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的烦恼

　　不过王大国也表示，恐怕北京的大多数中年人都没有他收入高，“如果一个家庭月收入在1.5万元以下，即使负担一个不太高的房贷和一个不太花钱的孩子，存款也是很艰难了。”

　　如果把两家父母都接到北京，一家和他们住一起，一家住70多平方米的那处房子，“这样就相当于每个月收入减少3000多。而且孩子现在14岁，10年后就要考虑她结婚的问题，也得准备一处房子。我想那时还是要负担老人的。所以这处房子空不出来。”

　　至于那些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一点儿资产的80后，无法想象负担老人的问题。“我们公司刚结婚的80后，家庭月收入七八千。两家凑50万左右，在北京也买不起房。”林晓虹说，即使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如果没有及时买房，赡养父母也会面临大问题，“2008年夏天是一个坎，如果那以后才买房子，一般就会耗尽两家老人的积蓄，再让子女的家庭每个月背一个五六千的房贷。”

　　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除住房外，一般家庭经历过孩子上大学、结婚等耗费后，已经很难有20万元积蓄。而在北京4环均价2万元的情况下，80平方米首付40万元仍要贷款100万元以上，30年月还贷超过6000元。

　　“第二套房子首付还要高。”王大国说，虽然全国很少有北京同量级的大城市，但是二三线城市工资和房价的比例与大城市不会有太大区别，都面临类似问题。

　　其实对于林晓虹来讲，生活已经不太轻松。“现在不少东西都涨价。”她最近意见比较大的是北京停车位的问题，“原来2元一小时的地方，最高涨到8元，一般是5元，1.5倍。”

　　虽然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车位收费来调控北京交通拥堵问题，但她认为这仍是变相增加有车者的负担，“我为什么买车呢？因为我买车的时候，北京城里只有两条地铁。现在如果父母到北京住在6环。我还是要用车，因为交通不到那里。”

　　其实以他们的收入已很难察觉到蔬菜、粮食价格的上涨，但林晓虹仍然觉得必须支出项目在最近几年增长了至少三到四成，“我现在很怕孩子长大，上学要更多的钱，买衣服要更多的钱，他的生活用品也需要更多的钱。”她估计，孩子每长大5岁，年支出就要增加50%以上，“如果把父母都接到北京，生活就达到天花板了。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比如短暂失业，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就全完蛋了。”

　　不过，在几个人看来，把父母留在老家仍让人担心。张斌说起，他爷爷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出现脑萎缩，“吃饭前说的事情，饭后就忘。我父母兄弟姐妹5个人商量后，二姑放弃工作照顾他，其他四家每家每月给她300块钱生活费，可大姑两口子都下岗了。这还不算老人生活费和看病钱。如果我父母出现类似问题，我们俩谁能辞职？只有花钱嘛！”

　　对于几个人来说，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将老家的房子出卖或出租，把老人安置在北京的养老院。这和所谓的“以房养老”十分相似：关键都要“有房”，而且有足以支持养老的房子。

　　目前北京稍微正规点的养老院每月也要2200元以上。“房子卖15万，或者每月1000块租出去。”这样，卖房的钱可以支撑5年，或者每月补贴1000多元，占他们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按照北京市制定的养老规划设想，到2020年，90%的老人应该能够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可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其余4%的老年人则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家庭仍是赡养老年人的主体。

　　林晓虹现在还不敢想两家父母来北京后的医疗和其他生活开支问题，“当然，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然后拿着钱回老家，什么都能解决。可是，谁能那么轻易地离开呢？”她说。

　　谁来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

　　“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质量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特约撰稿张静 | 北京报道

　　“我发现，现在老年人和中年人中有一种恐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孙义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种恐慌是因为看到一种伦理道德的弱化。同时，两个人要养四个乃至更多的老人，人们没有看到一种安全的社会养老模式的建立。”他说，缺乏安全感是整个社会对养老问题的普遍感觉。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保部的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消失的叔叔和舅舅

