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到了。

从日本京都飞来的慧子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罗慧玲。因为这个特殊的记号，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是中国人、叫罗大中，住在美国西部的加利弗尼亚州。想到平生第一次要和父亲见面，慧玲一路都合不上眼。当年母亲告别父亲回到日本的时候，慧玲还没有出生。她只是母亲腹中那个怀了三个月的胎儿。

父亲不在身边，她不知道母亲最初回到日本的那些年月是怎么过来的。当时，到处都是战争创伤。加上工作难得、物资奇缺，连男人都免不了挨饿。何况一个带着婴儿，同时还要服侍年迈双亲的女人？

直到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日本成了盟军的代工生产基地和物资供应站。一夜之间，就业问题从一个极端发展到另一个极端。许多家庭从找不到工作变成工作太多，多得常常干到半夜都干不完。这种情况延续了很多年。那时候，好像整个国家都在不停的赶着制造一部天大的机器。各家各户都在为这个机器加工永远也加工不完的零件。母亲也拿到一张家庭作坊的执照。她的工作本身不复杂，就是把一个小灯泡装进车灯的外壳里，然后通上电看看亮不亮。最吃力的活是把装着原料和成品的箱子搬进搬出。

每天到家里送货接货的司机叫小野，本来是农村人。因为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被美军征用修建基地，只好到城里另找工作。他是个好人。话不多，经常帮助母亲搬箱子。过了一年多。有一天，小野对母亲说，咱们两个人下了班都挺孤单的，不如一起过吧？母亲显得很生气，对他说她是有丈夫的人，让小野以后不要来了。第二天，母亲一个人正对着一堆箱子发愁，小野来了。他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开始默默地搬箱子。他再也没提想和母亲一起过的话。

慧玲经常想，如果父亲在，家里的境况可能大不一样。母亲也许用不着干那么多本来应该男人干的事。

终于有一天，母亲病倒在床上。连病带累，她一连躺了一个月。慧玲也偷偷地哭了一个月。每次擦干眼泪，她都非常小心地睁开眼睛，希望看到照片里的父亲从人群中走出来，出现在街巷转弯的地方。他身形高大，在巷子里非常显眼。看见女儿，便开始迈着更大的步子向家里走来。一边走，还一边笑着招手。然而，每次睁开眼睛看到的情景都让她失望。

看到慧玲脸上没有擦干的泪痕，母亲又开始讲起父亲和他生活的地方。每次接到父亲来信的时候，母亲都要讲一段关于罗大中的故事。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慢慢构成了一个可亲可敬的生动形象：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他有着一颗孤独的心，在他的心里还珍藏着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父亲出生在上海一个成功商人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15岁的时候小提琴就拉的很出色，曾受到当时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指挥梅百器的夸奖。经常受邀观摩乐团的排练。有一次,乐团的第二小提琴手生病，一连几天不能起床。急得梅百器不停的用指挥棒敲自己的脑袋。有人想起了父亲。可是没有人想到，从来没上过台的父亲居然一次排练成功。那次演出的正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名作《新大陆交响曲》。梅百器当时非常高兴。事后，他对父亲说，好好学习音乐，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小提琴手。他不知道，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父亲的兴趣已经不再是第一小提琴手的宝座，而是梅百器手里的指挥棒。他的理想是当一个乐团指挥。可惜的是，父亲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他的理想，却无意中成就了另一位天才指挥家。他就是慧玲母亲同父异母的哥哥高天朔。

当年，慧玲的外公外婆是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高天朔比父亲小2岁，同是一位提琴老师的学生。学小提琴是外公外婆的意思，高天朔自己并不喜欢。所以，他学习的时候常常显得愚钝。

每当老师教得不耐烦的时候，父亲总是义务担当起辅导的责任。所以，父亲实际上既是师兄又当师傅。三十年代，日本政府蛮横无理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殃及本国侨民的形象。连小小的高天朔也免不了让孩子们拦截在回家的路上，被众人推来搡去、直到掉眼泪为止。有一次，父亲拉着高天朔跑到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排练场暂避风头。没想到，高天朔一看见梅百器指挥乐团的潇洒气度，当时就不想走了。他非要留下来学习指挥。

