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姨爹欧阳予倩先生

Original 张延祺 (发表在 南杰文化， 9/21/2021）

    9月21日是欧阳予倩先生逝世59周年，现刊登他的外甥女张延祺女士写的文章以示怀念。

九月二十一日是我的姨爹欧阳予倩先生逝世周年。几十年来，似乎他并没有离开人间，我好像昨天还看见他，今天、明天会再听到他的声音。我每天、每夜都在怀念着他。

我三岁失去母亲，不久父亲也谢世，没有兄弟姐妹，幼年住在执教湖南大学的舅父刘善泽（字膄深）家，稍大就和姨爹欧阳予倩和姨妈刘问秋生活在一起。虽然没有改姓更名，但他们给了我亲生父母所能给我的一切，我真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孤儿了。

张庚同志在《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的序言中写道：“欧阳老在我国近代戏剧史上是一位大人物，是我国话剧开天辟地的功臣之一；又是近代京剧的名演员，本世纪初，导过电影，又从事多年的戏剧教育工作，写过不少论文，还从事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写出《唐代舞蹈》的专著，并带出一班研究中国舞蹈史的青年……。”就是这样一位戏剧界的大人物，在家里却是位十分慈祥的父亲，从没见他打骂过孩子。记得五十年代初，他和姨妈都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而我们这些孩子却顽皮地推推搡搡，让他们站在一起比比个子高低。姨爹身材中等，姨妈在妇女中算高个儿，分开看总觉得姨妈比姨爹高，其实背靠背一比，姨爹比姨妈还高不少呢。

姨爹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向来是非常高大的，正如表姐欧阳敬如写的：“他一生都是那么勤奋认真，工作起来不分昼夜。他对待同志和亲友憨厚而耿直。在生活中他总是那么热情，乐观和风趣，他的老战友田汉伯伯说他是个：‘永远的少年’。”

姨爹品质高尚，在私生活上也堪称楷模。姨妈是一位普通的大家闺秀，没有进过新式学堂，也没有闭月羞花的容貌。姨爹则从十四岁起就飘洋过海去日本东京读书，从中学读到大学。他十八岁那年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姨妈结婚。为了事业和生活，姨爹多年在外直到二十七岁才和姨妈长期生活在一起。他们爱情诚笃，姨妈总是尊敬的称姨爹“予君”。姨爹则说：我的妻子是很聪明能干的人，当我娶她的时候，她的诗文绘画都比我高明，且识大体，而又好学。他们一生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共同生活了50多年，从来没有红过脸，我自己长大成人结婚以后也努力想学他们的样子。

▲1961年5月欧阳予倩与夫人刘问秋

姨爹虽然少小离家，但在家人中间还是不改乡音，他和姨妈在家里说老家浏阳话，所以孩子们也都学会了浏阳话。我特别喜欢听他对我称姨妈为：“嗯里姨娘崽（浏阳话：你姨妈）”，这时一定是他情绪非常好的时候。在他给我的信中，有时还称姨妈为“刘问秋先生”呢，多么亲切、诙谐。

姨爹待人非常宽厚。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做饭的大娘端上一碗菜，十分抱歉的说，这菜做得太咸了，我多放了一次盐。姨爹立刻把本已伸向别的菜的筷子转过来，夹了这个菜吃了一口，连声说不太咸，可以的可以的。大娘放心的走了，我也跟着吃了一口，啊呀，真咸死人了！之后我又吃了一些，因为我明白了不该让这盘菜原样端回去。这件不易为人注意的小事，却使我终身难忘。

如果姨爹叫你去做什么事，即使你做差了，也不会受到责怪。有一次他叫我给买一个马扎，说外出看病挂号时可以随便坐坐。我当时年轻，体会不到老年人腿脚不便，就自作聪明买回两个袖珍马扎。他看了之后忍俊不禁说：只好送给你了。如今我自己也老了，在小凳子上起坐都感到困难，要是我的孩子给买回那样的小马扎，不挨数落才怪呢。

