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知道我家要搬到31号院的时候，我还没有进院子就哭了，那天晚上爸为了哄我高兴背着我量屋子的进深，然后说：“一步半。记住咱们这屋子一步半，将来你写书的时候把它写上”。直到离开锦州我和爸一直住在这一步半的房间。如果那时没有搬到这个院子的话，对前五里营子的回忆也许不会这么丰富。  
 

        如果用我在学校学到的起绰号的本领给31号院起个绰号的话，它是名副其实的“鳏寡院”。31号共有5户人家，房东老婆早逝，他跟母亲和儿女住北面的4间大屋，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年纪。东西厢房是对面屋结构，都是一步半的房间。我家住西屋，对面屋寡母带跟我同岁的女儿，他大儿子—杜猴子离婚后搬出去了。不知这寡母的姓名，人们都叫她杜猴子妈，那女儿当然也是杜猴子妹了。东屋的两户，蔺女士30岁左右忍受不了丈夫的家暴，离婚后带着一个学龄前的女儿。她的对面屋是孔家，只有孔家全户，有夫有妻有儿有女。孔家丈夫在工厂当炊事员，那工厂搬到三线，据说在赤峰一带，一年回来一次半次，孔家实质上是寡母带4个孩子过日子。院子里 除了孔家是市民以外，其余4户全是农民。

         我不愿意搬进这个院子是因为它在这个区域太有名。杜猴子的“流氓事件”太多；孔家两个儿子爱打架造事端，孔家妈妈护犊子有名。1969年是政治上最昏暗的时候，与这样的人家为邻，挨了欺负都没有地方讲理，我从心里惧怕。 

        孔家4个孩子，上面两个男孩，老大比我大3岁，小名就叫老大；老二比我大一点点却比我年级低，小名叫孔二；老三是个女儿比我小两岁，叫二丫；老四也是男孩，叫小三。孔家妈妈人高马大，心直口快。人们背地里称她孔大娘们，我搬进去的那天她就叫我去她家玩儿，后来干脆把我当自己家孩子划为要护的范围内，一起度过的几年中，我哭她也哭，我笑她也笑。 
 

        那时我几乎长在她家，一步半的房间孩子们回来了都得上炕，除了吃饭睡觉孩子们差不多都在外边跑着。孔家5点左右就吃晚饭，我常在她家等爸收工回来。她家吃饭的时候在炕上放个小桌，夏天多是吃生蔬菜沾大酱。锦州人什么材料都能用来炸酱：茄子酱、豆腐酱、鸡蛋酱，最具特色的要属炸鱼酱了，把新鲜的小杂鱼连头带尾放在锅里炒熟后放上大酱炖一会儿。孔家孩子用筷子“唰唰唰”地往嘴里扒水饭(煮熟的高粱米饭捞到凉水里)，然后放下筷子用手拿生菜沾酱，吃饭时总是这样交替着用双手，吃葱或野蒜沾酱时嘴辣得“咝哈咝哈”的，仍不停地吃，扒水饭的速度更快。看他们吃饭真香。 
 

        在她家玩儿时总跟上面的两个儿子争论什么，多是我赢，孔大妈在一旁笑。孔大妈夫妇都不识字，上小学6年级的大儿子是她家最大的知识分子，一次他早上给他爸寄了信，下午就听见邮递员喊“孔向林”，他家寄出的信、寄来的信都写他爸的名字。他高兴地跑出去，一边跑一边喊“妈、爸来信啦！咱的信跟爸的走差了”，可一看信他傻了眼：自己早上寄出的信怎么回来了。 
 

        我告诉他：信封的地址写反了，竖着用的信封，收信人地址写右边，寄信人的写左边稍低一些的位置。 
 

       “你咋知道的？”说这话时满脸不高兴，也许是对邮局不满，也许是觉得丢了面子。这能打架的哥俩每天嘴里吐出的脏话跟吃进去的饭差不多，但是他俩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个脏字，那么多年真不容易。
 

孔大妈是市民，完全可以和院子里的人没有任何瓜葛地生活，可她总要跟人瓜葛，打抱不平。她跟杜猴子妈像是天敌，两人有机会就较量一番。夏天孔大妈买了件胸前印着花的背心，杜猴子妈见了阴阳怪气地说“越活越俏了啊”。杜猴子妈一炒菜，孔大妈或她的孩子就喊“谁家爎猪毛啦！”杜猴子妈的妹妹、妹夫在锦州皮革厂工作，那是当时最有油水的工厂----加工皮革时挤出的动物油收集起来分给职工。杜猴子妈有时能从妹妹那里要来一些。不是孔家嘴损，“爎猪毛”的比喻非常形象，杜猴子家炒菜时全院都漂着焦糊的猪毛味儿。