不久，高天朔跟随父母去了美国。父亲和高天朔之间从此隔着太平洋，两个人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大陆上憧憬着当指挥家叱诧舞台风云的梦想。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的魔爪伸到上海，威胁南京。父亲一家只好在硝烟中背井离乡，移居重庆。不久，日军开始对重庆实行扫荡式大轰炸。不分居民还是军事设施，都成了日军撒野的目标。

那是一个凄冷的夜晚。几十架日机突然出现在重庆上空。在警报和飞机俯冲惨烈的呼啸声中，无数颗炸弹向手无寸铁的居民砸下来。沉闷、震耳的爆炸声响成一片。一颗炸弹正好落在父亲家的院墙上，震倒了小楼的一角。父亲一家都倒在血泊里。轰炸结束后，救护员发现了被自己父母用身体和生命保护着的父亲。只见他两只手紧紧地捂着耳朵。一夜之间，父亲成了孤儿。他自己虽然活了下来，可是从那天起，父亲很长时间都听不到声音。世界上纵然有过听不到声音的作曲家，却从来没有听说过音感迟钝的指挥家。一气之下，他把爱惜多年的小提琴摔在地上。无论木片破碎、琴弦振颤的声音如何撕心裂肺，父亲都只能用一双泪眼把那活生生的一幕当成无声电影来看。

后来，父亲受到几位亲戚的照料，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虽然听力慢慢恢复，在助听器的帮助下完成学业，取得数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心里明白，少年时代憧憬成为指挥家的愿望已经成了一个永久的梦想。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那个沉睡的梦想才悄悄地复活起来。他唯一演奏过的《新大陆交响曲》中的每一个音符，旋律，曲调，主题都变得那么清晰真切。

记得母亲提起过，父亲有把特制的椅子。那是一把比酒吧椅还要高出一两尺的座具，就放在房子里最适合观景的窗前。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常常坐在这张椅子上，两眼微合，听他最喜爱的《新大陆交响曲》。乐曲中异国他乡清新悠扬的韵律曾经表达了作曲家对故国乡音的眷恋。同样的旋律也震撼着父亲的心。听到心潮激荡的时候，他便用右手指点左右。仿佛面前排列好他心目中期望的传奇式乐团。有时候，他愿意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山下好莱坞影城灯火斑斓的夜色，任凭《新大陆交响曲》时而空灵忧怨、时而凝重迅急的曲调在脑海中回荡。

无论音乐的力量有多么无法抗拒，第二天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父亲又成了那个机敏潇洒的数学家。他喜欢穿中山装，留长头发。长发摆动的时候，常常可以看见那只父亲赖以生存的助听器。每次下课之前，他喜欢用一道数学难题来启发听众对数学的热爱。有一次，学生给他出了一道让数学界困惑多年的难题。没想到，父亲竟然用最后十分钟时间演算完毕，博得一片掌声。

父亲在许多人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学者。很少有人知道父亲对音乐的深爱。直到有一天，他宣布要和一位音乐家的妹妹结婚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听音乐会是父亲业余时间的主要内容。

每当提起和父亲重逢的那天，母亲的眼角就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生活在美国本土的日本侨民渐渐恢复正常生活。在一次音乐会上，父亲再次遇见高天朔兄妹。许多年过去，大家都长大了。高天朔正在一步步接近他当指挥家的梦想，母亲一开口更是让父亲大吃一惊。没想到，她已经从当年见人就往屏风后面躲的小姑娘变成了彬彬有礼的教育系大学生。

虽然父亲从来没有察觉，但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早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想当年透过屏风的缝隙，她曾经长时间地看着父亲。他高大、勇敢、关爱弱者。如果能永远和他在一起该多好！全家人决定离开上海去美国定居的那些日子，母亲曾经因为担心再也见不到父亲而偷偷抹过眼泪。

