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了多年的生活再次变得复杂。

对于这一位在她29年的生命里从来没有音讯、更谈不上曾尽过任何父亲责任的人，她却无法拒绝。
很多的疑团 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似乎都有了答案。为什么当初西安爸将她送人？为什么姑姑会说“周家的孩子都是大眼睛双眼皮儿”？为什么西安爸爸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点也不 亲热？为什么养父会说，“当初周家说，‘孩子不是我的骨血，我不要’”？
载渭寄来的年轻时的照片和她最近的身份证照片非常地相象。

这一切，让 她不得不相信，原来这才是自己的父亲。

对于西安爸爸和哥哥、还有大伯一家，她却如法去求证。15年来，他们给她的，是另一种亲情。这亲情可能是建 立在周家对真相的错误判断之上，但是已经发生、已经付出的，无法逆转。她无法预计，如果她去问西安爸爸这个问题，会是怎样的结果。复合的伤疤将被无情地揭 开，她不再是他的女儿，这么多年的亲情如何了断？她深爱的伯伯、伯妈和堂哥不再是她的伯伯、伯妈和堂哥，这一种失落她如何承受？
也许，不要去问确 实是最佳方案。
于是她将这事瞒着周家，就象这么多年，对养父母只字不提与周家的来往一样。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这么善于隐瞒，到情报局工 作可能都可以胜任了。
有时候，她希望，自己可以不必这样，可以不必背负如此多的秘密，可以不用这么累。

然而，到底谁是她的父亲，她并不能 百分之一百地确定。

载渭很确定她是他的女儿，提出来如果她认为需要，可以去做亲子鉴定。她不置可否。是因为真相已经一目了然，让她觉得没必要，还 是因为她害怕确认真相？也许两者都有。忽然之间她成了一个私生女这件事，令她感到非常羞耻。

怀着复杂的心情，她给载渭打了电话。不知道如何称呼 他，却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亲近感。

载渭和她的母亲是文革时在铜川认识的。她的母亲看到载渭张贴在铜川火车站的小字报，爱慕他的才气，写信给他，两个 反革命就这样认识了。载渭说母亲漂亮又多才多义，他们很快就相爱了。
她的母亲怀了她以后，他们还一起去爬过华山。载渭说这就相当于她也是爬过华山 的人了。
她出生后，载渭去医院看望过母亲和她。载渭说，那时她一双健壮的小腿儿和他这个父亲的一摸一样。
她的母亲想将这事告诉自己的丈 夫，并要求离婚。载渭不同意，说两个反革命，前景未卜，又各自已婚。各自离婚再结婚，似乎是很不现实的事情。
可是她的母亲还是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并提出离婚，丈夫却不同意。
她的母亲去世的时候，载渭被关在自己在铜川单位的牛棚里，听到消息后捎信给家里，要求自己的妻子去抱养她。她的妻子去了（她想，这位妻子真是一位伟大的妻子，伟大的母亲），但是他们晚 了一步，西安爸爸已经把她送给了养父母一家。

1970年，载渭作为政治犯，被关进了监狱，无期徒刑。

1980年，载渭平反后出狱，开始找她。

多年以后载渭找到西安爸爸那里，被告之她在花花公子商店工作。可是载渭无论如何找不到这花花公子商店在哪里。载渭在电话里说这话的时候很认 真，她忽然很想笑，但是觉得不合适，极力忍住了。她觉得这位老先生还真够天真的，西安爸爸说这话，分明是在影射他破坏别人家庭，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花花公 子。而他还真当真了。

载渭在电话里告诉她说，她有个弟弟，叫崇明，也在深圳，希望她能给弟弟打个电话。她觉得很为难，可是又很好奇。第二天，她鼓 足勇气打了个电话给崇明，“小明，我是姐姐，爸爸让我给你打个电话。我也在深圳，有机会我们见个面吧？”
崇明在电话里很惊讶，显然他的父亲并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他丝毫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姐姐。
那一天下班后，在一家元绿寿司店，他们见面了。一起来的，还有崇明的妻子欣。
崇明很激动，显然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
问起来，崇明比她小6个月，这个简单的事实让他们更加倍受打击，一时都尴尬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欣忍不住说：“象你爸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结婚。”
崇明听了生气地打断她说：“你懂个屁。我爸这样的人，不能用世俗的标准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