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版的“皇”“宰”争霸一瞥
——毛周为保住自己的皇宰地位奋斗终生
看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成稿后，被删除部分的回忆，岂能不顿生感慨。比如，第二小节《毛泽东说：大乱才能大治》一节的后大半段揭秘：【 “每到月中，毛泽东有个习惯，要查看上个月开支多少。为此，汪东兴每月初都做好一本假账给主席看，为什么呢？汪东兴说：这是政治、大政治。如果按主席开支照实上账单，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如：缝补衬衣袖口、领子的账单列出六角五分，织补毛料衣裤列出一元五角，是按当时市面上价格报的。但，主席是指定要送上海锦江饭店织补的，要有专人乘专机送上海，再由专机接返。主席要吃武昌鱼、钱塘江鱼、太湖鱼，冬天由专机运载返京，鱼按市面价记在给主席的账单上，交通运费算入中央办公厅开支。主席抽烟，一包成本要十二元，账单上按中华牌每包五角六分计。】像这样的真实情节，除了毛身边的人，还能有几人知道？不在毛身边的亿万毛粉千万毛左们有多少人知道毛享有如此惊人的特权？善良的国人终于看到了什么是特权、什么是超特权。
原来毛的清廉神话是靠金粉涂抹的。这种真相一经暴露，毛神的脸上的金粉，岂能不哗哗落下？让顶礼膜拜的亿万神州人情何以堪？让誓死捍卫“毛太祖”（注）光辉形象的毛左毛粉们情何以堪？古代皇帝能够有这种特权和超特权是公开的，是明目张胆的，是天经地义的，老百姓没二话可说。但是现代版的“皇上”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与老百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并要坚决废除特权和超特权的无产阶级领袖啊！对于毛的特权和超特权，毛的大管家说，“这是政治、大政治”。汪东兴不过给毛的廉洁披上现代版皇帝的新衣。不过不让皇帝走出皇宫。宫廷里对皇帝新衣司空见惯，也不可能有说破皇帝新衣的小孩。
再看第三小节《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尴尬场面》
“1969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请了付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汪东兴、张玉凤、张耀祠。主席说：开个常委会、短会，再加插开个党小组会。主席拿出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送他的两瓶威士忌，开了请大家喝，席间主席要先敬周恩来一杯，周连连说：不敢不敢。主席却说：恩来，你敢，不是你竭力推荐刘少奇接班、刘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让我退居二线，回家乡养老。周又连连说：我有罪、有罪，请主席宽恕、宽恕。林彪举杯以祝主席万寿无疆，化解了窘迫场面。毛又说：恩来对润之有气，但没有野心，党内能搞宫廷政变的一人就是中国赫鲁晓夫。”看过这段毛周对话和举止，有思考能力的人，能没有感想或看法乃至评议吗？作为“皇上”的暴君整人何其有方，作为“宰相”的奴才忍辱何其有术啊。汪大管家的奴才相面对“宰相”的奴才相，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恰恰是这一戏剧性情节激起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缘由。
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不仅性格迥然不同，早期革命的经历和发迹过程也截然不同。周恩来等一批革命元老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餐，还西装革履过。毕竟掉渣的土气少了许多。多少见过一点西方文明的一面，但这绝不是他们回国要宣扬的东西。因为共产革命要摧毁旧世界，其中就包含旧世界文明的一面，列宁的“十月革命”就是率先这么干的。列宁和斯大林把十月革命输出到东方神州大地，产生了比“十月革命”摧毁力更大的效果，从1947年到1952年的土改运动整死不仅地主还有相当一部分富农。有的中农也被吊打、没收他们的财产。到底整死多少人？网上有数据的文章都被删去了。
据网文载，周留学期间先到法国后准备到英国留学，因病耽搁下来但还是去了英国，但英国生活费用太高，不得已又返回法国。周在英国看到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众多的变化，使欧洲的劳工运动得到了发展、壮大。劳工问题对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些欧洲工人要求不加拖延地采纳苏俄的制度，另一些则倾向要通过渐进的途径。“周解释说：“我不能置身于这场辩论之外。”他还写道：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对我们的国家关系重大”。在中国，罢工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铜板，而工人们就像机器一样被人使用着，一点也没意识到社会的其他成员实际上已在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这些“迟钝的大众”。英国工人领取的工资相当于中国工人工资的30倍。”】他在法写过一些时评类，主要是工人运动、民族解放斗争及留学生等情况的文章，发表在天主教办的《益世报》上。生活上还靠一些华人华侨接济。
