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ley Lubman

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上个月的访美之行结束不久，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近又发布了有关中国经济前景的报告，这两件事可能再次引发围绕国家主导的“中国模式”这一经济发展道路的论战。随着这些争论的展开，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版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之相对的是市场资本主义）仍然没有被外界充分理解。外界预期，习近平将成为中国下一任最高领导人。

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不仅是为了针对全球经济前景进行抽象的争论。中国经济中的国有部门的持续扩张不仅限制了私营部门的发展，也令国有企业在国内的一些市场享受着外企无法得到的优待。随着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有可能成为中国投资目的地的国家需要更加了解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之间时常出现的关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olumbia Law School)从事公司法比较研究的学者米尔霍普(Curtis Milhaupt)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林立文(音)最近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为了解国有企业组织中所谓的“黑匣子”部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林立文和米尔霍普在文章中写道，中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由大型国企和相关企业组成的“垂直一体化的多个集团”。每个集团都有“中央控股公司”，即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该机构是所谓的骨干企业的主要股东。反过来，骨干企业拥有这一集团中所有国有企业（包括一家金融公司，该金融公司为成员公司提高融资服务）的多数股权。

这些垂直一体化的集团共同控制着大约120家国企，由政府通过国资委进行控制。林立文和米尔霍普在文章写道，国有企业的总资产相当于中国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集团间通过设立合资企业、结盟和持股的方式建立联系。此外，上述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党组织结构。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国企的高管人选，反过来，一些高管在政府和党内担任职务。两位作者强调，在这种结构中，存在着若干条自上而下的指挥链。文章中说，这些等级森严的结构存在于复杂的网络之中，网络中不仅有其他公司，还有党和政府的机构，这些公司和机构在有关生产和政策执行等诸多事务中互相交流，互相合作。

这一体系对市场竞争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得以免受反垄断制裁。另外，正如《经济学家》(Economist)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的那样，政府有选择性地执法，令私营部门的竞争者动弹不得，而且外企也被挡在门外，不得收购当地企业。

理解国有企业的治理方式并不容易。林立文和米尔霍普说，国资委会对国有企业的股份转让拥有控制权。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董事会，股东的权益不受重视。

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豪森(Nicholos Howson)和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克拉克(Donald Clarke)最近通过对中国股东派生诉讼进行研究发现，尽管在有限责任公司（封闭公司）使用派生诉讼起诉内部人士和控股股东滥用权力的案件不少，与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的衍生诉讼（包括上文提到的集团中的国有企业）居然完全没有。同时，研究发现，由于股东对封闭公司（即中国法律框架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诉讼的出现，私营部门的透明度得到了改善。

虽然国资委对受其监管企业的控制力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每家国企都由内部人士控制，这意味着企业治理非常薄弱。股东在公司事务方面没有任何话语权，也不能向法院提出申诉。缺乏透明性意味着公司的管理不当可以很容易被隐藏。

围绕中国法律和中国国内公司治理的问题看似遥远，实则不然。如果任何一家国企有意在美国投资，都必须接受跨部门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审查。该委员会负责对有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合并或收购案进行评估。美国法律特别规定，外商投资交易中的外国实体如为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就必须接受审查。外国公司有举证责任，证明自己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正如两个知名案例所示，这项标准不仅含糊不明，而且整个过程带有政治意味。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国国企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hina National Overseas Oil Corporation，简称：中海油)2005年试图收购美国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一事。在接受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查之际，这桩收购案便引发美国国会的激烈批评，最终导致中海油撤回收购提案。据说当时乔治城大学法学院(Georgetown Law School)中国问题专家费能文(James Feinerman)曾说，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争论与一种视中国为危机的零和观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他们以后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不能给他们任何好处和优势。

这种观点在2011年得到凸显，当时中国电信公司华为(Huawei)试图收购加州一个小公司。华为说自己是民营企业，不是国企。在这笔交易接受监管者调查时，彭博(Bloomberg)一篇报道援引情报官员的话说，华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关系密切，并似乎保持定期联系。在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下，华为最终撤回了收购提案。

在这宗华为收购案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预测，随着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政客们都在寻找批评对象，中国公司在美国所处的环境只会愈发恶化。从不久前共和党的部分总统参选人进行党内初选时所发表的言论中就可看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去年11月指出，罗姆尼(Mitt Romney)与其他共和党参选人已经加大了对中国贸易做法的指责力度，说中国夺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是导致美国人失业的罪魁祸首。不过，指责中国的并非只有共和党人。这篇文章还援引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中国问题顾问的话说，要“强硬”面对令美中关系陷入困境的经济问题。

虽然近来围绕中国的很多政治性言论都可被视作选举年口号而忽略不计，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仍将继续成为华盛顿领导人可能会“强硬”面对的问题之一，这也是应该的。如果一家中国国企看起来可能会投资美国，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很可能很难查清其与中国政府部门的关系，而中国方面也很可能不会展示令人满意的透明度。

作者是长期研究中国法律的专家，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驻校杰出讲师，撰写过《笼中鸟：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法律改革》(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