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长他们到后进队去以后不久，宗师傅带队满一年，回发动机厂去了。接替他的是齐师傅。齐师傅是发动机厂职工食堂的管理员，还有一、两年就该退休了。齐师傅的儿子也是这个青年点的老知青。 
 

当带队干部只要是党员就行。齐师傅是老党员，老得党性都松懈了。他来以后，开会、政治学习之类的事情一概都没有了，青年点也再也没有选过点长，什么委员之类的。他想不起谁的名字时就用“老顾家的大闺女”、“老马家的二小子”、“小那谁”之类的代替。能看出来，谁也不把齐师傅当干部，就是同院住的齐大伯，有时甚至像烦自己父亲啰唆一样做出厌烦他的表情。知青中也没有刻意要追求“进步”的人了，大家都按自己的本色行动。第一次体验到不搞竞争的青年聚在一起竟可以如此其乐融融，青年点更像个“家”了。
 

知青中如果不发生问题，带队干部根本就没事可作。青年点的人从来没有惹过祸，带队干部就在他的小黑屋里养尊处优。和宗师傅一样齐师傅也到供销社食堂去吃饭，不沾我们食堂的边儿。我有时会跑到他面前：“齐师傅、饺子馅怎么拌？”他便捋起袖子把胳膊伸进肉馅里一边拌一边酱油盐大手笔地放一通，那馅果然咸淡适中。 
 

青年点吃饺子也是值得一提的事情。五·一、仲秋、国庆、元旦的时候，青年点都要改善生活。有时觉得大家实在太馋了，该吃一顿了，又能买到肉的时候，也不定期改善。包饺子的时候，食堂准备馅并按每人一斤干面粉和好面。那时学到的原理：馅与面要同体积。知青3～5人一组，到老乡家去借面板、擀面棍什么的，包好以后到食堂煮。女生心细，煮好以后二、四、六、八地数着盛到同伴的碗里，分完以后慢慢吃，一般能吃两三顿。男生煮好饺子后捞到刷干净的洗脸盆里立即开吃，为了能多快稳准地吃，竟有人在眼前摆一盆儿凉水，把热饺子在凉水里沾一下再送到嘴里。男生都是一顿吃完，每次吃完他们都喊“不能低头儿了”(低头就要吐出来了)。 
 

做红烧肉的时候我也请齐师傅帮忙，到底是大食堂的老管家酱油盐的比例、水量掌握得非常准，不像我们几个边尝边加盐或酱油、锅干了发现肉还硬再添水。 
 

齐师傅来以后大队干部来青年点的次数多了。常常看到齐师傅跟他们一起喝酒，每次喝酒之前都在院子里支起三块砖架起小铁锅炒鸡蛋。发动机厂的车来得也频繁了，厂里的“大”干部也坐着小车来，厂里和村里的联系多起来。 
 

也许是齐师傅的提议，那年二队种了很多大葱，收葱的时候厂里来车全买走了。大葱用草绳整齐地打成四方捆后过秤装车，农民捆大葱时一层葱加一铁锨土增加重量。过秤、装车时有厂里看着，队长命令社员“装出轻松的样子”。献力是二队的社员，在拔葱捆葱的行列，农民的小动作看得一清二楚，回到宿舍后她愤怒又难过地说“农民真坏”。 
 

如果说“农民真坏”会惹来众怒的话，最起码可以说“南寺庄的农民真傻”。在这个连柏油路都不通的偏僻村庄，来大卡车买葱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借着发动机厂和齐师傅的关系，建立个好开端，以后还来买葱和其他更多的农作物，收入不就多起来了吗？你加了土，眼下赚了，却堵死了今后的发财路。果然发动机厂以后再也没有来买过任何东西。三十几年前被称为民情尚纯的时代就已经往大葱里拍土了，今天往猪肉里注水，给蔬菜加农药的行为也不足为怪，只能说当年的“坏”和“傻”与时共进了。   

河北的农业两年三熟，但在农民心中最重视的还是小麦。我也盼望见到自己去年播种的小麦。   

11月初树上的最后一片黄叶落下以后，举目望去全是黄土色：黄土地、黄土地里取出来的土盖的土坯房屋、黄土地上踩出来的土路，看不到一点儿绿色，看不到一点儿生机。“荒凉”这个词一定是先人看到这种景色撰出来的。
     最先点缀这黄色世界、给人带来春意的是麦苗。麦种在土里吸足了养分最先钻出地面，给黄土地铺上绿毯。当黄土屋的村落被嫩绿色包围起来时，在身上捂了一冬的大棉袄大棉裤也跟着一件件脱下来，身心一起舒服轻松起来。   

我盼着看麦苗还有一个原因。一年前(1976年)的春天我还在锦州上中学参加批林批孔。批孔运用了讲故事的手法，学校要求每个人站在讲台上讲一个故事。讲什么？讲孔子如何愚蠢的故事。我们这批人没有上过历史课，或说历史课和政治课合二而一了。不怕你们笑话，那时根本不知道孔子有思想家教育家的头衔。学年整个在10年文革中度过的一代，倒是觉察出“凡是让批判的都不一定是真正的坏人”。让一群没有文化的孩子挨着个儿上讲台讲孔子愚蠢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件愚蠢得不能再愚蠢的事情。老师发油印资料，书店卖批孔的故事书。我那帮同学记性好，2011年夏天见面时还有人提起“那谁，你讲孔子时还学猪的声音、啊哈哈哈”。 
 