姨爹年老体弱，工作又多，但生活上的事总是尽量自己做。比如屋子里的痰盂，他差不多每天都要自己去刷。有时我看见他的皮鞋脏了，就主动帮他擦擦油，他总要由衷地说声谢谢，倒使我不好意思起来。

我们的家里经常洋溢着温馨和幽默。一个夏天的黄昏，姨爹姨妈和我在屋外走廊上乘凉，姨妈问我手上怎么没有手表？我告诉她手表坏了，修也没修好时；她便将自己手腕上的小坤表摘下来给了我。姨爹见状就对姨妈说：我床头柜抽屉里还有一块大表，你去拿吧。又说，“好朋友才借给，不是好朋友还不借呢！”姨妈笑着立即进去拿出来戴在手上。而那块坤表，我足足用了三十多年，直到它怎么也不肯再服役了，我才像珍藏这段美好的记忆一样，将它珍藏在箱子里。

姨爹曾住在北京原铁狮子胡同三号中央戏剧学院宿舍。在院子里，他和姨妈亲手栽了杨树，移植了海棠、枣树、柿子树和一大架葡萄，使光秃秃的院子很快生机盎然起来。每年秋天果实累累，他们总是分别送给同院其他住户供大家品尝。戏剧学院的人都称呼姨爹姨妈“老院长、老师母”，品尝他们亲手培育出的水果感到格外香甜。院子里野生的马齿苋，也是重点保护对象。二老把它们收摘晒干后，就馈赠亲友，这真是拿钱也买不到的好礼品。

▲1956年“五一劳动节”欧阳予倩和夫人刘问秋在铁狮子胡同3号（现张自忠路5号）寓所园中

姨爹患关节炎多年，不疼痛的时候，他只要有空，就常用星期日带全家到公园里玩，去得最多的是动物园，北海和颐和园。姨爹说，他很喜欢动物园，因为那里最富田园风味。每次出去玩，他都是乘坐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有一回他衣服上的纽扣都被挤掉了。

姨爹在六十七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即使是生活小事也不例外。虽然中央戏剧学院为他安排了专车，但不办公事，他决不动用。就是家里有行动不便的病人急需送医院，他的车又闲着，也还是要家人去叫救护车。

除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院长和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外，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有一次他的关节炎复发，走路也要拄手杖，我就陪他上医院。排队候诊时，我看他坐在椅子上很痛苦的样子，想找大夫说明情况，“特殊”一下，却被他严厉制止了。接着他悠闲的评论着周围的人来，说：那个小伙子为啥那么颓废的样子？并指给我看；又说：这个护士风度真好，以此来缓解我的尴尬。为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规定每月照顾他的一斤食油，一斤也没有买过。

平时对于孩子进什么学校，毕业后干什么工作，都是通过考试和服从组织分配，想也没想过要利用他的地位和关系走什么后门。1952年我在农校住读时，颈上突然长了一个疙瘩，医生诊断为瘰疬（颈淋巴结核）。当时我是石家庄市女子篮球队队员。姨爹怕我大意，便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负责同志，学生张延琪痪瘰疬，医言应忌激烈运动，如各种球类均不宜参加，敬请加以禁止。又此种病症宜特别营养，该生当能自行料理其食品，并祈赐予照顾为荷。”同时附信嘱咐我“每天吃两、三个鸡蛋，星期日设法吃点好的。”这就是他唯一一次请有关领导对我加以“照顾”的信。后来学校领导让我在教师食堂买饭吃。

▲张延褀的母亲刘静贞

姨爹希望孩子们长得健康、活泼，知识面要尽量宽一些。解放初从南方到北方，我有几个月没上学。开始只呆在家里看小说，将姨爹的一套《世界文库》都快翻烂了。他便叫我出去玩，看节目。我担心晚上回家太迟，他便说：“去吧，我给你等门，小孩子别像个老太婆似的。”后来我住校时，他在信中还问过我：“新年你们怎样玩法？要会休息、会玩才对。”有一次我跟他去看京戏，台上演《三岔口》时，他问我：“演得好不好？”我脱口说：“好！”没提防他接着问：“好在哪里？”可怜我结结巴巴，哪里答得上来。他便耐心地讲给我听：好在演员配合默契、动作干净利索等等。我惭愧自己不求甚解，知识太贫乏了。

