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父亲和母亲便商量起来，因为近段时间不时传来一些不好的消息，哪个学校的老师被学生打死了，哪个学校的老师自杀了等等。父亲说再这么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了，只有给中央文革写信求救了，只有中央文革才有权管红卫兵。

母亲担心信寄不到，中途就被扣了，那就大祸临头了。父亲沉思了一阵后说，那就不署名。母亲说，那中央文革首长不知道信是谁写的，怎么来搭救我们呢？父亲说，只要他们知道这种违反“十六条”的做法，派人来解决，那我们也就能得救了。
　　“那，用仿宋体写。”母亲说。
　　我赶紧从凌乱的书架上翻出一本信纸递给父亲。父亲一看，说不行，这上面印着他们学校的名称。母亲翻了半天，总算找出一本普通信纸，撕下几页来。父亲又说不行，不能在上面留下指纹。父亲从箱子里找出一双棉纱手套戴上，把信纸翻到当中，撕下几页，在桌上放好。
　　我不知怎么的，忽然说：“爸爸，我来。”因为停课闹革命，我近来正在学写仿宋体，虽不怎么样，但也还过得去。
　　父亲默默地望望我，递过笔来。我坐下去旋开钢笔套，父亲又递过来一张纸，垫在我的手下。这样，我的手就不会碰到信纸了。
　　父亲讲一句，我写一句。
　　“敬爱的伯达、江青二位首长，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红卫兵小将就把我定为叛徒。他们违反‘十六条’，大搞‘逼供信’，尤其是今天傍晚……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敬爱的林副主席也说过，即使是真正的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也不要用武斗。可是……
　　“万望中央文革首长派人制止这种错误做法。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
　　一封长信终于写完了。父亲和母亲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地推敲了一番，然后父亲仍然戴上手套把信折好。母亲找了半天，家里的信封都是父亲学校的，上面用红色的大字印着校名，不能用。我自告奋勇去买。我拿上雨伞刚转身，母亲叫住我，拿出一本书，朝我翻了一下。只有十五六岁的我，竟然心领神会，马上就懂得了这本书的妙用，赶快将书接过手来。
　　当我在羊坝头路口的杂货店柜台前翻开书去接住那位胖大婶递来的一只信封时，我觉得她用奇怪的眼神朝我瞟来。我心中一虚，赶快低下头，合上书，像做了贼一般，一溜小跑，匆匆地逃回家。
　　父亲又一次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把信装进信封，小心翼翼地封好口，小心翼翼地贴上邮票，又小心翼翼地放到桌上。母亲和我都看着他，静静的，只听得细雨敲窗，沙沙作响。

父亲沉思了一会，脱下手套，默默地递给我。我戴上手套拿起信，父亲的手又按住了我。父亲朝我看看，我叫了声：“爸爸。”

父亲正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红肿的左眼，在日光灯的照射下，黑得发亮。我眼眶一热，赶紧低头跑出门外。
　　雨早已停了，墙门对面电线杆上那只灯泡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黄光。
　　信发出去后，全家人忐忑不安了好几天。正当我们以为没有什么动静，慢慢安下心来时，东窗事发了。毕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红卫兵小将眼睛雪亮，明察秋毫。父亲果然大祸临头，在劫难逃，被拉走隔离在学校里继续审查。

据父亲后来说，这次倒没有挨打，可能那封信起了作用。

许多年以后，陈伯达倒台了，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又过了几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江青进了秦城监狱。

于是，父亲又因给林彪死党与“四人帮”写“效忠信”被审查了一番。

再后来，父亲平反了，离休了。

这些都是后话，此处不提。

                                                2010年10月22日0时1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