　　对于这一代子女本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一直有话说：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导致下一代没有“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而在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所有下一代男性家庭成员都必须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

　　他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它所造成的人文生态破坏， 直接关系到家庭养老体制的崩溃。”此外，叶廷芳认为，独生子女一代精神人格的普遍下滑也是目前家庭伦理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

　　“我去年在参加全国妇联和计生委研究机构共同主办的会议上看到一份文件，上面有一个观点，现在的青年人集体意识淡薄、自我意识很强、自私、冷漠、没有感恩的意识。”他说，“虽然不全部是家庭方面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容易自私和孤僻。”

　　不过，家庭成员减少对于父母的最直接影响是：在他们的晚年无法得到那么多支持和支撑。一旦唯一的儿女“不孝”，他们的晚年就会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其实，“421”结构的家庭模式中，在赡养父母的问题上，对子女提出了更高的经济要求和道德要求。

　　孙义群则认为，造成目前养老困境的不仅是独生子女问题，事实上这一危机在中国于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开始显现：是工业化大潮动摇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基础。

　　工业社会的生产特点对老年人的地位造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家庭或者说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老年人从年轻时开始积累的农业生产技能，会不断传给下一辈。作为一家之长的老年人往往也是家庭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拥有很高的权威地位。

　　在工业社会，老人的优势似乎不存在了。在广大农村，孩子们到大城市打工，老人们留守在家里，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

　　即使对于那些和父母身处同一城市的子女来讲，如何照看家长的生活也是一个问题。这也往往需要钱来解决。

　　无论如何，让老人们快乐生活、体面离世，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社会化养老自1949年就开始了，并不是一个新鲜词。

　　“五保户、荣誉军人、特别贫困的残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国家承担赡养责任的。只不过原来局限于特定的老年群体，现在的社会化养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姚远说，在过去的社会养老中，既包括经济保障，又包括生活服务，“现在的政策把这两部分分开了，经济保障叫养老保障，社会服务叫养老服务。”

　　总体来说，自1949年以来，社会养老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完善并向系统化发展。改革开放是一个分水岭。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80年代以来，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 他分析说。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进入晚年后，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这一人群的范围，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

　　不过孙义群认为，拥有超过2亿老人的中国，恐怕无法完全转变为社会养老，“未来老人数量会更大，光靠社会养老是根本不行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那么高水平的时候。”

　　姚远也认为，在养老问题上，中国不适合照搬西方的社会养老模式。

　　“中国有家庭养老的传统，有些国家没有这个传统。从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不只是时间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是老年人的养老观念；第二是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水平；第三是社会所能提供的养老环境。”他说，“从现在看，我们的社会养老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还是应该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化养老制度还在建设和完善中，这需要一个过程。”

　　孙义群认为，现在中国的养老模式中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养老费用的问题，第二是抚养人的问题。“现在对养老金需求这么高，但是钱不够，很多地方面临社保基金支付危机。现在社会养老待遇在不断提高，而资金入口相对固定。曾有人大代表呼吁国有企业来定向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他说。

　　其实在西方国家，社会养老账户也在出现亏损。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2009年的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养老金短缺困难。这几乎是社会养老不可避免的问题。

　　姚远强调，社会养老的中西部差距也不可忽视。据他了解，在西部的铁路分局里，一个局长每月退休金才1000多元，不到北京同职位干部的五分之一。“从全国来讲，还是要通过制度和政策进行适当平衡。”

　　姚远告诉本刊记者，国家计生部门曾经提出，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支撑、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但是三者的具体内容和比例并没有进行细化。

　　无论如何调整比例，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这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强调说。

　　从这一角度讲，短期内还没有人能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们。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义务。