姨爹自己好学不倦，知识广博，又十分谦虚。他给我的信中，有过一段这样的话：“苏联展览馆昨天开幕，我去看了。文化馆东西不很多，工业管许多机器我一点也不懂。农业馆我也不甚了了，因为太缺乏专门知识，惭愧的很。”

姨爹的家，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自由王国，决不会随便“干涉内政”，学习、工作、生活都由自己选择，但他也不会任你胡闹。当你的小船在关键时刻抛锚或偏离航道时，他会像一个舵手，轻轻地帮你把船头拨正。我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办好的。如果没有他，今天真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

一件是我的婚姻和家庭。我和爱人是中专毕业参加工作自作主张结的婚，当时不足二十二岁。姨爹姨妈觉得太早、太年轻，担心不成熟，担心有了孩子影响学习和工作。不出所料，我们果然很快有了儿子，自己还乳臭未干，怎么会当人父母？！是姨爹姨妈将我的孩子接回北京，半年后我们得以双双考入农业大学。但好景不长，1958年爱人被补划“右派”。他告诉我自己可能下放当农民，请我考虑我们今后的关系，一切由我决定。我手足无措，只有给家里写信。姨爹很快回了一封长信。他没有责怪我的婚姻，没有嫌弃真元（我的爱人），也没有叫我和她“划清界限”，一句大道理也没讲。只说：真元划为右派，你也有责任，说明你对他了解不够，帮助不够。从个人着想，离婚是最简单的办法，但这样会增长他的抵触情绪。反之，作为妻子却是最能帮助他改造的。信中还举了别人如何帮助丈夫的例子。他建议我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于是我们这个小家庭保住了。在以后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互相扶持，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欧阳予倩夫妇与张延褀夫妇合影。

右起：欧阳予倩、刘问秋、张延褀、陆真元

 另一件是我的工作和专业的选择。初中毕业后，我幼稚的抱着到群众中去寻找生活，以便成为一个作家的幻想，不听姨妈叫我上北京师大附中的劝说，只身跑到石家庄，考上了石家庄市高级农业学校。1950年的石家庄，又小又土，满街都是穿黄色土布衣裤的人。谁穿双皮鞋，都会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盯着。念到二年级时，京、津去的二十多个同学走掉了大半，我也很失望。一个没有到过农村、五谷不分的人学农业技术实在又困难又无兴趣。这样，暑假时我也卷起铺盖回家了。姨妈开始还挺高兴，她很想让我留在她身边。几天后一个凌晨的三点钟，姨妈突然到卧室推醒了我，轻声说：“快起来，姨爹为你的事一夜没睡着，他想和你谈谈。”我睡眼惺忪地坐到姨爹床边，他靠在床栏上耐心听我说完种种“理由”之后便开导说：“我以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到基层去，就是别的什么也不学，专门体验几年生活也是好事。”又说：“两点之间，直线最近。你如果今天朝东、明天朝西，将会一事无成”。过了暑假我欢欢喜喜回农校去了。毕业时，我成了少数几个来自大城市的农科毕业生之一。参加工作后，姨爹又来信叮咛：“你的工作一定不轻松。乡村的生活比城市苦一些，这对一个年轻人是没有什么的，只要认识到增加农产品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环节，你就会勇气百倍，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农村工作和技术推广工作是异常重要的，任务是光荣的。我们从艰苦的锻炼中才能体会革命乐观主义的本质。你不以为我是在对你背教条么？我相信你将来必有成就。”我1956年考大学时，又是一次改行的好机会。虽然我仍然热爱文艺和文学，虽然我已目睹了农村的落后，尝遍了农业技术工作的艰苦，但还是沿着一条直线走了下去直到退休，当时我已从事了三十九年农业技术推广和科研工作，成为一名被人尊重的高级农艺师。