移居美国不久，就听大人们愤怒地谈论日本侵占上海和南京的消息。她恨这场罪恶的战争。因为它毁灭了她童年的家园，也无情地将她和父亲分隔在两个国家，甚至两个世界。没想到，命运曾经无情地将他们分开，又意外地让他们在异国他乡重逢。

与父亲邂逅相遇，让母亲几乎忘记了二战后做为一个日籍侨民生活在美国的窘困境遇。

母亲最感激的是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他“从来就没有把母亲看做日本人”。相比之下，母亲自己的父母，慧玲的外祖父母身边就缺乏类似的理解和同情。因为承受不住在美国生活每天必须面对的敌视、孤独、和自责，老两口不得不返回日本。

父亲和母亲一起吃饭、郊游、听音乐会、相爱、结婚，度过了他们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婚后不到一年，母亲就接到外祖母瘫痪的消息。情急之下，她说了一句让她后悔一辈子的话：请求父亲暂时陪她去日本生活。这句话一出口、父亲好像立刻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见他从沙发上跳起来、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他的目光中找不到往日的神采。她多么希望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能带着当年送高天朔回家时的那种兄长特有的微笑；或者听说她受到美国人蔑视的时候将她揽在他的宽阔的胸前，对她说“你是善良、无辜的”。他没有转身的意思。高大的身影立在那里、像雕塑一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才略微仰起头，用一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语调说：“你说的那个国家、我不会去。这辈子不会去。”

他声音不算大，却很坚定、沉闷，好像一颗颗炸弹在耳边爆响。

紧接着，传来另外一声沉闷的震响。那是书房的门在他的身后关闭的声音。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提起那个国家，让你想起从前的伤心事。真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母亲生病就把什么都忘了。竟然忘了你的亲生父母都被那场罪恶的战争夺去了生命，你自己也受了那么多苦。我和你一样恨那个国家、我恨日本！可是，我不恨我的父母。为了不参与那场战争，他们才决定把全家搬到美国。如果不是战败投降，我的父母宁肯住集中营也不会去日本的。为了感谢他们当年的选择，我本想回去照顾生病的母亲。现在看见你这样，我心里像被刀扎一样。我该怎么办？我不能没有你。从前遇到什么事，我都会想：假如你在身边会怎样做。这次，我真的没主意了……”

母亲对着书房的门说了半天，里面也没有任何反应。她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沙发靠垫，偶然发现父亲的助听器掉在地上。一定是他起身太急了！她盯着助听器，感觉鼻子里有点酸。既心痛父亲这些年默默承受着的苦楚，又为自己刚才那段无人领受的肺腑之言惋惜。

她甚至就要决定不回日本了，好好照顾父亲一辈子！

正待咬牙决定的当口，书房的门开了。父亲大步走到母亲身边，拿过助听器，把它带在耳朵上，开始用正常音量讲话。“我等你回来。不管多长时间，我都会等。”

母亲瞪大了眼睛听着。在她看来，好像刚才自己说过的每一个字都没有逃过父亲的耳朵似的。

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里，父亲恢复了结婚前的老习惯：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他那把高高的椅子上、让《新大陆交响曲》把他的感官带到尽可能荒远的地方。去领受那些数理逻辑无法驾驭的灵感世界。每逢假日，他愿意独自旅行。到美国东部去寻索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作曲家，德沃夏克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城市和田园。他旅行到纽约或者艾奥瓦州，和那里的新移民一起唱《恋故乡》。那是一首根据《新大陆交响曲》第二乐章中的曲调创作的歌曲。无论词还是曲，都能让远离故土的人们不自觉地聚到一起，倾听彼此心声的共鸣。唱到动情的时候，父亲喜欢用右手打拍子。也许因为他的动作优雅，所有的人都放下手中的酒杯，站起来、聚到父亲身边，和着他的节拍唱每一个字。他们尽情地唱出只有远离祖国的人们才能透彻理解的曲调。昏暗的灯光下，许多双陌生、含泪的眼睛互相凝望着。他们这样做，或许可以弥补那些单凭音符和言语所无法交换的内含？或许可以从对方的神情当中得到支持的同时又把这种支持传递给对方。最后，大家拥抱道别，各自回到不久前才在这块新大陆上找到的生活惯例。

