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上的邻里关系，和现代化的邻里关系完全不同，几乎没什么隐私。家里有个什么事，邻里都知道，不仅现在的事知道，就连上辈的，甚至上上辈的事，都知道。这种邻里关系和当时的农村又不同，在农村，一个村巷，几乎一个姓，邻居不是兄弟家，就是堂兄弟家，几乎是一个家族的。可在我们镇上，就我家周围的邻居，都是一家一个姓，而同一家族的同姓人，往往不是邻居，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小时候父亲在城里工作，就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在镇上生活，祖父母一直跟着我二伯父在杭州，父系亲戚没一家在镇上生活，所以自家的历史没人讲给我听。相反，对邻居家的一些事，倒是听说很多。小镇上的人有个特点，甲和乙在一起，喜欢议论丙；而甲和丙在一起，又掉转口风议论乙。总是背后指指点点，议论别人。也许别人也讲起我家的事的，但我听不到。

就我家住的那条大街，坊间有个说法，街的这边子旺，街的那边财旺，我家这边，属子旺，在我爷爷那一辈，确实如此。

我家左隔壁邻居婆婆（镇上对奶奶辈女性的称呼），有很多个儿子，但婆婆自己，是独女，没出嫁，招了个夫君回家。解放前，小镇上的女儿是不能得娘家的不动产的，即便是招女婿进家门，儿女跟母亲姓，房产也不能归女儿，婆婆家就是这样。婆婆的伯父住不远处，属街的那边，很有钱，在上海有产业。婆婆结婚时，她的父亲和她的伯父以及唯一的堂哥有个约定，就是在婆婆的父母去世后，房产归她堂兄，但婆婆有权一直住到她去世。婆婆婚后生了一大群儿子，而她的堂哥，没有儿子，应了那坊间的传说。

婆婆的一生，是安稳幸福的。从小到大有父母庇护，结婚后，她的丈夫很能干，店铺掌管的很好，婆婆只要坐镇店里，管好账。他们不仅养儿育女，供儿女读书，还另外买了房子，虽然一直没搬进去住。她家大儿子培养到大学毕业，文革前在北邮是二级教授，二儿子在家继承家业，老三老四等也都出外读书谋生，只有一个小儿子留在家。公公在世时，婆婆什么都不用操心，喜欢读才子佳人的小画书。公公去世后，很小的事情，在婆婆眼里都变成了大事。

孙子不好好读书，回家不肯做家庭作业，婆婆没有办法，只能答应孙子，做一次作业给五分钱。小儿子结婚，人家帮着张罗，做汤圆时她加入帮忙，结果她揉的汤圆不够白，原来是她做之前没洗手。文革时红卫兵来收她家的毒草书，她不知哪本是毒草，把儿子的大学课本和才子佳人一并给收走了。女婿的父母到上海，顺带来拜访她这位亲家，她急得六神无主，不知该如何招待。她虽识字，但从来不写字，每次收到儿女寄来的生活费后，就让当时还在小学的我帮她写回信，往往第一句都是“寄来的钱已收到”。给女儿写信，一再嘱咐女婿的名一定要写在女儿之前，被我认为是重男轻女，有时嘱咐多了，我一逆反，把她女儿的名写在前面，她也不知道。------

婆婆去世前，想象中，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那是八十年代初，他们家另一处被公家占用了三十年的住房已落实政策退还给了她家，但还没搬过去。这时婆婆生病了，她的堂侄开始着手要回属于他家的房产，即婆婆现在正住着的房子。本来，解放了，旧的条例已废除，邻居们都认为她堂侄没有理由再来要房子。后来听说，解放时登记住房时，大家都不敢做富人，婆婆家没把现住房登记在自己名下。婆婆生病躺在床上时，就知道她一旦去世，她的儿子就要搬出这房子。她有没有想起她在这屋子里幸福的童年时光？新婚的喜悦？每个小孩的出生？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婆婆去世后，我家换了邻居，就是她堂侄的后代。

婆婆的堂侄，并非她堂哥亲生子。她的堂哥没有子女，一天，家门口有个婴儿在哭，他们就抱回家作为养子，从此这家人家就有了儿子，我们那儿称为“天落子”。这小孩小时候在上海长大，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据说还接触过上流社会人物，是见过大世面的，不知真假。解放后，婆婆的堂哥家成了大地主，不知为啥，那堂侄会到北方去工作，过不惯又回到了镇上，以后的境况可想而知了。她堂侄的大儿子结婚时，亲家是外地人，解放前，是在小镇的饭店里抹桌子洗碗的。这种婚姻，倒退二十多年是无法想象的。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时事的变化，已让这两家人站在了同一平台上，再无高贵卑贱之分。

我到现在都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旧时的制度，那么重男轻女，且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因为婆婆是女儿，她就不能得家里的不动产，那为什么那个“天落子”就可轻而易举地得？他可是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就因为他是个男的？假如是为了确保财产不落到外姓人手里，为了传承，那婆婆的儿女都跟她姓，为什么还不能得？听说我们那儿解放前家里再有钱，女儿出嫁时陪嫁的田产是有上限的，是有不成文的规定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女的，你就得不到不动产，即便父母愿意给，也被规矩约束着；只要是男的，就可得家产，即便自己家里穷，也可去做别人的儿子，得别人家的不动产。这是什么道理？好在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女人和男人享有了同等的权利。女人不用去得男方家的房产，不用去得父母的房产，也能有自己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