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2年了，那些记忆一天天在远去。人的记忆里，有些不想再想起的事情就会慢慢退化，直到完全删除它们。

每年快到64，我心里都会一阵阵发紧，会想起那些日子，那些人，那些事儿。主观上越是不想去想，客观看来，确实在用心思去想，那是一片抹不去的记忆。

我的工作地点恰好在新华门对面的石碑胡同，跟长安街一墙之隔，以前那里是个大坑，人们习惯叫那个地方“大坑”，那个“大坑”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大剧院，那个巨大的蛋安卧的地方。5月份学生开始陆陆续续地游行聚会，街上开始乱了。形势一天天严重，到胡耀邦去世，一个一个的高潮，在天安门上演着。开始是游行，喊口号，再后来学生们从外地来，驻扎在天安门广场上，各个学校的红旗飘舞，学生们个个很激动。我对学生们没成见，同情他们，上着班，听着街上人流涌动，口号声声，我都没心思工作了，好在那会儿也不是太忙，所以时不时我就跑去广场听学生演讲。我也刚毕业没几年，一颗心也还年轻，躁动。找到我母校的大旗，跟小师弟小师妹们聊聊天，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常看到老大妈，推着小车，把一锅锅粥，一锅锅馒头，送给学生们吃。听说那时候个体户把一箱箱水捐给学生。白云山制药厂还捐赠了10万元的药品。我曾经装了一大桶开水，那种特大个的，下面有水龙头接水的那种，找了个三轮车，想给学生送水，还没走出“大坑”那个大院围墙就被我们领导给拦下来，坚决不让我参与这些不清楚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活动。我被几位领导请去办公室谈话，他们语重心长地教育了我一番，是为了我好，为我的政治前程好，我心里那个委屈啊。

虽然我工资就几十块钱，为了表示我对学生们的支持，我买过水，面包，还买了两大盒电池送给学生。那些日子北京上下全乱了套，遍地垃圾没人清理了，公共汽车停在路边，上面站满学生，不知道学生哪儿弄来的枪，还有举着枪，脑袋上系着红布条的，拿着大喇叭高喊口号。新华门到天安门西边那墙边上，有几个头上戴着“工自联”布条的在商量着事儿。也时不时能看到外国记者采访，有时候看他们沟通不了，我就凑上去帮着翻译翻译。

城里一片混乱，生活上也受到了影响，到处是垃圾，公共汽车甚至都不能正点。我一直担心会不会供应不上蔬菜，牛奶和其他食品。有一次我在前门附近的街道上骑自行车，自行车太多了，都挤到了一起，到路口，停车时候都没处下脚，结果有几个人都互相刮倒，看到一个小伙子腿上立马就划出个血道子，这要是以前，肯定招来一顿臭骂“你丫没长眼啊”之类的一定少不了，可那个刮他的人说了声“对不起”，他也立马说，“没事没事”。我很感慨，就像人们那时候议论的，北京市民之间都很出奇地友善，因为大家要“同仇敌忾”，“敌”是谁呢？真说不好。

我家住得也不远，就天坛东门，骑自行车到天桥，再往前就到前门，天安门了。上班时常跑去广场凑热闹，下了班也不停地跑回去，观察每天的形势，感受一天紧过一天的气氛。我见过吾儿凯希，也见过王丹，柴玲的演讲，经历了他们的“广场婚礼”，“民主大学”，经历了“民主女神”在天安门广场上一节一节地被安装起来。学生在广场绝食，那一个个跟壮士在刑场似的，特壮烈。我还经历人大会堂门口“要水”事件。学生们在大会堂门口，手挽着手，高呼“要水”，“要水”，我也是那其中一个挽手的斗士。真不知道我哪儿来那么大热情，似乎很盲目，随大流。最终也没有看到一个政府官员走出那扇门，走下那台阶，很失望，应该是绝望。有一天下班，路过天桥，那里冒着黑烟，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在过街天桥下面围观。我推着自行车凑过去一看，一个烧焦的男人尸体悬挂在桥下，具说是个戒严部队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

坦克轰轰隆隆地在广场行驶，军车在马甸儿遇市民阻挠，有些军车被烧，军民矛盾激化。每到晚上就宵禁。我家临街，厨房对着马路，那么一条主干道却空无一人，只有手持冲锋枪的戒严部队几名战士警惕地扫瞄着居民楼的每一扇窗口，每一个街角。我在厨房做饭，刚探一下头，就被发现了，那战士唰地一下枪口就直朝我指过来，“妈呀”，吓得我赶紧龟缩回来，连厨房灯都不敢开了。那情景让我想起来从小就害怕的有意大利鬼子的电影《宁死不屈》、《创伤》....

