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改革论坛
　　　　　　　　　　　　　　　


对中国前景的预测，近十年来成为全球热点之一，无法规避。也许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如果世界正在趋同，中国就必须主导这个变化。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轻谈崛起是一种草率；可在中国人坚持里，似乎又不乏崛起的雄心。2006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国情报告称：2020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基尼系数已濒临警戒线，贫富分化严重。


中国的前进从不缺乏动力，但世界局势与中国国情中还有太多的难解矛盾和未知数。消失的地界和国界，反而让事态变得更复杂了。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华盛顿共识”中提出了“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这个经济理论一度被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作为治疗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灵丹妙药。


15年之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题为《北京共识》(TheBeijingConsensus)的论文，“北京共识”的精神内核是不断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在雷默看来，这是更适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应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指南。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大国崛起》中说：“过去500年世界诞生了两种强国模式，一种是英国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中国现在的模式跟它们都不一样，有可能会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对此，《大国崛起》总制片人和总编导任学安的回应是：“国外学者给予的尊重，让我们很感动。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学会自豪。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了。”


多数西方学者更圆滑了，谁还会像布朗那么冲动，因为一篇《谁来养活中国》与中国学者论战10年？他们更愿意表达好感和贴近，并试图进一步赋予中国经验普世价值。这种态度一方面源自对中国形势分析所得的信心，另一方面则透射出对一个新兴庞大市场的讨好之意。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恰是一个最缺乏普世价值观的国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农业文明赋予中国人固守的本性，强大到称霸不是中国人的性格，但强大到实行自决却是题中应有之意。越是在国际关系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独特的国民性和思维方式越容易引起发达国家的猜忌。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代总编辑平可夫认为：“中国因为崛起而出现的‘光荣孤立’现象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远远超过美国、印度、日本在崛起中所遭遇的难度。”因此在探索新的发展范式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站队问题。到底要不要进入大国俱乐部，或者以何种方式进入大国俱乐部，都还是未知数。


早在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就曾拒绝加入关贸总协定；而1994年，中国又推开了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抛出的橄榄枝。“那是富国俱乐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心想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逃离“霍布斯式”现实主义哲学。在某些中国学者看来，西方国家希望崛起的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国家的说法，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不足为训。中国的外交哲学应是建设国际政治新秩序。


去年11月的中非论坛是中国构建新秩序的试水之作。中国亚非学理事赵昌会说：“中非合作的意义在于开创了国际关系的一种新模式：一国对一洲，并试图实现跨洲、跨文明的自愿融合。”


虽然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董事会副主席的姆贝基表示：“中国并非第一个抵达非洲的，但可能是第一个不自以为是地自命为赞助人、导师或征服者的。”非洲国家却不可能与欧美完全摆脱干系。即使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则，中国也无必要卷入美欧在非洲的石油战。


而事实上，中国单方面与非洲交往仅是建构“和谐世界”的一小步。《尚书·尧典》里形容太平盛世的状态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把“万邦”之中的发达国家排除在外，并不利于改善战略安全环境。中国崛起，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强势。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经济一旦打喷嚏，很多经济体就要感冒。也许，中国的政策公关的最优结果是，自己不感冒，“万邦”身体健康。


中国知识精英历来不讨人喜欢。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最近做了一回靶心。他在《盛世中的牛市》一文中说：“中国处于5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篇文章刺痛了公众的眼睛：论坛一位网友反驳道：“谢教授的论据不具备绝对说服力，是不是盛世，也许应该留待后世评说。”


这还只是讨论中较为温和的一种说法。面对公众的激烈质疑，谢百三又给出补充，提到中国现存的急待解决的矛盾，但他仍坚称，这些问题与矛盾是前进中的事。不管谢教授如何乐观，都感染不了忧心忡忡的中国人。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这场讨论中，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基本上保持沉默。抛开一切政治经济因素不谈，仅从知识角度来说，中国还远未达到盛世。没有大师、没有文艺复兴的迹象、也没有盛世百科全书式的立言立德。