      孔大妈不工作，每天下午盘腿坐在炕上看着窗外，看到自己家孩子回来就裂开嘴笑，看见我回来也露出同样的笑脸。搬进那里的第一个夏天，她教我在窗前种葫芦，说是既可以做菜，晒干后还可以作水瓢。听她指挥，我种了3年，葫芦嫩的时候很好吃，有粉皮的口感。有一年春天别人给了我几粒毛嗑儿种子，那年开始我们改种毛嗑儿了。听说葵花是从老毛子(苏联)那里传来的，所以东北人叫它毛嗑儿。 
 

加入到孔家兄弟里，有孔大妈护着，孤独感减少了很多，有他们壮胆，还干过两件大事。
 

(1) 当了“批发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家的孩子更早当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商品化经济落后是农村的一大特点，前五里营子也不例外。但是生产队每天都要卖菜，自留地里生产的土豆、芥菜也要及时卖掉，所以这里的孩子经济头脑很强，很会作小买卖。刚刚会数1分、2分钱的时候就开始卖糖稀了，学了加减法以后就可以帮着家里人卖菜了。 
 

     爸从来不让我卖菜，我也没有自觉性，白天玩儿，晚饭后还要跟孩子们玩儿一会儿捉迷藏什么的，等到谁家妈妈喊“都几点了，还不回来？”才回家，那时爸也洗完衣服、预备好洗澡水了。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堆在家里的那些土豆实在占地方，爸利用早晚时间卖太慢，就跟孔大妈商量自己想去卖。孔大妈说“我借给你称，让二丫陪着你”。没有这两个基本条件，我不敢去，孔大妈真理解我。 
 

     下午4点— 6点，周围工厂下班，是卖土豆的黄金时段。二丫拿着称，我用小筐挎了几斤最大的土豆来到合作社对面的道边时，已经有大人、孩子在那里卖了，好地方早就被他们占了，我和二丫在最靠边地方坐下等客人。是胆小还是虚荣，我几乎不敢抬头，别的孩子在那里喊叫，有买主去他们那里问价，伸手翻他们筐里的土豆，我们这里根本无人问津。二丫同情地看着我，我不怕没有客人，就怕二丫烦了不陪我了。 
 

          在那儿发现了他们卖土豆的技巧：表面放大土豆，大的挑完了，买主和卖主为土豆的大小、价钱争执一会儿后降一次价。她们每个等级的筐都是这样装，都是这样卖。爸收了土豆以后也按大小分了类，我拿的都是最大的最好的。
 

     终于有个少妇来我这儿问价了。她上下翻了翻筐里的土豆，抬起头来喊“小李子，到这嘎儿来”，随着她的声音，还跟过来几个人。 
 

     “一毛二分五，我俩全买了，行吗？”最好的土豆1斤一毛三，她要求降0.5分。  

        我点了点头。  

        一起跟过来的几个人中，一个中年男子看看我的脸再看看筐，怀疑地问我：“这是你家的土豆？”  

        我点了点头。  

       “家里还有吗？”  

        我又点了点头儿。 

       “那你带我们到你家去买，行不？”  

        我点了点头儿，开始带他们往我家走。二丫拿称，我拿空筐，我俩走在前面，不知道后面跟了多少人，从自行车声，说话声中感觉人不少。  

        到了我家，他们看着已经分好类的土豆顺次要求降0.5分，我也点了头。只见他们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大口袋，几十斤地买。那时家家粮食不够吃，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更是不够吃，土豆里面有淀粉，人们像买红薯那样买土豆，补充粮食的不足。这种需求观，搞得我到至今仍不认为土豆是菜，因为家里种过，更觉得不是该花钱买的菜，所以土豆上菜桌的时候很少。  

        爸回来的时候，土豆堆没有了，连土豆上落下来的土我都打扫干净了。爸很惊讶。我胆怯地拿出卖土豆的钱给爸：“这是26块8毛3，二丫一直陪着我，我给她买了根冰棍，小三在旁边，也给他了买一根”。
       “作得对，作得对”爸连声说。  

        没经爸允许，我把所有的土豆都给降价卖掉，心里很害怕。爸听了我的担心后，给我讲了批发的原理，最后说：“从消耗的体力、时间上看一点儿也没有贱卖，要是遇到工人纠察队，那就连本儿都没有了”。  