网文对周在法国情况还有这样一段描写：【尽管周恩来正在坚定地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变，但他还是表现出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一次，他穿上他(或是一位朋友的)最好的衣服，外出划船游玩，还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未经他要求就被加洗成彩色照片，但他相当喜欢加彩的效果，并把这张照片印到明信片上，马上寄给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其中一张寄给了在京都的老朋友吴，上面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巴黎的妇女也是美丽的！”在背面还写着：“这儿有如此众多的朋友，有如此怡人的风景，难道你不向往吗？”但他很快意识到作为一名革命者，广泛散发自己的照片是很不明智的。】
网文还介绍说周还在德国住了一年：“周恩来现在成为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了。他经常为此而四处奔波。1922年3月初，他第一次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他在柏林住了将近一年。有人说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说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处漂亮的住所，月租金为12美元。”“根据一个来自四川的讲德语的中国学生的说法，周恩来住在柏林时，房东的女儿爱上了他。她曾睁着圆圆的大眼睛告诉这位四川同学，尽管周预付了一年房租，但他只是偶尔住在那儿。另一位中国学生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1922年夏季，周回到巴黎，参加了两个重要的会议。6月或7月，代表们集会3天，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周恩来作为柏林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仅如此，他还尽力促使更多的朋友心甘情愿地加入党组织。他以小字体书写了许多材料，在年轻的合作者邓小平的帮助下油印出来，还寄给在京都的朋友吴。”“朱德是一位经历了各种反政府造反的资历很深的旧军人。他的入党要求曾遭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当周的房门打开时，朱德看到了“一个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文静的年轻人。他那张脸严肃而又透出聪颖，富有男子汉气概……周是个举止文雅，善于思索的青年，甚至还有点腼腆”。”怪不得有文章提到毛最后很难收拾周恩来，原来邓小平、朱老总等都是周恩来聂荣臻等留过洋的一路人。
【“在巴黎，两个中国政党组织[1923年6月周同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建国民党巴黎分部的代表王京歧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青团员80余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被国民党总部先后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驻欧支部特派员、代理执行部长等。—译者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不仅要求周恩来和同志们与国民党保持一致，而且还要他们加入国民党。这样，周恩来在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同时为两个党工作。国民党还把他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原文如此]。” “青年时代留学欧洲并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周的政治生涯中，几乎人人都支持他，如陈毅、李富春、蔡畅等。即使在经历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这些人虽然不像别的团伙那样来往密切，但所谓的“法国帮”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着影响作用。”]
【 “几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巴黎建立了大使馆时，周曾不嫌麻烦地为他在奥罗里咖啡馆赊账喝过的100杯咖啡还了账，还送给拉丁区一家咖啡馆300盒中国香烟，还上了另一笔赊账”。 】（以上引自网上迪克-威尔逊的《青年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绯闻揭秘》一文）
而毛泽东没有留过洋，没有喝过洋墨水，没有吃过洋餐，西装革履一番。但也接受了陈独秀、李大钊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宣扬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宣言》那一套。所以毛虽没有留过洋，但从书本上接受了马列主义核心思想：用暴力革命，可以革出共产主义。所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就与更多的没有留过洋的“土八路”们殊途同归了。笔者愿在这里强调一句：毛周们前半生带有小资产阶级情怀爱国热情鼓吹造反革命，也唤起了民众的响应。但是革命能够成功的大前提的大前提是：马列理论输入中国。列宁斯大林掌控的第三国际催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对共产党进行扶植支持甚至领导（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来又有日本入侵中国（中华民国），在借助外来势力、内外夹攻下，国民党亡党亡国（大陆）了。新中国的诞生，表面上看，是中共国共产党的“杰作‘，实际上是列宁和斯大林对外输出（通过共产国际）革命的大手笔。’毛周们前半生确实忧国忧民、为国为民情怀的成分至少占80%-90%。但是晚期，他们就变质了。