就这么一天天跑去广场，心里也没个数，到底多早晚儿是个头儿啊。我们单位出去办事儿要乘单位的车。几辆车都是进口的，进口车更是目标大，搞不好就惹怒了谁。在街上开车已经开始有麻烦了，常会遇到学生拦截盘问，如果有军人什么的就弄不好把车给你掀翻了。那时学生就跟文革串联一样，上火车什么的也不买票。如果学生想搭你的车，你就要停，要他们搭。后来我们部长想出来一个主意，穿上白大褂，假装大夫，走哪儿遇到学生就用手指比划一个“V”，表示对他们的支持，想起来挺好笑。

63那天晚上，我又去了，到晚上8点多，感觉气氛不太对头，传说当晚戒严部队要行动了，我9点多离开了广场。早上很早我的邻居，88年复旦毕业的漂亮女孩儿，高高的个儿，大大地眼睛，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我们围上去问她，她只是哭，说动手杀人了，杀人了，脸色很悲愤。她也是天天往广场上跑，本身又是个记者，她一盘一盘地录音，那天她也录了，估计枪声会在她的录音带上留很深很痛的烙印。她回来了，她在广场守了一夜，她清楚发生了什么。她是一路跑着，走着回来的，布鞋上沾满了血迹，裤角也染红了，但不是她的血，她说有人倒下，有人受伤，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屠杀，血流成河。大家都不敢问她太多，她很激动，很愤怒，也很疲惫。她不想提，我也再没敢问她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太震惊了，不知道她说的真的假的，不敢相信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

但是我还要上班啊，65那天，好像我没去上班，66我照常骑车去上班，但是已经不像以前了，到处都是军车，坦克车，荷枪实弹的军人，人们表情从激动兴奋，变成了警惕、无奈和悲愤。到了前门，就再也过不去了，已经把我上班的地点划入了戒严区，我只好拿出工作证，一只手举着，一路出示给大兵看，心情很紧张地穿过一道一道的岗，我到了办公室，大家表情都很严肃又神秘。因为隔墙有耳，我们在院子里说什么一墙之隔的大兵们多能听见，不仅仅是听见，更恐怖的是，几辆坦克车就停在墙外边，坦克上架着机关枪，而手握枪杆子的我们亲爱的解放军战士们用可怕的目光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办公房子就是一排简易临时建筑，像石棉瓦一样的墙和顶。下班的时候也是那样手举工作证一路冲出防线。单位决定放假，在家待命，但每天要有人值班，白天女同事，晚上男同事。67那天轮到我值班，到了办公室，眼前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我的办公桌，我的座椅，都是枪眼儿，桌子上的茶叶罐儿也炸开了花，茶叶散了一桌子。再看墙上一梭子扫过的枪眼儿，墙被打穿了，弹壳还镶在墙上。我们几个同事面面相觑，惊得说不出话。我们又能说什么呢？部长来了，昨晚是他带着五六个小伙子值夜班的。我们的临建房是两排的，我的办公室靠长安街，离墙有两米。值班的人员都在靠里面那排的一间办公室里。当时一个Y姓同事出去小便，也不敢去什么厕所了，就想去墙边解决，刚往那儿一站，一梭子子弹就扫过来了，小子命大，那真是连滚带爬，屁滚尿流地匍匐回办公室。还没等他爬进门，哗哗哗，又是几梭子子弹横扫过来，如果他当时站着跑回来一定没命了。听见第一梭子枪响，屋子里六七个人还没反应过来，第二梭子就扫过来了，他们可真是经历了枪林弹雨，那些子弹像长了眼，不是离这个同事一尺远，就是穿过那个同事翘起的腿，或者贴着肚皮就飞过去了，反正就是一个都没伤着，他们在第三梭子扫过来之前全体趴在地下了，这一晚他们就再没敢坐起来。更不敢开灯，弄出动静，上哪儿讲理去啊？那时候真是草木皆兵啊。天亮了，他们才发现房间被子弹扫得一片狼藉。一个个都感叹，自嘲说，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过了几天有一个同事告诉我，有一天下午她值班时候，突然有个学生闯进门来，说是从广场的墙上跳进来的，后有追兵，我那女同事把他藏了起来，还给他吃了方便面。那个学生说就是因为他在一个角落里拍照，所以被兵追杀。经历这么多我都没留下一张亲手照的照片，因为我太胆小，一直不敢拍照。现在想想挺可惜，至少应该把我家门外拿枪指着我的战士和我办公室里狼藉的情形拍下来啊。

广场解禁后，我跑去英雄纪念碑，看到了很多枪眼儿。也有人给我指看南池子那红墙上的枪眼，千真万确，非常痛心。还听说复兴门20号那个大板儿楼，有个老爷子在自己家屋里就中弹身亡了。虎坊桥，离中国芭蕾舞团很近的一个楼房外墙布满枪眼。妈妈的一个姓石的学生，那天骑着摩托车上街，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射杀而亡，罪名是“飞车党”。那是个军艺毕业了六年的搞艺术的高才生，哪里是什么乱党。无辜啊，我还记得这个人，妈妈是他班主任。

还好，我们单位领导比较开眼，没有让我们交待什么是否参与了事件，而社会上很多单位都一再追查积极参与者，交代不完的材料，没准儿跟着塞进了档案，谁知道。

前几天看到有些城市在搞纪念活动，我的神经又被触动了，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那是一个很痛很痛的结，抹不去的记忆。

先不说这是一场谁对谁错的运动，但是开枪杀人，是绝对不该的。无论是广场内还是广场之外，那些无辜的学生和市民都是冤魂，甚至那些当兵的也不该为此命绝。希望有一天这场运动能得到一个公平的评价，使那些无辜逝去的冤魂以及他们的家属得到安慰。到了那一天，我希望我的这段记忆能够不再让我痛苦，让我心安理得地删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