2006年12月，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南方周末》撰文呼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他认为：“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这一说法又激起了强烈的反对。虽然人们希望看到文艺复兴的盛世盛况，但它远非通过一场工程或者运动就能轻松实现。熊培云的看法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条件还不成熟，当代中国仍“在浮躁中前进”。


理论上说，对中国经验的整理应该产出极好的知识结果，但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这一点上的作为与盛世相距甚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只是地方知识分子、是世界知识的受体。他们的知识、思想、行为还远没有获得协从罗致的力量，如何打动人心？也许诺贝尔奖真的算不了什么，但总也拿不到诺贝尔奖的知识精英，敢说自己已经站在了世界知识的前沿了吗？


另一个例子是，当预言地产成为时髦，王志纲开始贩卖“泛地产理论”，炮制了75%常规开发商将被淘汰的预言；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则称，几年内将有80%的开发商关门。对他们来说，作预言似乎完全不需要负责任。如此，知识精英面对公众的不信任和解构便不足为奇。


连岳、五岳散人等媒体知识分子成为质疑知识精英的生力军。作为还没有进入专家领域的意见领袖，他们最擅长以公众评论的手段指出精英逻辑的荒唐之处。中国人再也不买精英的账。Google请来精英李开复扛大旗，没得到好处，却让地下黑客、技术民工、大学愤青、累死累活的IT打工仔躲得远远的。


2006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公开质问中国社科院：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矛头直指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指其与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这类事件至少还跟学问沾边。如果因为嫖娼、性交易、帮6位“妻子”出国的负面消息而玷污了人品，某些知识精英真是没有脸面再谈学术、谈理想、谈中国文艺复兴。


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预言：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速，中国很可能在2035年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而席卷中国的投资热潮则使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斯蒂格里茨相信：中国过度储蓄的问题很快就会消失。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并不可避免地由公众、并给公众带来困扰。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说：“当前中国环保形势仍然严峻，公众参与程度太低是重要原因之一。”问题是，不论政府如何高效率、国民如何高素质，如果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完善，则盛世也不是公众的盛世。更何况在大多数事务上，公众并没有参与政府行为的意愿或通道。


两年来，中央和地方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了无数政策，下发了无数文件。但是房价并没有因此就降下来，反而加速上涨。一个老师对自己刚刚毕业工作的研究生说：“没想到你们都活得这么惨了，房价还在涨。”谁也不能预言中国房价什么时候降下来。2005年5月，房地产商王石曾判断“房价将逐步回归理性”，可是一年多了，房价涨得越来越疯狂。


2006年年底，国际油价持续走低，有车一族伸长了脖子，国内油价却同涨不同跌；在北京，80%的人反对也不能阻挡出租车涨价的脚步，听证会不听取民意，享有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一路强势。如果国强而民不富、如果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如果公众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则盛世是谁的盛世？


2005年是“不确定”的年代，2006年是“速度”的年代，那么2007年呢？2007年之后呢？我们现在满怀国家上升状态所特有的饱满希望，也持有对未来变数的不安感。


从2006进入2007也许没什么感觉，但从2007进入2008会是一次质变----所有的传媒都变成了预言家，都在反复暗示：2008年，全世界都会看见我们，天下围观中国，并发出啧啧赞叹；而为了这一年的世界赞叹，我们蓄谋并蓄势已久。似乎，不需要再背《少年中国说》，已走向大国崛起；不需要再读《相信未来》，我们已能谱写出中国的未来狂想曲。


中国入世5年了，之前的12个预言有9个破产了(中国即将崩溃、4000万人失业、农业满盘皆输、券商最大的对手是外资、家电业告别贸易壁垒、汽车工业不堪一击、电信资费未必降、商业受冲击最大的是大卖场、房价下调15%)，1个成真(世界工厂)，1个低估了(中国占世界出口份额上升到6.3%、)、1个有待未来检验(两成人民币存款业务流失)。而预言者包括世贸官员、国家政要、产业主脑、企业领袖。对此，我们除了感叹中国是个奇迹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对预言也有了且听之且验之的期待与清醒双重心态。