周恩来一回国，就受到重用。“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 “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由此，可以看到不仅周恩来受到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控制，连“中共”的出生都是共产国际催生的。所以周恩来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基本上掌控共产党军事大权。但一路受左右倾影响进行城市暴动连连吃败仗，声誉式微。周恩来意识到自己不是当“皇上”的料。到遵义会议前夕，周已经得知，斯大林看中了毛泽东。也就是说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土老帽”战胜了主张城市暴动的“洋教条”。
毛一身土气，且痞子气十足，从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来，在反驳农会行为“过分”的问题上，毛有这样的辩驳：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这就是说，一旦社会暴力革命兴起时，凡是参与造反、革命的无论行为过分、过火都不能说个“不”字。今天要不是依法行事，面对比国民党时期还要严重得多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像当年毛那样鼓吹工人农民那样造反、那样革命行吗？
不可一世的十月革命不仅改变的中国的，也改变了三分之一世界的面貌，但这个面貌维持七十多年之后，就自我毁容了。但这不是此文的主题。还是回到毛周上来吧。
从延安整风运动一直到文革运动，可以说毛周二人为各自保住自己“皇”“宰”位置而走上斗心斗智斗法的征程。当然还伴随着毛“皇”斗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国家“元首”刘少奇的曲折插曲。
【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以上几段引自网上梁衡《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
笔者认为也许梁衡的分析和周恩来自己说的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还认为，最贴近心灵深处的原因有二。第一：性格使然。周性格有点女人化，即使丈夫对自己时不时地对自己施暴，也要逆来顺受，想当贤妻良母型的女人。《青年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绯闻揭秘》一文还提到：“当周被怀疑不忠诚时，据传他采取了富于戏剧性的自卫方式。他突然哭了起来。这情景如此感人，以至于在场的许多人都相信了他。”再看刘亚洲笔下的周恩来：“周总理太容易流泪了。我觉得这与他当过演员有关。眼泪对他而言已成为武器。他运用自如。1946年国共和谈时，民主同盟提一方案，中共认为不能接受又不便拒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接见民盟代表，说：“这叫我如何向党中央交待呢？”说毕泪如雨下。民盟知难而退，放弃方案。”
【文化革命初，“独臂将军”余秋里被红卫兵揪斗。周恩来去营救，给红卫兵讲余秋里断臂故事：抗日战争时，余秋里和团长一起指挥战斗，一发炮弹打来，一人炸掉一条胳膊，后领手套两人合领一付。吃饭时两人都把碗放在地上，趴着吃。周恩来泪水夺眶而出。红卫兵也哭成一团。
有个秘书曾写过一段话：“周总理一贯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周恩来说：“你太不了解党史了。我对主席犯的错误太多了。”说毕又流泪了。】看来，眼泪也成了周宰相公关的一种武器。眼泪，本应为女人的自卫专利，却被周宰相玩转得令妙龄女郎们自叹弗如。
曾为将军的部队作家刘亚洲的笔下这样描述周恩来：【章××父亲曾拿着照片对我说：“周总理扮的女人比女人还女人呀。他的演技太高了。当年如果他选择演剧这一行，也一定会闻名世界。”】【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我陪他赴西安处置。事件圆满解决，抗日统一战线结成。回延安前，周恩来心情极佳。叶剑英在八路军办事处宴请周恩来。酒过三旬，欣赏毕戏班子的曲儿，叶剑英对周恩来说：“您上去唱一段？”】【周恩来说：“不唱啦，说一段吧。我在南开上学时曾演过一个单口剧，名叫《第一次》。我扮女角。”叶剑英鼓掌。】
【周恩来稍酝酿一下感情，开始：“我是一个美丽柔弱的女孩。他是一个伟岸的男子。他向我走来，柔声叫我上床。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当我躺在床上时，战战兢兢。他看着我，轻声问：‘是第一次吗？’我点头，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表演。每一句话出来都辅以动作或表情。为着处理西安事变他刚刮去漂亮的大胡子，于是他清瘦秀气的脸庞显出一种女性美。今夜畅饮，脸颊浮出桃花。
周恩来投入地：“那男人微笑着说：‘人，总有第一次的。谁都一样。不要怕。’他的手触到了我。我像被蜂蜇了一样颤抖起来。他说：‘不用紧张，很快就会完事的。’窗外的枫叶缓缓落下。这是一个温馨的冬日下午……”】
【我几乎屏息。周恩来的表演太出色了。一个女孩子被他演得如此惊心动魄。我热烈地凝视着他的脸。我简直被他迷住了。这是一张男人和女人都能被迷住的脸。韩素音曾说过，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就像触了电一样。她煽情地写道：“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会立刻去死。”】
【周恩来的表演继续：“正如那男人所说的，我们在数分钟内完了事。我站起来，便要离去。他说：‘下次再来吧。’我回头，嫣然一笑，便踏步离开了这里——第一次捐血的捐血站。”
异峰突起。一霎间屋里寂寂如死。人们都被周恩来的表演征服了。他自己显然也陶醉了。眼睛微闭。高高的鼻梁上沁着几粒亮晶晶的汗珠。送周恩来回屋休息后，叶剑英对旁人道：