父亲坐在吧台上，独自喝干一扎啤酒。他看着一群细碎的泡沫沿着冰凉的玻璃杯壁向下滑去，又在底部扩散开来。那是一种让东部人为之骄傲的自酿啤酒。喝下去有一种柠檬清香的苦涩。这种感觉在口中漫漫淡去后，便化作一股气体在鼻腔里进进出出。

吧台的另一边坐着一个留络腮胡子的男子。每喝一口啤酒，他都会习惯性地抹去沾在胡子上的啤酒泡沫。也许，那是他为了消除脸上乌黑的胡子和雪白的啤酒泡沫之间反差太大而有意培养的习惯。父亲发现对方已经注意到有人在观察他的举止，便微笑着点点头。直到他走过来，礼貌地请求坐下之后，父亲才看出那长满黑胡子的原来是一张华人的脸。他叫刘文凯，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四川是父亲的第二故乡。于是很快就对刘文凯产生了好感。没想到的是，他正在计划回中国去。尤其是听了父亲唱的《恋故乡》，更让他想起远在祖国的妻子。当年刘文凯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位住在美国的亲戚愿意资助他出国深造。而妻子却坚持到延安去追求她的理想。两个人只好各奔东西。两个月前，妻子托一位美国记者捎来一封信，说革命很快就要取得胜利。他们曾经向往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她希望他能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刘文凯显得很激动，满脸胡子都在抖。而且，两眼反射着酒吧乐池顶部不断变化的光亮。他问父亲，您在北方政府里有关系吗？

父亲摇摇头。说他一向不大关心政治，只关心祖国的命运。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政，只要国家能一天天富强起来，不再看西方列强的脸色行事，中国人在世界上就一定有挺胸抬头做人的一天。

刘文凯又问，您在国外能不能集结一批人才，一起回国工作？

父亲说他本人不才，愿意单枪匹马回国效力。刘文凯一口答应帮父亲在北平政府有关部门牵线搭桥。

最后一次见到黑胡子刘文凯的时候，大概是他回国前不久。那天，父亲正从洛杉矶中国城一家书店出来，迎面撞上刘文凯。当时只见他神色慌张，说近来常有被人跟踪的感觉。

父亲很惊讶，为什么跟踪你？你得罪什么人了吗？

刘文凯只说一言难尽。不过，他怀疑和他的回国计划有关系。看来，他只能找机会秘密回国。如果顺利到达北平，他忘不了曾经许下帮父亲在新政府内部疏通的承诺。父亲很感激，顺手把刚买的一本《红星照耀中国》送给刘文凯。

那天和刘文凯分手之后，父亲一直在等待着来自中国的消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女儿也出生了。父亲非常高兴。他对刘文凯的来信从等待变成了期盼。

无论是等待还是期盼，十二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刘文凯的消息。终于，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一个信使亲手把一封信交到父亲的手上。打开一看大惊！那不是故人来信，而是一份法院签发的传票。上面列出一连串让他头晕目眩的罪名：参与非法社团活动罪、窃取军事机密罪、向敌方提供国家机密罪，等等。

父亲看着信纸上的铅字，不知所措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拿包的手一松，皮包顺着台阶滑了下去。这时，一只穿着皮鞋的脚抬起来，踩住下滑的皮包。父亲一抬头，看见台阶下面站着两个中年男子。两人几乎同时从口袋里掏出证件。其中叫马克的就是那个踩皮包的。另一个叫丹尼斯。他们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

按照当局指控的罪名，父亲也算是个“敌方特工”。也许出于同行之间的尊重，马克恭敬地把脚下的皮包拾起来，放在父亲身边。趁着父亲伸手扶包的机会抓住他的手腕，同时熟练地把一只闪亮的手铐套在他的腕子上说，你被捕了。你说的任何话都可能作为证据用在法庭上……。

