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银河针对毛派愤青打老右派事件所写的《打架还不如去做爱》一文，正引起热议。当然褒贬者多为愤青，多有谩骂者，令人寒心。看来毛泽东所留下的负面遗产——文革，成了永远说不清道不白的问题。只要社会存在贪官污吏，毛的文革“遗产”就是社会底层人的造反武器。他们不相信改革，只相信毛氏造反，这不能完全怪罪他们，他们对文革一知半解，对毛本人的历史真相更是所知甚少。所以毛在他们心目中，绝不是大灾星，而是大救星。先知先觉者们，只能对他们报以谅解。但是，对打人者还是要惩罚的，不能像文革期间，想抄抄谁家就抄谁家，想打谁就打谁，甚至把人打死，甚至杀了人也不追究，这样的社会不能重演。正如李银河所说，“ 如果不严惩打人凶手，社会秩序的底线就会失守，红卫兵满街抡皮带打人的情况将会再现。” 在伤害无辜平民上，可以说，毛泽东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的更远。

“昨天我还在台湾开会，已经从台湾的报纸上看到愤青打老人事件的报道：一帮愤青正在唱红歌，一些被打过右派的老人对他们说：毛泽东是暴君，结果几位老人遭到愤青围殴。”这是李银河开头的一段。

接着她对打人事件作了这样的分析：“首先，这个事件反映出，毛泽东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毛泽东还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究其原因，毛泽东打击和伤害的从来都是社会群体中的少数上层人士，地主、富农、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以至文革中的干部，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被掌握在 5% 以下。虽然 1960 年饿死的 3000 万人是贫苦农民，但是那只是政策出错，所谓 “ 好心办坏事 ” ，不是故意指明要打击的对象，比较容易得到谅解。所以广大中下层民众对毛没有恶感。斯大林打击和消灭的也都是精英人士。希特勒打击的犹太人大都是富人，所以也能得到广大社会中低层的拥护。”

“其次，这个事件反映出，人们对现状相当不满，因为官员腐败，也因为贫富分化，因此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时，既没有官员腐败，也没有贫富分化。”

“再次，青年不了解历史，他们不知道反右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文革后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也不知道文化革命是怎么回事。这个责任在老一辈人，因为关于文革和反右至今还是研究的禁区，人们对之讳莫如深，青年没有了解这段历史的途径。”

李银河的上述分析不无道理。遗憾的是，官员很少有人能这样冷静分析毛与愤青，或者说，愤青与毛的思想联系，更不要说以这种冷静心态做青年思想工作。我们通常只看到七千人大会失势后的毛，要用自己已被神化的地位和淫威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尊严和永不败的统治，不惜天下大乱，亡党亡国也要发动群众打倒敢于对他进行批评并挑战他的皇权的刘少奇们。而愤青们看到的则是，发动文革打击从上到下的官僚主义的当权派，尤其那些动不动训人整人羞辱人的掌权者，他们一句话就可以定谁是右派。他们终于有机会出一口恶气，报复一下说一不二的领导，特别不讨好的领导。否则，永远没有机会教训这些说一不二的领导，都像毛泽东一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不想让很多人骑在人民头上做威作福，而宁愿毛一人作威作福。

下面两段是李银河最出彩的话：

“ 最后，对于青年的青春期冲动，与其为其提供政治行动的宣泄口 —— 对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施暴，还不如为其提供做爱的宣泄口。前者是为了恨，后者是为了 爱。对于无法压制的青春期冲动，应当尽量将其疏导到追求爱情方面，让这种宣泄成为青年追求爱心、追求快乐的行动，而不是宣泄仇恨、败坏社会的行动。” “总之，在严惩打人凶手之余，我们整个社会应当对这一事件有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增进理性，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倒退。”

李银河不愧为社会学者，这一观点确实有点新意，确切地说是创意。但这只能在彻底实行民主法治的社会才能实现。否则，在专制社会，就会给你戴上引导青年堕落的帽子，骂你没商量。

在对该文的评论中，看到“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疗” - “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疗”一文，好像三位作者，是一篇很长的论文，是崇毛中比较有点理论有点分量的东西。该文把现实的矛盾和弊端看得很透，也说得很透。他们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不提，但归根结底把根源都算在精英头上，是不公正的，虽然有单独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精英。因为精英不等于决策人。现实的政治体制核心与毛泽东体制没有根本区别，是毛的专制体制的扩大。毛当年一人说了算，整个国家财富都属于他一人的，他可以随意取用，他一人过着国家全免费的随心所欲的共产主义生活。外加他的稿费是特级的，他一个人首先至少达到了万元户。在那穷的叮当响的年代，万元堪比现代版的亿万富翁。

而现在的体制，是由权贵利益集团专制，是一个官商相勾结的利益集团富裕起来了。当然也让普通老百姓活命，即使分享一点富人的残羹剩饭，也比毛泽东时代要饭无门强。虽然也有在圈地和拆迁过程中，官商勾结用不法手段弄死人、整死人、打死人，甚至逼人自焚事件时有多发，但与毛杀人无数时代相比，还算有点进步。毛时代在外援问题上，是瘦驴拉硬屎，一边大量饿饭，一边外援。而如今有能力跑到国际上去救市，还真有点世界大救星的味道。但是仍然不愿意彻底实行民主法治，不愿意接受舆论监督、媒体监督和人民监督。这就是毛泽东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所以官商勾结、贪官污吏有恃无恐，前仆后继，层出不穷，带动整个社会全面堕落，人民当然不满。当然这是崇毛们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借口和理由，受到无数不知道毛泽东历史真相的人的拥护。毛分子们还想用文革办法，无非重演毛的那一套。殊不知，二次文革除了打倒你们不喜欢的那些精英们和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更多的陪葬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建国后的老毛扩大化的铲除了地富反坏再加右，殃及的无辜比土改中还要多。那些在土改中（土改期间，好多地区政权被革命正义所包装的流氓无产者所把持，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想打死谁就打死谁，甚至还要斩草除根，因地富反坏被扩大化而整死人无数，是文革早期在农村的排练。三反五反，是土改在城市的再现。文革中，那些打砸抢的红卫兵，甚至打老师的红小兵们都是毛泽东和流氓无产者们下的蛋。）

分到田地的贫雇农不愿意在 1956 年被合作化中，不是被强制合作化，乃至再后来的被人民公社化，就是被“专政”了，未被专政的后来被饿死了。有的不想饿死，跑出去要饭，不是抓回来被打死，就是等着饿死，所以要饭无门。这是指走出去无门。还有，即使走了出去，到哪儿去要？连城里人都饿饭。所以要饭绝对无门。

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疗” - 是医治政治癌症“放疗”一说，好像新冒出来的江湖医接受了一点现代医学。怎么不想想，患恶性肿瘤的有几个靠化疗疗好的？那是要一个政权加速灭亡的托词，来掩盖发动群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实质。

我们承认，当前社会经济上去了，道德下来了，这是不争的现实。这是当政者必须考虑的严重问题。但是也要看到，现在多少我们还可以讲些真话，发发对社会不满的牢骚，甚至也敢对最高领导者指名道姓的数落批评，尽管有维稳有噤声问题。而对当年的毛泽东，谁敢说个不字？谁敢批评他？他比古代皇帝还皇帝。不错，因为沿袭了他的专制政治体制，走上了道德沦落当然不可取，但灭绝人性更不可取，这就是我们与崇毛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