        爸喜怒哀乐从不颜表，那天能看出来他格外高兴，高兴得要跟谁讲什么的样子，晚饭后就到奶奶家去了。那以后，夏天的土豆，秋天的芥菜都是这样，不出门就有人找到家里来买的。每次卖完我都给二丫、小三买冰棍。孔大爷一个人的工资养着两地6口人，孔大妈很少给孩子买冰棍或其他零食。
      孔大妈夸我创了前五里营子的奇迹。大概别人家不舍得降价，才不把客人带到家里一次性处理的吧。
       那是我小学4年级时因为胆小偶然发现的卖土豆方法。

 (2) 吵架

   “鳏寡院”的孩子们每天无拘无束地玩儿着闹着，大人却活得很拘谨。爸在院里跟谁都不说话，孔家孩子会“张叔这”、“张叔那”地问，爸也会耐心地给他们讲，但是遇到大人，爸顶多点一下头。

     5年级时我发高烧躺在家里，孔大妈想看我，急得在我家窗前来回打转。那次不知什么原因高烧不退昏睡了好几天，终于孔大妈忍不住推门要进，爸还是没有让她进来，她只在门缝看了看我，跟爸讲了一些该注意的事情。

     所以，每月交电费、谁家丧事交香钱什么的，都是我替爸去交。慢慢地也就有了一家之主的责任感。

     杜猴子妈从自己的妈那里要来了一只母鸡，冬天养在她的一步半的房间里。开春了，她也受不了那气味，竟把鸡笼挪到共同使用的外间屋，虽说放在她家那一边，可气味是在空间乱串的。我想找她家抗议，爸手打着拍子让我“忍、忍、忍”。我也知道，我家是来改造的，不是来争取平等生活权的，理解爸说的“忍”的意思。也就“忍”了。

      一天下午放学回来，那母鸡从笼子里出来，在外间屋大摇大摆地散步，再看我家锅盖上有一摊鸡屎。屎可忍，孰不可忍!?

    “哎，你出来看看！”那天天气很好，杜猴子妈不知为什么没有出工，在家里歇着。人在家，不管鸡，更不能容忍。

   “啥事呀？我也该让你这么叫”，话里充满了蔑视。

   “把你家的鸡关好，把我家锅盖洗干净”。

   “鸡干的事儿，和我有啥关系？鸡搁哪儿拉屎，人咋知道?”杜猴子妈耍无赖。

   “鸡不知道事，你知道事不?! 鸡不是人，你是人不?! 缺德！”最后我骂了一句。

   “真邪乎，四类分子的孩子也敢欺负人啦！”她故意大声嚷。

     她说的是我最怕听到的话，那是1972年初夏，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纲”绷得还很紧的时候。她想用这句话压服我，反倒刺激了我：“你少说用不着的，不洗干净，今天我就不让你做成饭！”

     听到吵架声，一群孩子来看热闹，他们看看锅盖说：“喎、真恶心”、“杜猴子妈欺负小孩儿啦!”

     杜猴子妈干脆锁上门出去了。没过几分钟把自己的妈和女儿找来，三人站在门口与我对峙，我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院子中央。 

      “反正你得给我家洗干净！”
 

      “怪不得上边说，阶级敌人被打倒了也不死心，老想向无产阶级政权挑战，这么点儿的小丫头就这么凶，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啥？现在是无产阶级政权，你别想向以前那样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她用当时最流行的词欺负我。
 

       “少说没用的，你才违反爱国卫生运动的方针呢”，我也不示弱。
 

        太阳快落山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特别怕爸看到这个场面，想在爸回来之前结束战斗，嘴里却说：“告诉你，今天我也不做饭了，你要是不给我洗干净，你家也别想吃饭！”
 

        事情正是发生小学老师骂我“戴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的前后，难道我真的很顽固？还是她们欺人太甚？
 

        听了我的最后通牒，杜猴子妈气乎乎地说：“知道你是啥不？还想剥夺贫下中农吃饭的权利？”一边说一边走出了院子。
 

         过了一会儿，二丫在我耳边说“你爸回来了”，她最知道我担心的事情。 

         杜猴子妈叫来了治保会副主任杨宝琴，爸跟她们几乎同时走进院子。孔二跟人打架，经常招来一堆人堵在门口，爸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事主竟是自己的女儿。