2006年12月14日，经历“玄奘之路”跨国自驾车考察之后，万科的王石在blog中感叹中国：“相信自己，就像相信太阳明天会从东方升起一样”；“现在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十个中国人就是一条巨龙”。好预言和坏预言都听听吧，也许，我们能走得比好预言更远。包括经济在内的诸多领域，有人在为停不下来的中国做好预言，有人在为问题还很多的中国做坏预言。预言和中国都将面临现实和时间的检验。


盛金融集团主任经济师欧奈尔(JimO'Neill)日前接受欧洲一本杂志访问时，对中国的预测又一次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前，他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理论备受关注。在欧奈尔看来，在2050年的世界经济排行榜上，中国将会是旗舰。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全球2007年经济展望：驾驭下一波全球化风潮》认为，中国持续强劲的投资需求以及私人消费领域的快速增长应能为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保障。受此推动，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强劲，并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报告表示，“来自中国持续强劲的进口需求，面向其他增长迅猛的发展中市场的出口增长，以及在市场占有率上的进一步扩大都有助于部分抵消欧美疲弱的市场需求给东亚带来的不利影响。”


独立投资研究、信用评级和指数服务供应商，标准普尔最新发布的《2007亚太市场展望》持同样观点，中国将继续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主要动力，预期美国经济减缓对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削弱非常有限。报告认为中国2006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达到10.5%，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预计将接近10%。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则认为2007年这个数字会降到9.5%左右，不过该报也指出：“这种减速中国可以轻松应对，甚至可能还会欢迎。”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日前在2006年年底的一个会议上称：“2007年投资增速在20%左右比较合适。”2007年GDP增速放缓的一个原因是世界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的出口增速也会放慢，另外，中国政府在节能降耗方面可能会加大力度，淘汰高耗能和高污染企业，从而使得投资增速有所降低。但他也谈到，目前中国有30万亿人民币的在建项目规模，在建和新开工项目较多，相当于要3年才能完成；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依然很强；资金仍然比较宽裕，“2007年投资反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投资回落的可能性。”


“虽然中国为经济发展过热采取了行政和经济措施，但贷款数量还在继续上升，投资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外贸2006年又增长了30%，其余额进一步加大了外汇储备。”德国的媒体分析。2006年11月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突破1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一。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以“停不下来”形容中国经济的走势，在多数密切观察中国状况的人士眼中，方程式中“停不下来”的部分已越来越明显。中短期而言，在高投资率、出口膨胀和国内消费健康发展的驱动下，快速增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文章认为：“随着近年来银行业的改革，金融危机的威胁已经消退。无论如何，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万一发生金融突发事件，中国有充裕的后备资金。”


标准普尔最新的报告也认为中国银行业前景向好，已评级银行的改革努力带来了一些切实的改进，预计政府将继续对经济进行调控以防止经济过热和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因此2007年贷款的增长将更加有序。


几乎所有的经济评估机构都说到了这一点，世界银行的报告表示，未来两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将有所放缓，该行预计中国2007年和2008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9.6%和8.7%，均低于该行对中国2006年增长10.4%的预期。惠誉国际评级表示，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大部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常项目恶化。


惠誉表示，尽管几个亚洲国家公布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强劲，但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最终会影响到亚洲的出口收入。按对美出口收入占GDP的比例衡量，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美国经济放缓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国家。按评估师的说法，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受外部需求变动的影响。世界银行的报告甚至警告，美国经济降温可能对东亚倚重出口的各经济体带来伤害，但这一不利影响有望因区域内经济的良性发展而被部分削弱。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惠誉展望新一年时谈到：“由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前景不太乐观，预计2007年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将减少。”《金融时报》的文章还谈到，中国的经济结构还面临全球风险。“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已增长至GDP的8%左右，而且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倘若美国或欧洲经济急速衰退，将在两地激起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完全有可能激起一波反倾销诉讼。”