姨爹姨妈虽然工资比较高，但开支也很大。姨爹不吸烟、不喝酒，生活十分简朴，乐于助人。他们只有一个亲生女儿，却收养了几个孩子，还资助培养一些亲友的孩子读书立业，所以我知道他们没有多少积蓄。1954年当他们用一百五十八万元（旧币）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寄到石家庄，作为送给我陪嫁的礼物时，使我感到很不安，怕他们要为此节衣缩食了，便写了一封流露担心的信回家。姨爹亲自回信说：“接信知道车子已收到，这对你的工作会有些帮助，为慰。我在病中睡着不能动（他的关节炎又重了），我念，让董锡玖（他的秘书）写，就这样写了十万多字。有的发表了，得了些稿费，就为你买了一辆自行车。你问我哪里会有钱？你放心吧，我和你姨妈都还没有为送一件礼物受影响，而且钱不是剥削来的，哈哈！”又写道：“本来我睡在床上写文章的时候，人家都来劝阻我，你想我手脚都不能动，脑子也不动岂不闷煞？所以我没有完全从劝，照例每天总念给锡久写一点，这样积起来一些黑道道在纸上，就成了几篇文章。可见只要有恒，就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在病中学习并没有断，只是慢一点，赶不上别人罢了。”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啊。

姨爹还告诫过我：“生活要量入为出。我和你姨妈就一生没向别人借过钱。”听说他们富裕时，在上海有过一座别墅。手头拮据时，过年连家宴都摆不起，他们伉俪就幸幸福福地去遛公园。即使在只有咸菜送饭的日子里，也安贫若素，怡然自得。

“文章不为哭秋风，耻学杨朱叹路穷，自有一身肝胆在，眼前忧患与人同”。不知道这首诗姨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写的，只记得一次他看了我少年时写的“诗集”（自抄的小本子）后说：“为什么写的这么伤感？”同时告诉我他自己的这首旧作。我十分喜爱它，并牢记在心，几乎成了我一生对付忧愁困苦的武器。

几年前回北京时，董锡玖同志曾问我是否记得姨爹病中写的诗？我当时也想不起来。不久前见到我爱人爷爷写的条幅，题为：欧阳予倩先生遗诗《春节前病中偶吟二首》，我想这一定就是锡玖同志打听的诗了。摘抄如下：

喜从泛滥见河清，伟绩宏猷举世，老树新培花更好，不才犹冀学能成，行看暖日春消冻，终扫颓云黑压城，六亿舜尧齐愤发，微躯枕上岂忘情。

病榻支离似蛰龙，往来日月夏伹冬。久疏砚席歌吟辍，喜见亲朋问对慵。静看平生驚散漫，当留一息志专红。声声爆竹迎春节，欢跃儿童笑语浓。

1961年12月29日，姨爹在阜外医院病房上，给我写了一封极富感情的信：“延褀好孩子，我回家住了十二天，病有小波动，为着疗养方便又住了医院。现在毫无痛苦，这一次打算多在医院住些时候，十分巩固了再出院，不再性急了，你可放心。你寄我的核桃肉还有不少，也是我喜欢吃的。冬耕正忙，你身体好吗？过新年了，洛阳情景如何？望你多保重，祝你身体健康，学习进步。工作愉快，姨爹。”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每当我重读它时，忍不住泪如雨下。姨爹是多么热爱新中国、热爱人民、热爱党、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他是舍不得走的。

▲1961年12月欧阳予倩在医院病床上写给张延褀的信

姨爹生前，当我从外地回家度假时，他常常会高兴地操着浏阳话说：“这妹子（闺女）回来了，请你吃什么呢？！”我总是毫不思索地说：“鱼！”因为那时在外面很少吃到鱼。如今大街小巷，摆着许多鱼摊，可是，我多想再吃一次姨爹为我买的鱼啊！

姨爹没有给儿女留下万贯家财，但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高贵品质，他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优秀榜样。在我心里，他像雪山一般纯净晶莹、巍然耸立。我自己一生都在努力学习他的方方面面，虽然至今不及其万一，但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怠。

    注：张延祺女士是欧阳予倩先生夫人刘问秋女士五妹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