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若是在30多年前，以上所引的就必须用黑体字印刷，因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一段文字。从毛泽东的经历来看，他的这段讲话是他真实感情的表露。他的这种想法为建国后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埋下了伏笔。毛泽东第一次谈论知识分子是在1939年国难当头的时候。在纪念五四运动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一事无成。”12月，毛泽东又说：“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为往往是动摇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有了认识，但同时他又指出重要性的附加条件。在12月1日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决定，名字就叫《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这个决定里，他共分四条来谈论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仅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而且要让他们参军，让他们参加政府的工作。同时，“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这一原则很难掌握，稍有差池就有可能滥杀无辜。毛泽东之所以说要吸收知识分子，而且要大量吸收，是因为要最大限度地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日本鬼子。知识分子的介入可以对在全民中普及这种认识、形成一股有效的战斗力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在当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吸收知识分子实在是提高革命的水平和革命的效率的好办法。但凡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被中国老百姓丑化为一代奸雄的曹操也认识到这一点。《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用，则齐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二十二年令中又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敢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志，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对知识分子的渴求已到了对礼法弃之不顾的地步了。到了1942年，毛泽东在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时，口气发生了很大变化。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说：“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道理，就是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知识分子在当时四万万中国人中占多大的比例？现在由于缺乏准确的数据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盲和半文盲在总人口中要占到半数以上。试想，在这些人的眼里，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知识分子跟人群中的其他分子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在说话的时候爱引经据典，他们好为人师、他们忧国忧民、他们深信，在教育救国的重任里，只有他们是最重要的承担者；他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使他们耻于与之为伍；他们往往扮演爱国者的角色而向统治者死谏；他们对社会采取的批判姿态很容易惹恼统治者。这些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通病，在旁人看来这种通病很容易被理解为“有臭架子”、“爱翘尾巴”。知识分子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他们的厄运招致了理所当然的必然性。从1944年到1949年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精力主要放在打日本鬼子以及跟国民党做最后的斗争和新中国成立的设想上，对知识分子问题尚无暇顾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建立一个新国家、抗美援朝、及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拥护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识上来，也曾一度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敲打。行文至此，我觉得有必要先搞清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喜欢用阶级的观念划分人类的毛泽东那里，知识分子究竟指什么样的人。在词典里“知识分子”一词是这样解释的：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但在毛泽东的词典里知识分子的概念似乎是：旧时学校毕业（程度？按当时的历史条件应该定义为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化），以脑力劳动谋生（包括教师、文人、翻译人员、编辑等等）的人。在毛泽东那里从来没有纯粹的知识分子，有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为在不发达的旧中国，能供得起孩子上学和出国留学的肯定都是些有产阶级，即便你是一个农民你也会在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学校”里受教育。被毛泽东极力推崇的工人和农民，受教育的可能性非常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仅需要改造，而且恰好是农民领袖深恶痛绝的人。毛泽东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在感情的立场上他更倾向于农民。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专门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章节。他说：“广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满足。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还说：“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至此，毛泽东重新考虑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并付诸实施。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有个绰号叫“臭老九”，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旧时的中国有一种说法：一流皇帝二流官，三僧四道五流医，六工七匠八娼妓，九流书生十乞丐。知识分子被划到妓女的后面。“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歧视由来已久。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口气就已经非常严厉了。他说：“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是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越自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把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放在一起，其中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尚不清楚，也许毛泽东觉得以靠剥削生活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寄生的，所以都需要改造。在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了右派的最主要的构成。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还说：“智慧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这番连讽刺带挖苦的话是后来在文革中提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的最强有力的支持。想想看吧，在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上述的话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就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阐述了精彩的“皮毛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至于毛泽东为何瞧不起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谜，他或许更多地从统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老子就说过：“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的话，他因此提出了“绝圣弃智”的命题。遗憾的是他从没有实现过他的政治理想。就在这篇文章写就数年后，作者看到了一则资料。1918年的夏天，毛泽东从湖南的乡下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园。事隔多年以后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向朋友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必须马上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是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寻找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见《人物纪实•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代国学大师的世纪人生》，转引自《北京晚报》2008年8月2日3日）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写道：“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通过这段文字我们或许可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反复地说，对一个青年人来说，这种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从毛泽东的论述中，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命运应该有个预感。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毛泽东的话成了最高指示，成了指导人们思想与行动的准则，成了形成人们好恶的标准，他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都可能成为具有法律效应的条款。在毛泽东那里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就可能变成全民对知识分子的仇恨甚至迫害。对知识分子的仇恨，使我们的十年的教育为之瘫痪，交白卷的白痴居然成了官方认可的英雄，反潮流的小将成了学生们竞相模仿的“明星”。无知和愚昧再一次成了我们这个落后民族的命运的主宰。现在是该清算这笔账的时候了。对知识分子的仇恨与迫害，使我们原本就已十分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等我们清醒地看世界时，才发现我们不仅仅在载人航天技术、计算机等尖端学科上落后于人，而且在物理、化学、医学、生物等一些基础学科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就连一些社会科学诸如文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也缺乏建树。在科学的殿堂里，中国人再一次充当了小学生，这个学费交得实在太昂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