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既得利益阶层（我指的是整体上的）对应，在改革之初，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缩小，城市居民利益未受损，但随着改革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的资源向城市集中，资金、人力、土地三大最核心的生产要素都是如此，农村必然出问题，三农问题尖锐化了。约2亿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也就从农民中分化出了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不会种田，回不去了，实际上是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又没有融入城市，成为市民，风险在酝酿。

    其次，工人原意是指国营企业的职工，改革开放前，收入不错，保障齐全，一个企业一个小社会，虽不富裕但很安逸。有朋友问：以前国有企业什么都包了，生老病死，子女上学就业等等，邻里关系也很密切，为什么后来都没了呢？的确这种小社会给很多现在40岁以上的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但问题是，市场经济后，没有计划的保障，企业比的是产品质量、价格，自负盈亏，企业背着这么大的负担无法竞争，生存困难，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国企改革尝试，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等等。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大量破产改制，首先付出代价的是国有银行，巨大的不良贷款随之产生后再剥离，如此决策得失在此不论。关键是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体系，对许多工人来说，只能是便宜买断、下岗，特别是中年工人再就业困难、生活艰难，利益损失严重。

    总之吧，80年代社会活力极大释放，社会阶层变动很大，但阶层间的通道开放，主要是普惠大众的改革，即使某阶层有失也必有得，没有人能够通吃。但90年代以后的改革，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群体的同盟化、一体化，获取了几乎所有改革措施的好处，而农民、传统的工人也就是现在城市的一般市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

    而社会阶层是可以继承的，富人可以制造“富二代”，官员和知识精英本来难度比较大，但随着教育产业化和高校的疯狂扩招，以及海外教育的简便化，他们有能力使后代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走向社会时，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子女提供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是改变个人出身和所属阶层最好的甚至唯一的机遇，在高校是“天之娇子”阶段，农村孩子只要能上大学就意味着上升通道被打开，记得我当年上大学时，因为家兄的熏陶，象棋、围棋、羽毛球在班里无对手，足球是系队，篮球是班队，虽然来自农村，虽然穷点，一块红烧肉可以让我两眼发绿光，但与乖巧或物质生活相对优越的城里同学相比却很有心理优势，因为，虽然付出的多一些，农村小孩能来到城市站在一个起点上，表明本身比你优秀，而任何城市最优秀的群体都基本上是外地人，典型的年少轻狂和无知，但时代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机遇，可以改正错误重新开始。现在很难了，因为大学的扩招，来自农村的孩子相对比例大幅减少，而大学的快速贬值，上学即贫困、毕业即失业使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无法通过教育改变所属阶层。

    目前，中国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深，利益受损群体或者说普通百姓家庭的子女想向上走的难度越来越大、机会很少，阶层划分趋于固化，近些年来的大量政策包括农业税全免、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冲击和改善，只能是让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有个扶手不会掉下山崖，而离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差之甚远。

    社会不公平的阶层分化和固化，必然导致大多数底层群体和上层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群体性事件必然越来越多，手段也可能越来越暴力；从中长远看，这种经济发展、政治基础的链条也很脆弱，不可持续，社会隐患在发笑。那么这个结果是否可以避免呢？当然可以但为时已晚，现在的关键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阶层分化能否结构优化，特别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官学商联盟能否被打破！这就涉及到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了，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中国也从一个虽贫穷但相当平均的国家发展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改革初期的万众一心已经被今天的利益严重分化、心态对立所取代，不断激化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考验中国向何处去！

    目前主要有两种思潮，一是简单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惹的祸，应该推倒重来，回到毛时代，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很多既得利益群体也对此推波助澜；一种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贫富分化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为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普通大众为代价暴富，这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最重要的三大经济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仍属国家控制，而在现实中，政府仍然是资源配置的决定者、投资活动的组织者，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很多还是由政府部门事实上相关官员来配置，由此在很多时候资源配置权被异化为官场经济下的权力寻租。因此，市场主体，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者个人，能够获得经济资源的多少和优劣，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与权力的关系远近和密切程度，最终就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格局。

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必须建立在法治和民主的基础上，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力量很强大，他们既害怕民主，因为不愿人民来制约其行为、分享其利益；又需要市场的遮羞布来抵御政府出于社会公平和百姓压力的干预，每当政府出台类似政策时，总有代言人站出来为他们定义的“市场”辩护，最后使政策走样、变异，实在不行，就抬出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帽子压人。由此，官学商利益联盟得以形成，越来越难以攻破，前国资委李大员离职时对自己的评价是“忠臣”，并说自己在央企负责时，也是需要送礼的，其意值得玩味乎？

其实，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市场还是计划的问题，而是政府权力的合法边界和义务问题，后者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不是停留在纸上的法制）和照顾弱势群体，比如国企改革和拆迁，要补偿到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包括现在的保障房建设不能市场化，不能推给社会；前者是要从市场领域清除权力之手，政治决策进程对人民开放，使民众能参与改革，制约权力滥用。显然这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不如此，利益集团打不破，真正的市场经济无法建立，或者说，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根源，让社会的特权阶层可以继续依靠权力和资源来对内掠夺财富，普通百姓没有机会在法律的保护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获得财富，中国的前景并不光明，我想这也是温相一再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吧，无奈乎。至于如何改，不再罗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以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系列文章，关键是政治进程要对社会所有阶层开放，而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和社会精英，弱势阶层无法议政、参政，无法通过法律保护的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应有利益。

最近，广东省一把手提出“增忧患意识比歌颂更重要”，佩服这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包括他应对金融危机的方略所带来的争议。有人说：要让老百姓从心里喊我党万岁。我也佩服其强烈的主人意识，能代表我党接受人民的膜拜。正如我党宗旨所言，我坚信我党是没有任何私利的执政党，惟有TG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国强民富，TG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就是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这个使命相比，能否万岁是次要的，毕竟人类不过几千年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了地球不堪其负的今天，一万年的东西还没有，一万年以后会怎么样？留给历史吧，我相信我们的党能做好自己的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当然首先要逐步解决目前中国的突出矛盾，抬头看天、低头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