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到北京探望父母的时候，把他们为我保存了二十年的那个旧书柜又打开看了一下，发现了不少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买的旧书。其中最让我惊喜的是一本英文版达尔文的《贝格尔号航海日志》(Journal of Researches into the Geology and NaturalHistory of the various Countries visited during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 roundthe World)。

达尔文于1832到1836年在贝格尔号上航行了四五年，回来后首先参与撰写三卷《冒险号与贝格尔号1826——1836年间观测航行报告》（Narrative of the Surveying Voyage of H. M. S.Adventure and Beagle, between the years 1826 and 1836）。其中第三卷《1832到1836年航海志和评论》（Journal andRemarks, 1832-1836）是他一人所著。这套书首先出版于1839年，后来在1845年他的第三卷经过修改补充后单独出版，就是这本《航海日志》。达尔文对本书情有独钟，曾经在自传里说，我这个第一个文字婴儿的成功总是比我的其他书籍更能使我振奋。

当时买这本书是为了学英文，可是这回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本伦敦出版商J. M. Dent & Sons，Ltd.和纽约出版商E. P. Dutton & Co.联合出版的精装本。此书初版于1906年，1908，1910两次再版。我的这本，是1910年出版的，如今也快一百年了。扉页上，有两个人的英文签字。第一个人是S. D. Wilson，名字后面注着：Mar, 16, 12，该是这人买书的日期了。这个名字被划掉，下边签了另一个人的名字，Joseph T. Chang，1952。我想，这本书可能有它自己复杂的经历。那位姓Chang的，大概就是把它带到中国来的人吧。由于书上没有任何其他图章印信，想来它多半是躺置在某人自家的书架上。外文书，文化大革命被烧了许多，而它却幸免遇难，不知道怎么辗转到了中国书店。书的最后一页上，有中国书店的售货章，还有圆珠笔标的价：一块八。

买下这本书的时间，大概是一九七六到七七年。那时候，我刚插队回来，在某单位当水暖工。平时修下水道，冬天在锅炉房烧供暖锅炉。这是个美差。一个星期只上四天晚班，其它时间除了睡觉以外，不是上图书馆就是逛旧书店。最常去的图书馆是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最常去的书店就是西单的中国书店。西单附近有一个澡堂子，早上八点下班，先坐公共汽车到那儿洗个澡，冲去浑身的煤末子，逛一阵儿书店，再回家睡觉。

那是个动荡的年代。先是天天上天安门去看花圈挽联，后来情况就不对了。四五那天，我白天还到那儿去跟人讨论时局，晚上就有大批“工人民兵”挥棍上场，把人打得头破血流。之后，各单位都在调查参加暴乱的阶级敌人。不久，老毛死了，四人帮倒台，大学要招生了。 

上了大学以后，更喜欢逛书摊了。一到周末，就骑车到西单的中国书店去翻旧书，一逛就是半天儿。

周作人有一篇散文叫《厂甸》，里边记载了他在三十年代逛旧书摊儿的享受。他娓娓地讲述了买古书经过，然后就将起自己的藏书来，讲的如数家珍。真正让我嫉妒的，是那时逛书摊的人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好玩意儿。可惜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