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至前87年），汉朝第6代皇帝。景帝之子。初封胶东王，后立为太子，16岁即皇帝位。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在位，共计54年。宣宗时谥号“武”，庙号世宗。武帝在位50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多有建树，充分展示了武帝勇于开拓进取的雄才大略，与只知守成的文、景二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汉武帝成功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呢？综观武帝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这位睿智君主，不失时机地实行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才使得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武帝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文以治国

汉武帝在位54年，大小战争就打了近50年，所以民间认为汉武帝就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皇帝不乏其人。据有关史料记载，武帝即位以后，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和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领域全方位地变改，实施了一系列新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间主要进行了四项改革：

（一）“举贤良，明教化”。汉朝在武帝以前，荐举人才尚未形成制度。武帝登基后不久，就下诏举贤。消息传遍全国，国内学子振奋。或举荐，或自荐，各地贤良之士，纷纷汇聚京师。武帝十分重视，亲自出题、阅卷、面试，从中选拔了大批人才。建元元年五月，武帝诏贤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特别值得一提是，他从中选拔了一位拔尖的儒学大师董仲舒。

董仲舒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据说，为了刻苦攻读，他三年不出门，以致不知春夏秋冬。武帝早已微知其名，此次亲阅其试卷，被其惊人的论点、严谨的逻辑和优美的语言所折服。在其试卷上批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命速传董仲舒进宫当面策问，即天子面试。

策问的当天，武帝就天道、人世、治乱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三次策问，董仲舒一一从容作答，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主要是说，君主受命于天，就要奉行天道。天道，就是使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而儒家的仁义礼乐，是推行天道的具体方法。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国君。国君首要的是用人。用人得当，方法正确，国家就会大治。反之，天下就会大乱。

董仲舒提出“使诸列侯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览者，岁贡各二人”的主张而被采纳。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岁举人才，统称为“贤良”或“贤者”，实际包括才能之士和德才之士，荐举时如果侧重在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孝廉等。察举制度初行时，有些郡国实行不力，武帝又下诏督责。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才即有6次。各方面突出人才的涌现和任用，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为西汉王朝的强盛提供了根本保障。

举贤良是选拔和任用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的思想，造成忠于封建王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建元元年，武帝下诏说：“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挟世导民，莫善于德。”提出在乡间和朝廷尊守封建秩序是有道德。武帝又将明教化与举贤良结合起来。按照封建纲常伦理标准荐举的人才，既能为封建政权服务，又能作为乡里的表率。为了切实达到“明教化”，武帝还采取了兴太学，郡国学等具体措施。汉武帝是第一个兴办太学提拔人才的皇帝，也是从汉武帝开始朝廷才大规模地进行人才培养。

（二）尚法尊儒。尚法尊儒是武帝统治国家、驾驭群下的根本政策。尚法尊儒是把提倡仁义道德与依靠严施刑罚结合起来。尊儒的目的是为了明教化，即用儒家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武帝继位第二年，便采取丞相卫绾的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有法家、纵横家之言的，一律罢去。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吩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等。而爱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把赵绾、王臧下狱，又逼武帝将窦婴、田吩免职。但窦太后死后，武帝立即任命田吩为丞相，大批征召儒生。董仲舒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无一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治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这一建议，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居于独尊地位。

常言道：一统江山易，聚拢人心难。要想把人心统一起来是非常难的。汉武帝在文治方面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尊儒。武帝以前几代君主都无一例外地提倡黄帝、老子之学，主张清静无为，因循守成，无为而治。如，汉高祖刘邦不崇尚儒学。文景时期是崇黄老之学，到窦太后一直是尊奉黄老的，到汉武帝才开始提出来尊儒。

儒学从汉武帝时期才开始由民间思想成为官方思想，成为影响中国人的核心思想。这一政策的实行，虽然不可避免产生束缚人们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但对于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传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任用。

“尊儒”与“尚法”相结合，实质是把君王的权术和严施刑罚作为根本手段，不过是用儒术加以修饰而已，这正是汉武帝治国之创举。

（三）推恩削藩。吴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把诸侯任用官员的权力收归朝廷。王国治权虽减少，但拥地仍大，依然能构成对朝廷的威胁。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推恩令”，使诸侯得以将邑户分封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推恩令下后，王国纷纷请求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这样，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与郡相当，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进一步解决了。

随后，因淮南五刘安和衙山王刘赐被告谋反，武帝又制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严惩犯罪的官吏,严禁朝臣外附诸候王,限制诸候王结党营私。从此以后,“诸候惟得衣税食税，不与政事”，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候王和列候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汉武帝借口列候所献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106人。经过一系列打击，诸候王、列候五的势力大大衰落。

此外，汉武帝还继续采取迁移郡国豪富，惩治地方豪侠的措施，有效地打击地方势力，加强朝廷力量。

（四）推行诸多有效的经济政策。

汉武帝与政治上强化皇权的措施相一致，在经济上实施治水勉农、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更钱造币、算缗告缗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促进了西汉王朝经济快速发展。

