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秋天好像比往年冷。

上飞机的时候，天桥尽头缝隙里钻进来的风让人感觉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秋夜已经够冷的了。

一路上，几千米高空的超低温和我之间只隔着两层透明的有机玻璃。

到了北京机场，飞机在距离航站楼还有数百米的地方停下来，说什么也不往前走了。剩下的路程必须换乘交通车。当我提着分量不轻的电脑包走出机舱、走下舷梯的时候，终于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了！这个三十小时前传过来的噩耗让我完全失去了抵抗寒冷的能力。

此时此刻，母亲生前的亲朋好友们正从四面八方赶赴天津，最后一次和她老人家告别。直到这会儿，我依然不能相信母亲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也许，她只想闭上眼睛沉沉的思考。在我的记忆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辛和磨难，她都能泰然处之。更何况我们的母亲是曾经战胜过癌症的人！

我在心里期望着，不！是在祈求某种奇迹的出现。就像经历过那些事的前辈们曾经讲述过的、那个发生在四十年前、帮助母亲战胜癌症的奇迹……

1970年，也是深秋时节，母亲所在的一所卫生部直属医院匆匆忙忙从北京市搬迁到江西省北部山区。地方上接到通知，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安置工作。于是，一所公社小学的校舍被全部搬空，作为医院的临时院址。小学周围的公共设施和部分民宅也腾出来，以便安置陆续报到的医护人员。

大家住下来后开始熟悉周围环境。几个好奇的职工发现，延小路走出很远都看不见一个人。医院广大干部群众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将来医院开张了，病人在那里？

原先的小学校舍是一座“工”字型二层小楼。主楼坐北朝南，被相对而立的两翼夹在中间。主楼和东西两翼结合的位置分别建有两个楼梯。人还没到，医院主要管理层的位置已经安排好了。门口贴着用红色大字报纸书写的办公室名称。西翼二楼最靠近主楼的一间门上贴着 “安置办公室”几个字。说明其它“革委会”、“政工组”、“人事科”的位置都是在这间屋子里决定的。细想起来，当时医院主要办公室都在西翼二楼，安置办公室南侧。医院领导们出入必须经过安置办公室。

安置办公室主任章敬贤是个转业军人。他不仅身材魁梧、动作敏捷，而且记忆力超群。最初，只要有新人上楼，他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伸手和来人握手、表示欢迎。没过多久，医院主要干部、秘书的名字他都能叫上来。章敬贤有个干事姓许。两人的性格完全两样，许干事不喜欢和人打招呼，整天板着脸，坐在章主任办公室隔壁的联络室守着院里仅有的一部电话想心事。按常理，干事相当于秘书，权力很大。医院上下凡是有人打电话都必须和他打招呼。也许因为他性格孤僻，很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很长时间过去，大家还是随着章敬贤喊他许干事。

本来，医院的一把手应该是革委会主任吴志清。临行前接到指示，说医院的事要听地方领导安排。到了江西，地方领导又说具体工作直接由章敬贤同志安排。实际上，安置办公室的职能远远不止在其它办公室门口张贴字条，权力只在革委会之上，不在革委会之下。吴主任章主任虽然都是主任，章主任看上去比吴主任年轻十几岁，派头却比吴主任大得多了。每次开会的时候，两个主任表面上平起平坐，只有少数人知道，吴主任会上宣布的事情都是会前章主任告诉他的。整个医院的未来似乎都掌握在章主任的手里。

按照章主任的说法，医院的工作重点不是开院接收病人，而是迅速扩建人员编制。令人费解的是扩建编制有个前提条件，不能从外地调集专业医护人员，只能从附近地区吸收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青年。没经验？没关系。医院自力更生办卫生学校，从零开始培养自己的新鲜血液。