“处于心理崩盘前夜”是关于房地产的最坏预言。持续不断的论争和民间情绪，让房地产跟酒后驾驶、泡沫和坏预言发生了关系。如果说地产商是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强势暴发户，那么这个暴发户现在虽然外表强势，但心理优势几近崩溃。在地产“黄金时代”形成的习惯被土地政策所改变，地产商“英雄无用武之地”，土地的价高和难求使滚动开发的链条难以衔接，“下一个项目”成了心病。


地产的“暴利”以强行分肥的方式往上游转移，不能不说是2006年地产飙车中的一次关键性换档，因为在行情看涨的情势下压缩土地供应，“不小心”使楼盘供应预期吃紧，结果想换低速档却换成了高速档，于是地产商仍担着“暴利”的名分狂飙突进，一任“房奴”叫骂。


土地利润的强行转移使地产商的身份悄然“平民化”，地产商不再是“城市运营商”，甚至由强势暴发户悄然“堕落”为弱势暴发户。“地产洗牌”的形势严峻起来，地产商面临三条出路：要么成为具有规模的专业大公司，“学习万科好榜样”；要么成为具有特色的专业小公司，潘石屹将SOHO进行到底；要么干脆转移斗争大方向，张宝全去搞EVD。


地产商再苦也苦不过“房奴”，眼见得地产形势一片大好，房子却越来越买不起----普通市民只剩了三条路：要么做“房奴”，太贵；要么去集资建房，太难；要么不做“房奴”也不去集资建房，就凑合着住，太挤。2006年的中国地产基本上属于酒后驾驶，酩酊着闯向2007年。警察叔叔手里捏着罚单还在纳闷“它怎么不减速呀”，看客则念叨着“多危险呀！快出事了快出事了”----地产商集狂躁症、抑郁症、强迫症于一体的无奈的歇斯底里，畅快淋漓的背后是一种几近绝望的颓唐。


政府早就说了解决房子问题的三条路：高收入者去找地产商买房子去，贵贱看行情；中低收入者去找政府买经济适用房去，交材料排号；没钱没房者去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去，保障基本居住。后两条路有点窄，大家往第一条路上一挤就挤成了“房奴”。不少地方政府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两条路修不出什么财政收入，还不如在第一条路上多设几个收费站。当然政府也着急，要让地产市场里70%的房子都90平方米，“房奴”就别再贪大求阔了。


中国市场兀自有了些大国的醉意，人民币不想升值还是升值，奢侈品没怎么消费即成大户，慈善成了富豪时尚，当代艺术成了投资热门，电影稍微一拍就敢去奥斯卡，房子更是稍微一卖就价格疯涨。地产商要建和谐社区，政府要限定商品房面积，老百姓要雇地产商给自己盖“经济适用房”；地产商一边研究户型一边研究城市文化，政府一边研究提地价一边研究压房价，老百姓一边研究投资回报一边研究地产商资质；开发区变成了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变成了开盘活动，开盘活动变成了生活方式----醉有醉的迷狂，但也总有酒醒的时候。酒醒的时候还有2008奥运会的辉煌等着醉意难消的中国地产。


从现在起到2008年，北京市的房价不会有大的波动。土地政策只是影响房价的诸因素之一。虽然用地指标越来越少，但在控制增量的原则下，对已有的建设用地还可以进行适当调控。截至2005年，北京还有2亿平方米的存量房，开发潜力巨大。中国房价高涨主要是受资金推动和地方财政政策的影响。中国房价2007年将进入调整期，2008年或2009年将进入谷底。


如果顺着2006年房地产市场政策思路，那么2007年房地产市场会围绕着改变房地产发展模式、调整产品结构这个大思路进行，就得生产更多绝大多数民众有支付能力的住房产品。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就得从银行信贷政策、税收政策、土地管理政策等方面入手。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2007年的房地产市场将出现根本性转变，国内房地产市场也将迎来持续稳定的发展。


2007年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将进一步得到遏制，房价涨幅会进一步回落，楼市亦将更加趋于理性。央行将于二季度再次加息；商品房成本将宣布公开；地产寡头将垄断大城市40%以上的市场；各大城市综合房价整体下降；中国住宅权属公开；个人集资建房将得到首肯；房地产开始转向买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