“有位作家说：一个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否则就得随身带一件艺术品。周恩来二者皆有！”】（以上引自刘亚洲<广场的见证>）笔者第一点，引述较多，也是被周恩来的表演迷住了，想让更多网友分享。
其二，周的内心世界就是：既然当不了“皇上”，那就当“皇后”，但我周某不是女人呀，所以只能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我周某若不保住毛某的“皇上”地位，我周某就顶多是个外交部长了。而这种心理是不可告人的。那么最冠免堂皇的对外说法就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稳定压倒一切。那么请问：为什么毛就可以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种混话？为什么毛就不怕分裂？，为什么毛就不怕天下大乱？毛党在和平环境里能通过56次整人运动窝里斗而整死几千万、饿死几千万都不怕分裂？不正是周恩来们与其狼狈为奸、助纣为虐造成的空前绝后的大悲剧吗？有关大饥荒饿殍数据统计结果,各省只有两三个人知情。到中央最后就变成单线联系了。
请看：【1961年初，爸爸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额还很大。爸爸经反复核算后，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爸爸表示，将不惜“以死相谏”，强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准大量进口粮食，以救灾民。会后，总理又单独把爸爸留了下来，再次指示爸爸根据一些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解决问题。爸爸回去后，又根据总理的指示，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周伯萍次子周轩进（《摘录 【和周总理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一文）
网文《学者揭秘：大饥荒全面出现后周恩来下达恐怖命令》一文指出：【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4月6日，中共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一切信息都显示，周恩来对于各地大量死人和农民缺粮是知情者。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各地的国家粮库里都有大量粮食，周恩来并未采取任何开仓放粮这样的措施来紧急制止饥荒的发生。而更为恐怖的是，他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下令继续征收粮食。】【就这样，在周恩来直接过问下，中共政府不仅没有卖黄金进口粮食，反而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从以上揭秘可以看出：大饥荒主要不是天灾人祸：守着装满粮食的粮仓饿死几千万，守着国库的大量黄金饿死几千万农民。
笔者于今年5月《大饥荒饿殍数据犹抱琵琶半遮面》（副标题：《—读《摘录 【和周总理恪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一文，与周伯平次子有这样一番辩议：【以笔者见，其子这篇文章发出来目的很明显：就是在诋毁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所产生的影响，企图用1700万和2000万取代3000万和4000万。早在《墓碑》2009年就在香港出版了，而且2015年成为国际上获奖的著作，越发畅销起来。周伯萍于2012年亡故，周老不可能不知道揭秘大饥荒的此书的问世，书中不可能不提及饿死人的事，用不着自己亲自阅读那1200页的大部头，不可能没有耳目吧？为何周老活着时不用自己知道的真实的饿死人的数据站出来，或通过他的次子出面驳斥杨继绳呀？既然他们父子那么崇拜周总理（当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
】【再请看周轩进是怎样美化周总理的：【三、有些所谓“学者”，把爸爸和总理之间的保密约定，说成“刻意隐瞒共产党饿死人的罪过”，至少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须知当时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大幅提高粮价。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一旦这一数据泄露，其直接结果将是导致更多的、成千上万人口因缺粮饥饿而死亡！更何况当时美蒋对是否要借机“反攻陆”正在犹豫不决之间！】这一通说法不完全像出自轩进个人之思考，倒像是上层周粉们的一种口径，包括把大饥荒主要说成天灾，而拒绝说成人祸。骗谁呀？骗那些3600万饿殍吧？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岂不知还有这样的知情者：”上世纪50年代末爆发的大饥荒一直是中共讳莫如深的话题禁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饥荒是彻底的人祸而非天灾的真相逐步被各种渠道披露。据擅长研究中共党史学者在海外披露，大饥荒期间，尽管大量死人的消息已经上报到中共中央，但周恩来仍下令继续大量征粮，用于出口换黄金，在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引自网文新唐人2017年1月13人《学者揭秘：大饥荒全面出现后周恩来下达恐怖命令》这一段单看“尽管大量死人的消息已经上报到中共中央，”这一句就够了。一边饿死人，一边还在大量征粮用于出口换黄金，而不是换人命，请问毛周政权心中还有农民吗？周轩进为周总理辩护说:”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为什么不说“还在大量征粮用于出口换黄金，”呀？“须知当时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大幅提高粮价。”国际上既然是这种形势，为什么毛周不向联合国求援呀？请再看一下揭秘：“1960年，一艘联合国救援船载着1400吨（1400吨与后边能救25万人，笔者觉得这两个数字可能有误）粮食赶往中国。但毛泽东傲慢而荒唐的拒绝了，说我们国家人民安居乐业，不需要粮食。这艘船不得已掉头去了菲律宾。当时这船粮食能救25万人。”（引自2017年5月11日网文《在它眼里，中国人根本不是人》与周恩来在粮食问题上紧密合作的周伯萍难道不知道吗？难道不该揭发吗？】