母亲是搞教育出身，她的任务就是负责筹建这所卫生学校。

眼看医院各科室安排停当、卫校三个班学员到齐之后，已经接近71年夏天了。八月下旬，卫校各门课程正式开讲。章主任在开学动员大会上宣布了军委首长指示，要求学员们从战备出发，争取提前完成学业。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思维敏捷的职工当时便感觉到一股火药味。医院从前听卫生部的，现在听卫生厅的，怎么军委直接给地方单位下达指示？

偏偏这时，担任卫校辅导员的外科护士叶尼娅突然接到父亲在北京住院的消息。知道这时候请假肯定批不下来，她心急如焚。写好报告好几天都不敢上交。母亲听说后，立刻安排人接替她的工作。还给她批了两周假，让她安心回京照顾父亲。

两天后，章主任又一次宣布“上级指示”。广大干部群众才明白，上级要求全院职工做好编入野战军系统的准备，全体人员转为军人编制。准备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全体人员立刻接受体格检查。多数人没有心理准备，议论纷纷。唯独章主任精神抖擞。他好像接到战斗命令一样，拿出憋了多时的军人风度，说话迅捷，走路带风，不再给人思考的自由，讨论的时间和商量的余地，好像医院已经由地方单位变成一支军队。他宣布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岗位责任，外出三十分钟以上必须经过他本人批准。

章主任知道叶尼娅刚刚请假回京的时候，正好比他宣布新规定早了一天。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一气之下，他决定召开干部大会，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当谈到每一个职工在离开工作岗位或休息地点之前必须请假，半小时以内顶头上司批，半小时以上他本人批的时候，在座的科室骨干们开始互相小声议论，会场里一片“嗡嗡”声。

章主任不想再费以往通过吴主任传话的周折，他一拍桌子，“不要嘀嘀咕咕！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谁有问题喊一声‘报告’，站起来，把话摆到桌面上说！”

“报告，我有问题！”坐在后排的司机班长小鲁站起来，“我住的地方上厕所要走一百多米。来回有时半小时以内，有时半小时以上，怎么请假？”

一阵哄堂大笑之后，章主任红着脸拍桌子站了起来。

“你坐下!”章主任最看不惯地方上的年轻人，讲话油嘴滑舌、办事偷奸耍滑，干起活来“懒驴上麽屎尿多”。对付这种人，必须加强军事训练。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累了话少，瘦了勤快！

章主任当时心生一计。他自作主张在每天工作日程安排中增加了军训内容。各科室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出操。早饭后每人坚守岗位，同时必须做到随叫随到，准备接受体格检查。

体检开始第二天上午，院办秘书过来叫母亲。负责体检的女军医检查头颈部的时候非常仔细。查完又叫来隔壁房间的男军医复查。并且有意识地指着母亲右侧脖子提醒男军医注意。男军医边检查边点头。点完头、又摇摇头。母亲觉着奇怪，问是否查出来什么问题。两个军医互相看看，只说了句，“工作别太累，多注意休息。”

母亲走出体检室，听到门在身后被关上的声音，也不知道两个医生在里面说些什么。她一回到办公室立刻忙起来，把体检室里的疑惑忘的一干二净。

快下班的时候，吴主任把母亲叫到办公室。问了几句家里情况、工作压力大不大、学生们听不听话之类的轻松问题之后，才进入到谈话的正题。

根据体检医生的检查结果，母亲右侧颈部有一个可疑的肿块。吴主任尽量把语气掌握得平静、轻松。

“我有个老战友的爱人脖子上也有个肿块，也是长在右边。很多年了，大家都劝她切了。左劝右劝没办法，最后她只好同意做手术。切了才发现是个良性的。从那以后每次见面她都当众埋怨老伴，说革了一辈子命从来没流过血。没想到解放了，却让她凭白无故地挨了自己人一刀。”

吴主任想笑，没笑出来。母亲看出，吴主任叫她来不是为了说笑话的。

“其实，不管她怎么埋怨，我还是站在她丈夫一边。只要是医生认为可疑，切掉总比留着好。切了还是正确的。你回去和爱人商量商量，早点切了，解除后顾之忧吗。”