1、兴修水利。武帝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元光六年春，汉武帝采纳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调卒数万，开凿了从长安到华阴（今陕西华阴）300多里的直渠，引渭水入渠通黄河，溉田万余顷。其后，又发卒数万，引汾水入河穿渠，开发了5千顷荒地。后又开凿由征县引洛水到商颜的龙首渠，灌溉万余顷土地。

武帝也极为重视黄河的的治理。元光三年五月，黄河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匏子决口，移道东南注入钜野泽通淮河、泗水，泛滥成灾。武帝令主爵都尉汲黯、詹事郑当时发卒10万修堵，未果。元封二年，武帝东巡，派汲仁、郭昌发数万人大治黄河，并亲临工地督促，沉白马玉璧，作《匏子歌》。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故道，此后几十年不再为患。

2、重视农业生产。武帝提倡发展农业生产，任命赵过为搜粟尉，推行二牛抬杠的耦耕法、“代田”法、人力曳引犁作法等。征和四年，武帝巡行齐鲁故地时，还“耕于钜定”，躬自示范，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同年任命由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候，表达使民富裕的愿望。

3、整顿商业秩序。汉武帝在治水勉农的同时，着力规范了某些极其重要的商业秩序。譬如原来煮盐、冶铁，不受法律限制，私人经营，使权利都在豪富、王候和朝廷贵臣手里，成为他们剥削农民、扰乱社会经济的工具。汉武帝把这些权利收归朝廷，实行盐铁官营，分别在产盐区设盐官，雇工煮盐，在产铁区设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盐铁专卖，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摧毁了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对朝廷的压力。

4、均输平准。均输平准也是汉武帝推行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均输，是由大农派出几十个属官到各个郡国，对各地应上交京师的货物，不再像过去那样长途输送，而是根据各地对货物的需要沿途出卖，然后买回京师所需要的货物。平准，则是在京师设立平准官，统一掌管由天下运至京师的货物，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以求物价较为平衡。这样，大商贾便无法囤积居奇，操纵物价。

5、更钱造币。更钱造币最初是汉文帝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汉初，黄金以斤为单位，钱重三铢，称为“荚钱”。文帝时，改铸四铢钱。并准许诸候王国铸钱。元狩四年，武帝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当时规定使用三种货币：皮币，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制成，边缘绣有花纹，值钱40万白金（银与锡的合金），分为圆形，有龙形图案，面值3千钱；方形，有马形图案，面值5百钱；椭圆形，有龟形图案，面值3百钱。三铢钱，次年改铸五铢钱，规定由上林三官（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办铜）专铸。五铢钱，五铢钱的法定面值与所含金属量的实际相符，工艺高超，仿造极难，而且主要的铸钱原料——铜为国家垄断，私铸者无利可图。五铢钱通行天下，其他钱币一律废止。自此，铸造钱币也为国家专有了。

6、变革税收制度。算缗与告缗是汉武帝制定的税收制度。算缗是汉代所行的税法之一，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所征的赋税。课税对象为商品或资产，“缗钱”为计税单位。元狩四年武帝下令“初算缗钱”。颜师古注引李斐曰“缗，丝也，以贯钱也。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据《汉书，食货志下》记载：“诸贾人未作贳贷买卖，居邑积赋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物自占，率缗钱三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责令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财物没收。告缗是指告发富户隐匿财产，逃漏税款的赋税制度。《史记·酷吏列传》：“出告缗令，鉏豪强并兼之产。”张守节正义：“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皆平作钱数。第千钱一算，出一缗，贾人倍之。若隐不税，有告之，半与告人，余半人官。”结果，很多商人被没收了财物、田宅和奴婢。虽然算缗、告缗带有侵夺商人利益的性质，但朝廷得民财以亿计，从大局看，增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缓解了财政危机。

汉武帝利用国家力量，实施新的税收政策，抑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投机活动，增加了朝廷的经济收入，为其建功立业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

武帝做了五十多年的皇帝，打了近五十年的仗，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皇帝。大凡提到汉匈战争，人们一般就会想到卫青、霍去病。认为卫青、霍去病是将将之人。殊不知，真正的将将之人只有汉武帝一个人。如果说卫青、霍去病是元帅的话，那么汉武帝就应该是大元帅。武帝是一个非常具有军事天才的国君。据《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中间记载，汉武帝亲自要教霍去病学《孙武兵法》，霍去病不学。武帝要教霍去病兵法，如果自己不熟悉《孙武兵法》，他能教他吗？事实上整个对匈作战的决策、部署、攻击方向、出兵时间、兵力配备，所有这一切都是汉武帝亲自部署的。汉匈作战的三大战役，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全部是汉武帝亲自部署和指挥的。所以在军事史实上，绝对不能忽略了汉武帝这么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他能够成就他一生的武功，除了魄力以后，他是整个汉匈作战的最高统帅。自汉武帝即位之初，就拉开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序幕，不论是汉朝,还是尔后的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在所有的战争中，只有武帝这个时期打得最顽强、最勇敢，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历朝历代都无法超越的。