　　如何借鉴国外经验

　　其实，孙义群对国外的养老模式感受非常深刻。他曾经专门访问过美国的各级养老机构。

　　“分成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另外，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比如社区食堂。”孙义群说，在美国普通的社区食堂，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饭只需要交1元钱，饭后还可以带走一个面包当晚餐。这些食堂大部分是当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赞助的。他认为，这些办法可以在中国逐步普及。

　　姚远对国外养老制度的先进经验归纳说：“一些国家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制度政策，他们既有全面的法规政策，同时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法规。比如，有关养老的经济法规、有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法规，英国还有一个法规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去工作，政府给奖金。”他认为，相关法规建设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另外，一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以社会参与为主要力量。”姚远举例说，中国养老机构以公办为主，国外以民办为主，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

　　姚远认为，随着生于建国之后的新中国人一代一代地步入老年，他们的资历、阅历和期望与过去的老年人会有很大差别，“精神需要应该会比过去的老人更多”。

　　“在传统家庭伦理模式已经发生断层的今天，解决养老问题不光是钱的问题，体制、观念等等都要综合考虑。”他说。

　　这一代父母的昨天

　　其实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说起这大半辈子，高中文化的张彦华突然拽起了文：“是孔夫子说的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轻微鼻音下的山东口音溜冒了出来，好像48岁的他自己也有点不适应文绉绉的感慨。

　　然后，他像流水账一般说起自己的经历：15岁读高中却整天在农场里种地瓜、割秧子；30岁时企业人浮于事，衰相显露；40岁时企业破产，被推向社会。现在50岁了，还在打零工。

　　“退休养老？等等吧，”他知道在女儿工作的北京，“一平米房子比我当年买一套96平米的单位福利房还高。”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向社会，这一代父母开始步入晚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将承担他们的赡养重任。

　　张彦华心里像明镜一样：因为很多原因，孩子还养不起父母。他能做的，就是趁还有力气给自己多挣点养老钱，弥补自己一直亏空的“养老账户”。

　　6万元的晚年

　　张彦华有时会突然产生“要是早生几年就好了”的想法。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前，凭着手上的茧子就有可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可当他1979年从高中毕业时，已没有了“推荐”一说。他复习了半年最后还是放弃，因为底子实在太薄：大把青春都已经挥洒在农场里。后来，张彦华去了邻村的磷肥厂当操作工，一个月30元，“领了工资全交给父母，其中18块钱要交给生产队算工分。”

　　1986年这个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普通乡镇企业升格为市属企业，张彦华也被提升为车间主任。他的工资涨到每月62.1元。

　　此时张彦华和大哥已经分家，三个姐姐也已出嫁。5个人共同赡养父母，同时抚养先天残疾的弟弟和还在读书的小妹。

　　那时，他每月的工资要分成3份：20元养老人，30元供弟妹，剩下才是生活费，“每顿饭和同学合打一份菜。一毛钱，对半分，再来两个馒头，1毛钱也就够了。”

　　1989年，作为“对企业做过重大贡献的骨干力量”，他拿到了“农转非”指标。这意味着他每月可以领到27斤细粮和3斤粗粮。

　　张彦华事业的顶峰出现在1999年：他当了厂长，每月400块工资。“但企业已经救不回来了，要账的人‘轰轰的’，还威胁要去我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堵。”

　　这样，在他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只干了不到一年厂长就选择了辞职。如今他想起来还有些“不平”：岁数大点的赶上计划经济，不用担心企业效益，还可以多生孩子。

　　第二年，单位盖福利房，个人交2万元。一直等着单位分房的张彦华“没钱买，领导给做工作，我还有抵触情绪”。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险些酿成大错：要不是跟小姨子借钱，今天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2004年10月，企业终于破产了。他一次性拿到拖欠工资、集资款、失业金、保险6万元。这时女儿正读大学2年级，家里几乎没有别的积蓄。

　　不惑之年他开始出去“打零工”，6年里辗转了四五家企业。2005年，他开始自己缴纳养老保险。最初是每年1500余元，到现在已经涨到2600多元，距离国家法定的60岁退休年龄还差12年。