很多故事中，我就记住了孔子周游列国时路上肚子饿了，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狼狈地奔向麦地，以为那是韭菜，拔了就往嘴里放。那以后一直想：韭菜麦苗真那么难分？在辽宁上学的孩子没有机会看到麦苗，也没抱有过什么疑问。麦苗长到韭菜那么高的时候，我蹲在田里拔了一棵，端详了半天，又用鼻子反复闻了闻，发现再蠢也能分得清楚。幸亏上学时我不知道这么容易分辨，不然又要说出不合政治时宜的话来。
 

盼麦收的另一个理由是想快点参与割麦。电影上出现的农民挥着镰刀在空中画个弧割下一行麦的动作实在太帅。   

看着变黄的麦穗，献力说：看到它们我就发愁，又到了该受罪的时候了。   

经历过秋收了，知道收获季节的艰辛。从献力的表情和话语中感到麦收将会更艰巨。各行各业都有术语，开始收麦叫“开镰”。开镰的日子由公社决定，一般是6月初，全公社同时行动。   

每天晚上，知青们都在宿舍里热闹到困倦才上床睡觉。开镰的前一天晚上，都早早地睡下了。睡之前把草帽、镰刀放在一起，以备早上听到钟声拿起来就走。那气氛秋收时没有见过。   

每年从这个季节开始出早工。天还没亮各生产队的钟就敲起来了，知青们穿好衣服，脸都不洗就往外走。   

没有直接参加麦收，为奔波大家的吃食跑在各个小队之间，看到了整个麦收的过程。   

割麦要比割玉米辛苦得多，割玉米起码可以站着往前走，割麦要猫着腰往前走，那速度一点儿也不比站着走慢。电影里看到的镰刀在空中画弧，那弧画得越大，一刀割下来的小麦就越多，迈的步子就越大。割麦时实行包干制，每个壮劳力分给二亩地，从割麦到把麦运到打谷场全都承包给一个人。农民家里的老少都来帮忙，知青只有自己互相帮。
      割麦费力，往场院运更费力。绳子在农村是万能的工具，一条绳子对折后拉开一定的距离摆在地上，然后往绳子上码小麦，不用追求整齐，只要让麦秸参差互相咬住，移动时就不会散。绳子捆起的麦捆都有一人多高，往肩上扛的时候，吃力得都要咧一下嘴，抽动一下脸上的肌肉。背起的麦捆像一个小山丘，田野里无数个麦丘慢慢地向打谷场蠕动。看到这场景再次想到农民付出的体力总是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成反比。 

队里有经验的壮劳力都集中在打谷场。驴马骡戴上眼罩拉着村里最大级别的石滚子在麦秸上转圈跑，平时赶车的人拽着系在马脖子上的绳子适当地移动着。石磙把麦秸麦穗都轧碎以后，壮男子们用木锨把它们高高地扬向空中，麦粒垂直落下，麦秸麦皮在空中弧线形飘开落地。落下来的这些还要再向空中扬一两次。第一次扬场落下来的麦子最好，叫头场麦，以后的就叫二场麦、三场麦。要是刮点风就叫“天时”了，要是一直不下雨就叫“天公作美”了。至于“人和”更是必须的了，平时不和的人这时也得“和”，中小学放一周“麦收假”，下地拾麦穗，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平时光着上身站在街头带孩子的妇女，也都带着孩子下地了。 
 

1977年6月麦收还是在不用一度电的原始方法中进行的。 
 

不过，那期间打谷场有电，公社的广播站按时播送，早晨那场广播简直就是再次催人起床的钟声，公社的播音员用浓重的赵县话说出“南寺庄广播站”时，躺在床上累得起不来的知青就模仿着那语调气急败坏地发泄一句“南寺庄王八蛋”。 
 

麦收前，我忙着为青年点借粮食。知青540斤口粮中小麦占50%，小麦的出粉率在85%，就是说每人每年分得230斤面粉。青年点没有余粮，分麦吃麦，分玉米吃玉米。6月领到小麦后一直在农忙期，饭量最大的时期，加上馒头·面条顺嗓子，吃得更多。到秋收的时候小麦就快吃完了。去年秋收最累的时候我和秋芳在田头啃的玉米面饼子，跟农民们吃的馒头烙饼相比，显得特别可怜。想让同伴们在最辛苦的时候吃上馒头，我到比较熟悉的小队去借小麦。到哪个队会计都支支吾吾说做不了主，看得出来他们不想借给黄毛丫头。沮丧之中想到了牛叔，他是村党委负责知青问题的，想借点好粮食吃也应该算问题。
 

“嗯…、反正开镰的时候要给大伙吃馒头，牛叔给想个办法吧”。   

牛叔经不住我磨，带着我去了两个小队，终于借来了几百斤小麦。“穷主妇”高兴得快蹦起来了，两个帮厨的也捋胳膊挽袖子准备发面，三人的高兴劲让黑黢黢的小厨房都变亮堂了。   

麦收劳动强度大，但要比秋收结束的快，两个星期就收拾干净了。   

我盼麦收，也盼麦收后的假期。这个假期我要回锦州去看爸。想了好几种见到爸的情景，最后决定不告诉爸回去的日期，给爸一个“突然袭击”，就像平时放学一样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