【【父亲统计完数字后，请求周总理允许他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冒死上书”，要求立即批准进口粮食。他痛苦地向总理陈诉：我们手中的粮食几乎调拨殆尽，连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也一用再用，难以为继了。事态已经严重到再迟进口一天粮食，都要多饿死多少万人那！周总理神态肃穆地对父亲说，“你相信我吗？如果相信，事情交给我来办”。据说父亲走后，周总理找毛主席彻夜长谈。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的决定。理由是国际市场大米贵，小麦便宜。当然数量由总理定。】（引自同上）从这两段文字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惊天的秘密和惊天的攻守同盟。这个攻守同盟本应由周伯萍周恩恩来和毛泽东三人组成。但被周恩来巧妙地化解为两个二人攻守同盟：即以周恩来为核心“二周（周恩来和周伯萍）同盟”和“毛周（毛泽东和周恩来）同盟”。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来个毛周周“三人同盟”呢？况且周伯萍已经像周总理“请求周总理允许他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冒死上书’，要求立即批准进口粮食。”这就体现出周恩来老奸巨猾精明之处：一则周伯萍不过是个局长，尽管身兼数个局局长，与毛周并列不够格，而且此时既不愿也不敢把周伯萍提升到仅次于自己地位的官衔，新中国的天只能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来撑着，没有第三者。二则避开二周结盟要挟毛主席之嫌。“你相信我吗？如果相信，事情交给我来办”请问：周伯萍还敢坚持单刀赴会毛泽东吗？这就是周恩来化解三人同盟的妙语。周伯萍虽有“冒死上书”毛主席的勇气，但绝无有抗命周恩来的胆识。为什么？ 笔者不想细说，因为这里有明与暗之别。】
我想无论崇拜毛者，还是拜周者，心中都怀有臣民离不开皇上，也离不开宰相的“家天下”治国的幽灵作祟。
毛太祖的自保和周恩来的“主席还是主席”的护驾是成功的，这是他实现青年时代许下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最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心声，8341驾崩于皇位上，留下毛左毛粉无数。
在 张耀祠回忆删除部分一文中《毛泽东曽让汪东兴给他两支手枪》这一节进一步揭秘：
“主席生病康复后，曾让汪东兴给他搞两支手枪，一支放在床边，一支放在书房沙发边，说要保卫自己，要自卫。汪东兴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指示：要照办，但子弹不能给，要加倍小心主席的情绪。”“汪东兴差不多一、二星期就要叮嘱我和张玉凤说：“你们在主席身边，主席发怒骂人、摔东西、撕文件，要牢记：一、不能还嘴，二、人不能离开，三、不能劝阻。老人家发一阵、骂一阵、摔一堆，就没事了。”
“主席的保健医生组提出，让毛主席能调节一下文化生活，周总理建议由唐文生、王海蓉和张玉凤做主席工作能接受。后来，从德国、法国、英国进口电影放映给主席看。主席喜欢看爱情片子，看了后也会推荐给身边工作人员观看。”笔者开头引述张耀祠揭秘毛的物资生活上的超特权。其实，何止生活上，在精神生活上比物资生活还要超特权：竟然用外汇为他从德法英进口资产阶级的电影。至于政治上，毛凌驾于党国之上，将“党天下”演绎成“毛天下”就更不要说了，天下皆知。
周宰相自保和毛的“总理还是总理”的护驾也是成功的。【1972年国庆招待会上，刘文辉举杯对周恩来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位二十四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那时周恩来已做了二十三年总理，此后又做了三年，当真超过了郭子仪。】(引自刘亚洲笔下的周恩来《广场的见证》)
（注）“毛太祖”称谓的由来
有关改国号问题，确实有两种不同意见。初期毛也不赞成改。轮到前清遗老周致祥(周善培)第三个发言（此人在1925年，曾帮助溥仪复辟。又任溥仪的堂兄恭亲王溥伟的秘书，密筹建立伪“满洲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又敦促溥仪颁布手谕，赶快成立“满州国”。）周致祥此时却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说：“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由于听了这个清朝旧臣的发言，毛泽东改了国号。
后来，毛后悔了。“毛泽东说：“在1949年我们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1949年我们不改名的话，我们会减少很多麻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取得很多政治利益。例如，联合国的席位继承权问题，顺理成章地就进去了，诸如此类。台湾朝廷也不会打着“中华民国”的正统国号直到今天。”（以上引自2015年网文《毛泽东最后悔的事就是改国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