　　今年7月，他的独女研究生毕业开始在北京工作。他笑称，“挣钱”仍是自己未来“十年规划”的主要目标。他和大哥还商量，让年逾80的老父母搬上楼房，两家均摊2.5万元。

　　而处于市区黄金地段的房子要用来抵押或转手，为女儿在北京买房“赞助”部分首付款。

　　张彦华的故事不仅代表1962年，“向上10年，向下10年，在厂子里干过的人，一般的恐怕都是这个样子。”

　　60岁开始为自己挣钱

　　李大鹏比张彦华大13岁。他是“老三届”，下乡回到哈尔滨到一家工厂的子弟校上班。1978年，李大鹏结婚。第二年他有了一个儿子。那是当地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年，很多家里抓紧要了第二个孩子。李大鹏并不遗憾：生活本来就有点艰难，多要孩子生活更苦了。

　　那会儿，他和妻子一个月拿不到40元。一直到80年代末，他们家才从平房搬到厂里新盖的小区。7层楼房没电梯，他们家住6楼。他岳父第一次去新房，爬了好一会儿。

　　夫妻两家各有4个兄弟姐妹，虽然都没有发大财的，但一直到90年代末也没有谁下岗，“我妈家那边邻居说起来，都说我们家命好。”

　　不过两家的老太太都是家庭妇女，老爷子在90年代后期先后过世，“生活费都是兄弟姐妹几个平摊，最早是一家100块，现在是250块。我们家负担两边就是每月200块，后来500块。有病再平摊。”

　　2006年、2007年，两家老太太也去世了。他算了算，前后为两家老人摊了不到4万元医药费。不过，几场大病几乎花光了老人们的积蓄，“那会儿工厂还给去世职工家属报销一些，看病也没现在这么贵。”

　　后来，两家的小儿子和小姑娘继承了各自家老人的房产，拿出钱分给其他兄弟姐妹。李大鹏从两边各拿了2万多元，“老人也都是公产房，分的时候不好按商品房作价。算起来，就是老人没给我们拖累。”

　　90年代末期，李大鹏家遇上了最严重的挑战：工厂效益不好，他和当工人的妻子一度每月各自只拿200元生活费。好在学校每月有一两百元补课费。“孩子就在厂里子弟校上学，除书本费全免。”

　　就是在这紧张的时候，工厂房改。他说，现在想起来就是厂里需要现金周转，但是职工家里也都很困难。最后，他们家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还从父母那里借了一些：一共不到2万元。这个6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成了他们家最为主要的财产。2001年，他接了一个补课的活儿，一个月就挣了2000多元，才给妻子买了第一件首饰：一枚金戒指。

　　好在后来工厂终于挺了过来。这意味着他们夫妻在退休后可以得到一份虽然不多、但非常珍贵的养老金，“我老婆大概有1500多吧。”

　　儿子第一年高考成绩不理想，没想到第二年就赶上“教育产业改革”，上学的费用翻番：前一年儿子的专业还是每年1400元学费，这一年就是3000元了。他在本地上4年大学花了至少有五六万块，家里几乎就没有积蓄了。李大鹏特别受不了的是，儿子三年级时学校盖了新宿舍，“一学期多两三百，必须搬过去。”

　　2002年儿子大学毕业后，李大鹏就频繁出现在各种补习班。哈尔滨的房价一点点在涨，儿子在一个准事业单位，每个月一直只拿1000多块。

　　又过了3年，儿子结婚了。两家各拿了10万元给孩子们买房子。李大鹏在借了2万房钱后，又豪气地借了2万给他办婚礼。原因是，那一年他所在的学校从企业划归到政府办学体系，享受政府办学一样的待遇，“我高级职称，退休后一个月三四千总是有的。”