母亲心里明白，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所谓可疑肿块只有通过手术取出来做病理切片才能确定究竟属于良性还是恶性。她没说什么。既然吴主任代表组织表了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第二天军训一结束，吴主任就把几个专家请到办公室，让大家为母亲定个手术方案。外科主任觉得医院运行没有走上正轨，已经报到的外科医生主要做外伤、整形手术。对切除肿瘤没有经验。特别是手术中如果发现肿块癌变，需要尽快采用大范围清扫，手术难度相当大。本院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医护人员，最好回京治疗。

其它几个科主任也同意外科主任的意见。会后，吴主任找到章主任。向他说明母亲的病情和专家关于回京手术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没想到章主任不以为然。

“吴主任，我们这所医院难道不就是从北京来的吗？为什么反而舍近求远，把人送回北京去呢？我可是说，这所医院是最适合战备需要的医院。当然也就是最好的医院。没有经验？没有关系。经验都是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您是老同志了，肯定比我对毛主席关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思想体会深刻。我看，就在本院做手术。我们多派些人，细心照顾吗！”

吴主任没办法，征求母亲的意见。假如母亲坚持回京治疗，吴主任再下功夫做章主任的工作。他想好了，准备从医院目前正准备接受野战医院番号、训练紧张、人手不足入手，让章主任没有反对的理由。

没想到，母亲自愿选择在本院治疗。她认为凭自己的感觉，脖子上的肿块不是癌。手术切除完全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眼下卫校培训刚刚走上正轨，学员们马上准备进入科室实习。该做的事情太多了！回一趟北京，路上汽车、火车要转好几次，起码要花上一个多礼拜时间。留在本院手术，做完了休息几天就可以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即便躺在病床上，也能干不少事。比来回在路上折腾强多了。

吴主任睁大眼睛听着，觉着各家都有一定道理。他给外科主任出了个题：如果手术必须在本院做，有什么办法能确实保证打赢这一仗。出完题他又补充了一个前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外科主任抽掉半包烟之后，终于想出来一个方案，说是受了“二次革命论”的启发。他建议手术分两次。第一次在本院做，不做大范围淋巴组织清扫计划，仅仅以摘除肿块为目的。如果肿物病理切片确诊恶性，再计划回京做二次手术。假如肿物是良性的，当然就没有二次手术的必要了。这个方案有一个最大顾虑，就是万一发现肿物癌变，必须马上做清扫手术，耽误了可能会加速癌细胞转移。

从当时条件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方案可行。章主任专门找到母亲，让她别担心、别背包袱。很多人身上都有肿块。要战胜它，首先要毫不留情的切掉它，轻装前进。

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没有回家。父亲回来简单的说了句“你妈明天早上做个小手术，你们吃完饭早点睡吧”。自己连饭都没吃两口就起身回医院了。

第二天，手术很快就做完了。母亲醒来后发现病房里站着许多人，各科室的都有。还有很多卫校学员。大家都看着她，谁也不讲话。母亲从人们没有表情的脸上感觉到不对劲。轻声问身边的护士长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

护士长看见母亲睁开眼睛讲话，说了声“好好休息”，转身开始动员大家退出。嘱咐尽量不要一起来，免得影响病人休息。出了病房的人开始小声议论。虽然听不见都在说什么，但从许多人张嘴讲话的口型上，母亲猜到那个让人畏惧的字眼，“癌”。

多少年之后人们回忆，当时母亲说过一句话，“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有思想准备。不就是死吗，没什么可怕的。就是两个孩子这么小就没了妈，太可怜了！”

那时候我和弟弟很小，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每天照常吃叔叔阿姨们从医院食堂里捎回来的饭菜。直到有一天，一位护士到家里来接我。说母亲想见我一面。我心里还挺高兴，没想到走进病房的时候，母亲只看了我一眼，就流着眼泪转过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