诚然，汉武帝的武以安邦，并不是由于他的统治受到了威胁，而是对周边“敌人”主动出击，不仅旨在消除“敌人”对边境的侵拢、掠夺，而且带有一种开疆拓土的性质。主要有三项重大举措：

（一）彻底荡平匈奴敌对势力。武帝初年，继续实行文景时期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但边界冲突仍然此起彼伏。面对匈奴一次又一欠的武装挑畔，武帝决定改变既定国策，摈弃从汉高祖开始行了将近七十多年的“和亲”政策，变被动“和亲”为主动“进攻”。不久，武帝即着手准备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采用雁门富豪聂壹计谋，命聂诈降，汉30万大军在马邑设伏，准备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后被发觉未果。元光六年，武帝开始派军队进攻匈奴。从此30余年间，双方多次发生战争，其中最大的有三次战役。

1、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武帝派卫青率大军出击，北抵高阙，迂回至陇西，击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收复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五原郡，并从内地移民10万到那里定居。

2、元狩二年春（公元前121年），武帝派霍去病率师远征。霍去病带兵出陇西，过焉耆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击，又越过居延泽，攻至祁连山。匈奴浑邪王率部降汉，汉朝廷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

3、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决定发骑兵10万，令卫青、霍去病率军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击，预约会师绝漠。匈奴单于以精兵待漠北，被卫青击败，遁走。卫青北至寘颜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赵信城。霍去病出代地两千余里，封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东侧），临瀚海（即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而还。匈奴经过汉军这几次沉重打击，匈奴主力向西远徙，“漠南无王庭”，此后再无力进行严重骚扰。

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既扩大了疆域，又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受的威胁基本解除；同时使得中原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在边疆地区广为传播，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二）加强西域各国的交流。汉代把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今日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包括中亚乃至更远的许多地方），称作西域。汉武帝时，西域有36国，以后分为50余国。各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二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沿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月氏原是河西游牧民族，被匈奴所攻，西迁葱岭以外。武帝听说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建元三年便派张骞率100多人向西域进发。途中张骞被匈奴俘虏，扣留10余年。后设法逃去，至月氏，月氏已“无报胡之心”。张骞岁余而还。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张骞这次通使，亲到大宛，大夏、大月氏、康居，又传闻毗邻的6个大国，历时10余年，介绍了汉朝情况，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的资料。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又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了乌孙国，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其中不少国家陆续派人随副使到长安，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交往的时代。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翻过帕米尔高原，通向中亚和西亚，西达地中海东岸的贯通亚欧的大通道，绵延1000余公里，后人称为“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的开辟，对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挥出重大作用。

（三）妥善处理与西南夷、东瓯、南越的关系。西汉时，在今四川西部，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省及甘肃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称为“西南夷。”秦时，巴蜀与邛、筰、冉、駹已有交往。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派唐蒙由蜀出使夜郎，汉朝在此建立犍为郡。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邛、筰，新设置10余县，属蜀。元鼎六年（公元111年），汉兵从蜀南下，攻下且兰，设置牂牁郡（今贵州黄平西），汉兵以邛都为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鹅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发兵临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武帝开通西南夷和设置各郡，加快中原先进文化向边疆地区的传播，推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武帝时，东南地区居住着越族，包括闽越、东越、南越（粤）。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王发兵攻东瓯（东海王所都，今浙江永嘉），武帝遣庄众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越兵退。东越请举国徙中原，迁四万余众到江、淮间。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击东越，武帝发兵救助，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余善被立为东越王。后余善又与南越勾结，被越繇王居股所杀，汉朝将东越居民徙居江、淮间。

建元三年（公元138年），闽越王派兵击南越，武帝命严助率汉军救援。六年，严助又受命出师南越，南越王太子子婴乔宿戍长安。后婴齐之子赵兴继位为南越王，上书武帝，“诸比内诸候，三岁一朝，除边关”。南越相吕嘉起兵反，杀赵兴、太后及汉使终军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派路博德、杨僕等率军攻入南越，俘吕嘉等，越人贵族受汉封为列候。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谕告西瓯四十余万户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设立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鉏、九真、日南等九郡。

汉初，朝鲜王满即与汉朝有藩属关系。汉武帝还因朝鲜王卫右渠袭杀汉辽东东部都尉，派兵从海陆两道攻入朝鲜。卫右渠被他的大臣所杀。汉朝廷在卫氏统治区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里，开创了“五个”第一：即，第一个用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文化的皇帝；第一个兴办太学提拔人才的皇帝；第一个奠定现代中国版图（西域〈新疆〉纳入汉版图）的皇帝；第一个开通“丝绸之路”的皇帝；第一个颁布“罪已诏”的皇帝。

汉武帝刘彻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以他的“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创造了西汉王朝的“鼎盛之世”，这对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汉武帝的睿智、魄力、胆略、自信、气度，应该算得上是中国历代帝王之最。同时，他更是一个令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最伟大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