　　这样，在李大鹏即将退休时，他终于开始为自己的养老进行储蓄，“没病没灾，我再上9年‘小班’，手里至少能有十几万，除了自己养老，还能给孙子点。”

　　贷款养老

　　虽然有两个儿子，但济南平阴县人田仲良对于谁给他养老心中也没有谱。

　　三两散酒下肚，脖子根以上的皮肤开始泛红，田仲良经常跟儿子们讲“那过去的故事”。他的语速通常很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指的是他当兵16年间。确切地说，是他1979年入伍后在河北做基建工程兵、月工资8元开始。

　　1986年，月工资涨到36元，田仲良的二儿子也出生了。虽然国家有政策，但想到“养儿防老”，他决定冒险：“两个孩子可以彼此依靠。”

　　即使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格的岁月里，农村较城市还是有所不同：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的工厂里，一旦怀孕几乎无法隐瞒。

　　镇计生办也写过“举报信”到部队，但被田仲良从传达室截了下来。二儿子最终被罚款600元。

　　“当时我开车技术好，出差机会多，手里的活钱儿多。”1988年转为“志愿兵”后，他的月收入达到140元。在田仲良和妻子的记忆里，那时的日子“挺好过”。妻子在家带着两个儿子种6亩地，收获后给父母150斤“养老粮”。如果父母生病或遇有其他重大花销，他们兄弟4人平摊花费。

　　情况到1993年起了变化，他转业分配到县出租客运公司。而且单位很快改制，所有的资产都出卖了。但那时事业单位不允许下岗。所以现在田仲良的档案还放在客运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县建委。

　　1996年起，田仲良就开始找建委要“说法”。10年后，2006年县里终于给他办了个低保：一个月150元，但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当时28年工龄的田仲良从银行贷了1.7万元补齐了10年间的养老保险“欠账”，现在还有1万元贷款没有偿清。

　　田仲良听说连续工龄满30年的，养老保险计发比例可以按本人标准工资85%计算。这样还属于“事业编”的他有望每月拿到近3000元退休金，“再加上几亩地，我和老伴的晚年也有保障了”，但2006年后，田仲良已无力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了。

　　“儿子成家后，基本帮不上忙。现在就琢磨先把欠银行的钱还上。”他说，两个儿子都去城市工作，自顾不暇。他自己攒钱的方法就是从早7点到晚6点到山上种树，虽然天天都很疲劳，而且没有年轻人种得多，“但每天能种40多棵，发40块钱。”

　　其实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养老院里的黄昏

　　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有几个老太太有点糊涂，得让着她们，她们才能赢几把！” 80岁的张稳坐在屋头的阴凉地里，就着一张小桌子与三位老人一起打“跑得快”。

　　他是北京朝阳区嘉德老年公寓的一位普通老人，每天6点左右起床，然后逗逗小狗，再去菜地里数数自己种的白菜，早饭后或者午饭后跟一帮“志同道合”的老人们玩牌。

　　不过，老爷子念念不忘当初和儿子打的那场拆迁款官司。“人年纪越大，心就越小。等变老了，脾气性格都跟小孩子一样，得好好哄着。” 嘉德老年公寓法人王岩在经营了5年养老院后，觉得开养老院跟幼儿园没什么两样。

　　随着子女外出工作成为常态，以及住房等生活负担的增加、“421”家庭的增多，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已经成为一些家庭的选择。

　　在目前情况下，人们为老人挑选养老院的因素包括：可以为老人提供良好的住宿、饮食条件，有经过培训的专业陪护、服务人员，足够的医疗支持等等。

　　然而，赡养并不仅包括良好的硬件条件。对于这些步入人生最后阶段的老人来讲，他们的黄昏更为特殊和敏感。

　　“周五病”