     “让开、让开”杨宝琴拨开众人往里走。杜猴子妈受了委屈似地跟在后面。

     “新力没错儿！”二凤在杨宝琴背后喊。“就是、就是，没错儿”、“在外屋养鸡不对”，别的孩子也跟着喊。

      二凤家重视教育，到了能干活的年龄也没有回生产队干活，还在继续读书，而且学习很好，这条街的人都高看她一眼，孔大妈喊“新力没错儿”都不如她有力。 

         没几分钟，杨宝琴出来了，轰走了众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我不敢回家，躲到了孔大妈家里。杜猴子妈、杨宝琴我都不怕，就怕我爸。爸不允许我骂人，不允许我大声吵嚷，经常说“吵架毁坏自己的形象”、“对方越卑劣越显得你没有水平”，爸要是像别人家那样骂一顿、打一顿倒也痛快，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教，说得你无法反抗，无地自容。我本来胆小，加上爸的管教，成了村里人都夸的规矩孩子。村里人的夸奖又成了爸的自豪。
 

          刚才我还那么雄辩，到了孔大妈家马上像泄了气的皮球。孔二幸灾乐祸地说“等着吧你，看今晚上张叔收拾你不”，说完迈着将军步出去玩儿了。老大朝他骂了一句什么。这点儿事，对他来说算个屁！
 

         爸终于出来向孔家窗户招手，示意叫我回去。等着我的不知是怎样的训斥，孔大妈担心地目送我出去。
 

           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饭菜，爸还在外屋收拾着什么，我不敢坐，低头站在那儿等爸训我。 
    爸从外屋进来对我说：“打得好！让她知道咱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我惊讶地瞪大眼睛，爸不再解释什么，只说“饿了吧，快吃吧”。
 

吃饭时爸告诉我，杨宝琴让杜猴子妈注意外屋的卫生，让爸管好孩子。知道我没给爸带来大麻烦，心里轻松了许多，最后一口饭还没有嚼完，我就跑出去了。有人惦记着我呢。
   
    “知道啦、知道啦、从脚步声我就听出来了，没有挨说，是吧?”孔大妈的眼角聚满了笑纹。
 

那个时期、那个地方，有一个为我担忧，为我高兴的大妈，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甜滋滋的。爸常说“别忘了去看看你孔大妈，那时她添补了你心中的空缺，给了你不少安慰”。
 

那以后杜猴子妈遭殃了，“王八蛋操的，不是人。跟那么点儿小孩吵架还找治保会”、“臭王八犊子，你缺德不，弄个他妈个鸡欺负人”，孔大妈有空就朝她骂几句。不久，她把那只鸡还给她妈了。
 

           想起杜猴子妈那天仗势欺人的样子我就生气，爸却说她不太坏。因为她负责监视我家，她没有无中生有地汇报过。爸已经被改造成了阿Q，已经不会争取自己的权利了。 

      社会最底层的人善良，因为他们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生存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同样，社会最底层也有残忍阴狠的人，因为在他终于站在人之上，有机会欺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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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孩子都会长大，31号院的孩子们也长大了。 

孔家老大早就到了该下乡的年龄，还泡在家里。街道办事处常来动员他下乡，每次都被孔大妈骂走：“你少跟我废话，回去好好学习学习，毛主席是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儿子根本不认几个字，没知识。不信你拿个啥来让他念念，念出来了，你带他走，念不出来，你就别老来跟我扯犊子了”。
 

怪不得孔家老大升中学后就没有上过学，原来是这么想的。他最终也没有下乡，佩服孔大妈的智慧和勇气。
 

孔二，沾了批林批孔的光，得了“孔老二”这么个文化人的名字，享用到今天。
 

我离开学校快三个星期了，还在锦州晃来晃去，妈来信催了。唐山大地震，京哈铁路中断，我要坐的火车绕道赤峰、承德到北京。这次不是夜车。
 

我和爸默默地随着队伍移向检票口，爸终于说话了：“你种的向日葵，我晒干收好，等谁去石家庄的时候给你带去”。

       我那是祈盼自己也能像向日葵那样早日见到阳光才年复一年地种下来的，可我却越来越走向背阴。

        31号院，孔家窗前残缺的盆罐里开着的“死不了”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花，两家空地上高过屋檐的向日葵偏在这时在眼前晃；“你走了，你爸靠什么支撑着活下去呀”，孔大妈的话偏在这时在耳边响。 

      曾经每天都想离开，没想到会是这样离开。 

        锦州，八年的岁月    (1968年5月—1976年8月)   让我饱浸了辛酸，也让我沐浴了平凡人的非凡的爱。


   
  
第3章 华北平原的青年点       (1)暖瓶·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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