6块4给妈买点儿什么作纪念。借去买煤的机会逛了县城里的两个百货商店，商店里的东西种类很少，要用6块4买妈那个年龄实用的东西很难。来回走了几趟看遍了玻璃柜台里的东西，最后又绕到最初看上的一条浅驼色的纯毛围巾前，觉得它配妈很合适，可是要8块钱，对我来讲太贵了一些。犹豫了一下，从平时攒的零花钱中拿出来1块6，给妈买了第一件礼物。那条纯毛围巾是上海产的，很厚，颜色也大方。妈说，这么好的东西也就县城能买到，市里的百货店肯定一下就抢光了。 
 

      腊月农民开始准备过年，开始筹措过年用的钱。腊月也是农民做买卖最忙的月份。养猪的人家赶在集市的前一天杀猪，第二天去卖。南寺庄没有集市，要到别的村子或县城去卖。农村的肉新鲜又便宜，知青也在厂里来车的前几天替家里购买年货---猪肉、活鸡。还有人替城里粮食不够吃的亲朋买粮食。那时城里供应的粮食有一半粗粮，经济条件好一点儿的家庭到农村买小麦补充到口粮里，免了吃粗粮。我也帮人买过200斤小麦。 
 

      要买肉到杀猪的人家去称来就行了，买鸡则要自己去找卖主。随便到谁家问一句“有没有要卖的公鸡，老母鸡也行”。农民都不会让主动找上门的顾客失望，总会从自己家院子里正跑着的鸡群里找出一、两只来。 
 

     厂里来车接我们回家过年了。五十多个人挤坐在卡车的前边，买的年货、还有那几只活鸡放在后边。小棉袄上套着棉大衣，还是冷得直打哆嗦。为了不让身上散发的热量逃掉，也为了借点别人的热量，大家挤得更紧了。张开嘴寒风吹得牙疼，可还是在说笑。实在没有话题了，会有谁慰问一句纸箱里面扑打翅膀的公鸡，又挑起一个新的话题，回家的喜悦让一群傻孩子傻笑了一路。 
 

     城市里的机关单位也开始放假了。妈一个人回她保定的“家”去了。1973年姥姥去世后，妈在娘家亲戚们的关怀下嫁给了保定的一个老工人，1975年妈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后，只有大的节假日才回保定去意思一下儿，她们那个本来就没有精神基础的家名存实亡了。还是那样，妈从来不对我们姊妹说什么，我们也从来不问什么，不想问、不敢问、也不知从何问起。长大后多次想跟妈谈谈人生，问问妈在每个阶段是怎样做出那样决定的。妈心中一定有很多隐痛，但她很要强，嘴上更要强，从不说出口。所以，至今没有机会知道她的真正想法。 
 

     热心的邻居责备妈：大过年的，放下那么远回来的孩子，自己走了，真是的……。 
 

     她不知道妈的处境，不知道妈68年---73年期间的困境，也不知道她今天虽不愿再敷衍那个“家”却又怕人家说自己过河拆桥的复杂心境。想替妈解释又怕(或说不好意思)谈及这个话题，只是默默地记住了她对我的关心和好意。
 

    现在才明白，当一个孩子努力去理解／谅解父·母的时候，与生俱来的对父·母的无条件的信赖和依赖就已经发生了质变，心灵上已经产生了距离。
 

    除夕，姐被未来的婆家叫去吃年夜饭了，家里剩我一个人。8月插队住进青年点以后，很少有一个人单独占据房间的时候。没有自己的空间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就没有自己。终于有了自己一个人单独的空间和时间，不用敷衍附和，为所欲为，……。孤独是一种奢侈。虽然也喜欢热闹，但也希望能够时常享受这种奢侈。
 

    自从1967年提出过革命化的春节以后，春节的一些习俗在“破四旧”的活动中渐渐消失，连女孩穿新衣，男孩放鞭炮也变得不理直气壮了。1976年的除夕鞭炮声响得特别早，远处的炮声传到近处就象空中冒的大水泡声，那声波又带起了一大片，噼噼啪啪越近越脆。那年我第一次放炮，放了很多。有人说看农业是否丰收别信统计局的数字去听农村的炮声，收成越好，鞭炮声越多越响。这个定律用在城市就是人们的心情越好炮声就越响，持续的时间也越长。鞭炮声像在张扬多灾多难的1976年过去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爸寄来了我种的葵花籽，勾起了我对锦州的思念，下次放假一定去看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