　　“哎呦，疼啊！我这浑身都疼，腰疼、背疼、大腿也疼，我得上医院！”护工将韩淑琴一推进养老院的办公室，她就开始大声喊疼。

　　轮椅上的韩淑琴今年70多岁，脑血栓后遗症让她再也无法下地。虽然嘴里大声喊着疼，但老人厚厚的老花镜片下，不停转动的眼睛里不时还会透出一丝“狡黠”。

　　韩淑琴家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都是司机，女儿做护士，有两个孙子还在读书。因为子女们无暇照顾老人，将她送到了嘉德老年公寓。

　　“到周五了，是该疼了，一见到儿子就好了！”坐在办公室里的郭俊笑着悄悄对本刊记者说。其实，老人平时身体还不错，但每到周五这天，她就害怕子女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来看她。所以，她总是以身上疼为理由让孩子们带她去医院检查。这样，她就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

　　“人老了心也越来越小，逐渐回归到跟孩子一样。如果想要孩子们陪着了，他们就会耍一点点小聪明。”郭俊是嘉德老年公寓的专职大夫，今年已经58岁，退休前曾在云南一家医院担任心外科副主任医师。作为嘉德老年公寓的专职医师，他的日常工作不仅包括老人们身体诊疗，还要对老人进行心理帮助和护理。

　　郭俊举例说，老人只是牙周炎出点血，快到周末时也会打电话跟孩子讲吐血了，“孩子听见后，立马赶来探望。”

　　“有时候，都住在养老院的老两口之间也会制造一些小摩擦，希望引起子女们的注意，”北京协和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洪霞说，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称为躯体化症状：就是像小孩子一样，老人也会通过身体的方式表达自己想要的内容，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如果平时和家人一起居住，老人们也会有类似情况。但养老院的生活使他们表现得更为明显。

　　它反映了一个突出问题：老人们即使接受养老院的生活，仍不会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他们还是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所以，把老人送到老家的养老院寄养，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并非很好的选择。

　　一直以来，在可以得到更好的看护以外，人们都认为老人们在养老院可以和很多同龄人在一起，不会太寂寞。但养老院的陪护人员仍然要面对老人们新的心理问题。

　　退休后遗症

　　下午3点多，77岁的王淑兴没有和其他老人一起玩牌或者喂狗，而是一个人径直走到老年公寓大门前，双手紧紧攀住门锁，嘴里念叨着“下班了，下班了”。她要打开门出去找老伴、找孙子。

　　“她已经糊涂了，经常念叨上下班的事情。”王岩说，王淑兴患有老年痴呆，老伴过世后一个人住进养老院。她每天除了念叨着要下班，就念叨当年上班时的事情。

　　“其实退休对人的影响特别大。之前在位时权势在身，退休后突然安静下来，很多人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过来，”郭俊说，养老院里有个老人退休前是通州一家中学的校长，同样患有老年痴呆症，见面一开口就说开会。如果不答应，老人就会闹脾气。

　　为了满足老人的愿望，王岩还经常向他“汇报”养老院发展的事情，“老人就特别高兴，每次都会很认真地听，听完后总是说：这个问题我要考虑考虑。”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个人生活能力、工作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明显的失落感。特别在进入养老院初期，很多人都会觉得到这里就是对社会没有作用了。

　　遇到周末，许多子女到养老院探望老人或者将老人接回家时，子女没有出现的老人就会非常失落。王岩说，这时养老院往往安排聚餐或者组织文艺活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老人们一般都很敏感。王岩举例说，比如有的老人睡觉时打呼噜，即使很轻，同屋老人第二天肯定闹脾气。再比如，听见有人咳嗽，有些老人就怀疑会不会有传染病，“我们还得给他们解释这是什么类型的咳嗽，讲咳嗽的医学常识，告诉他们普通支气管炎比较容易治疗，也不会传染。”

　　还有位老人得知孙子要出国后非常不开心，甚至拒绝跟周围的人讲话。王岩安排老人通过视频聊天跟孙子说话，老人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现在他们家有哪些人、做什么工作、发生过什么事情，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

　　其实无论如何，老人们都无法脱离与家庭的关系，甚至体现在他们对子女的怨恨上。

　　8月14号是张稳80岁生日。身高有一米八的老爷子虽然年已八旬，但看起来非常健壮。他已经习惯在夏天里光着膀子，肩膀头搭着一条毛巾，说会儿话就抓起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

　　张稳在嘉德老年公寓已经度过了4年时光。他16岁就当了八路军。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学习修车，1990年以44年工龄从北京建工集团退休。

　　老人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离婚后，由他抚养儿子，再婚后又生了个女儿。他在朝阳区有两处平房，后来拆迁时有108万元补偿。本来他准备将这些钱平分给儿子和女儿，没想到儿子将他诉至法院，独自获得这笔补偿款。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一提这件事，老人就满脸愤怒，拐棍连续戳地，白色的胡须和眉毛随着呼吸不停地翕动。

　　张稳说，现在他只有女儿一个亲人了，女儿、女婿时常带着5岁的外孙女来看他，这些都让他觉得幸福。没事打打扑克，带领大伙高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只要不想起儿子”，这些有规律的作息和生活都让他觉得十分开心。

　　“中国人并不喜欢恨这个感受。”洪霞说，老年人对子女仍然有无法释怀的恨意并不多见，“人老了以后更多地愿意为儿女牺牲。但老人的心理需求最基本的就是亲情等等。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让他们原谅什么事情就特别困难。”

　　所以，在养老院为老人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以外，心理赡养仍然是子女们无法避免的问题。

　　越来越贵的养老院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北京养老院中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来自外地，而且趋势是外地老人越来越多。

　　根据北京市老龄委预测，2010年北京老年人口将达到250万人，占总人口的15.2%。而2009年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共有各种类型养老院339家、4万余张床位。

　　目前在北京，从每月1000多元到近万元的养老院都可以找到。“但是高端、高质量代表着高价格。”嘉德老年公寓一位老人的家属说，他去看过6000多元的养老院，住宿标准相当于4星级酒店，可以自订菜单、经常泡温泉、到郊区旅游。“一般老百姓谁能承受得起呢？所以我觉得，总说养老院向精品发展不对，前提是提高我们的收入或者老人的养老金。”

　　今年8月，北京最大的四季青养老院上调了价格：原来月360元的伙食费涨到500元、1200元的床位费涨到1500元。住在这里的老人每月至少要2000元。

　　2005年，王岩夫妻投资创办了嘉德老年公寓，现在已拥有220个床位。目前这里有170多位常住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0岁。除了衣食起居等区域外，养老院有菜地、养猪圈、养羊圈等田园生活环境。

　　在经营这个老年公寓之前，王岩同丈夫在高碑店经营一家二层酒楼，还打理着两三家服装店。一次偶然机会：王岩陪孩子去医院做心室手术时，她发现很多老年人都特别需要照顾，“正好高碑店附近有片空地，乡里也支持我们投资开发使用。”

　　王岩说，投资最初计划300万，后来追加到了800万。他们不仅将饭店、服装店全部转手，还将木樨地的一套3居室卖掉。

　　养老院一间房屋一般有两个床位，每个床位每月1600元。还有单人房，月租金2300元左右。

　　王岩说，2005年他们与嘉德老年公寓所在的高碑店乡半壁店村签订租地合同时，每亩租金3万，而附近经过商业改造的土地租金已经达到每亩15万左右。如果按照这个地价，养老院的费用还要上涨很多。

　　前几年，村里希望他们腾退土地，后来在养老院往东约300米外的地方重新选址。因为新养老院硬件设施更好，搬迁后费用也有所提高：单人间2550元，双人间每个床位1850元左右。事实上，由于最近几年劳动力价格上涨，护工等人工费用也在大大增加。各种因素作用之下，未来几年养老院费用提高已成必然。

　　无论是否重视父母们的心理问题，这笔费用都摆在子女们的面前。■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