父亲非常愤怒地打断马克。你们凭什么抓我？

丹尼斯不失时机地拿出一张搜查证展示在父亲面前。就凭这张证，他们将父亲的房子翻了个底朝天。其实，父亲家里除了书，没有太多可翻的东西。马克和丹尼斯各自用一只脚蹬着椅子，无可奈何地望着满墙书架和架子上的书籍。

翻得无聊的时候他们便向父亲提问题。丹尼斯问，看样子你是教算数的？

数学，不是算数。

丹尼斯问马克，它们有区别吗？

马克抬抬眼皮，耸耸肩。我连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都分不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我抓共产党。

是吗？父亲轻蔑地说，你今天不是第一次抓错人吧？我不是共产党！

丹尼斯一边翻看《数理逻辑和反逻辑思想》一边说，这个你最好去跟法官说。看看你写的这些书，从“反逻辑”过渡到“反社会”，我看再方便不过了。

父亲只能朝着上天的方向摇头。

母亲很长时间没有收到父亲来信，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稍有闲暇，母亲便忍不住直起腰朝信差经过的方向张望。她无意间看到巷子斜对面的阿美居酒屋。一扇窗子半开着，后面有一双不怀好意的小眼睛正向这边看过来。这会儿，帮母亲运货的小野到了。他拿过来一张单据请母亲验收。

突然，母亲身后有人高声讲话。我认识你，我们是老邻居了。来，我请你喝酒。

母亲转身，发现那双小眼睛离自己只有一尺远，连他讲话时喷出的酒气都来不及稀释。她后退两步说，您是哪位？我们好像不是邻居。

小眼睛跟着上前一步。我最近两周每天都坐在你家对面，敢说你没见过我？我知道你是一个人。陪我喝杯酒不会吃亏的。小眼睛说着又想凑近了说话。

母亲正要继续后退，小野赶过来拦住小眼睛说，这位先生看上去一定出自武士之家，霸气不同常人。承蒙关照，我来请你喝两杯？

小眼睛把腰挺的直直的。你是谁？

都是邻居。我有话对你说。走吧，我请客。

小野连推带让的把小眼睛拉进阿美居酒屋。

后来听说两个人那天都喝多了。小野眼睛红红的说，情越深、伤越痛。看看我，追了这么多年都追不上。知道为什么？她喜欢高个子，喜欢博士。

小眼睛一瞪眼。我和你不一样。我是武士之后，那点比不上她的中国丈夫？除了个子矮一点，没念过博士，还有那不行？你追不上，因为你是开车的。虽然现在开车有轮胎轱辘在路上跑，大家都叫你一声司机。可是你知道吗，要是搁到过去你不过也就是个脚力、车夫。我是谁？我替美国人办事，专门抓共产党！有人说她们家里有共产党。我一直在想，有什么理由不把她们一家送到美国人手里？想想看，她敢不配合吗？

小野这才明白，坐在自己对面的原来是个美国探子。太可气了！当年美国人建基地征用他的土地，现在美国探子又来征服他喜欢的女人。他越想越气，手里的酒杯不知什么时候掉在桌子上。他索性把酒壶拿起来往桌子上一摔说，我以为武士之后多少应该有些骨气。原来不过是黄毛的一条走狗。走狗是畜牲，连脚力都不如。整个一个日奸！

两个人打起嘴仗，分不出上下。最后，只能像武士一样决斗。据说那是一个黑夜，在海边的绝壁上。每人选好自己合手的武士刀，隔着五、六米的距离盯着对方。小野心里掂量，自己毕竟不是武士出身，生来也未曾练过武功。今天怕是死定了。一死了之容易，可是留下她怎么办？继续受这个日奸的骚扰？想到这他心一横，把刀仍在地上。鼓起勇气对小眼睛说，敢不敢玩空手道？

小眼睛也把刀一扔。

小野不等对方讲话便猛冲过去，和小眼睛抱在一起滚下绝壁。准备了半天时间的决斗，仅用几秒钟就全部结束了。

从那以后，“共产党”三个字总在母亲脑子里转。记得小时候外公也曾提到过这三个字。现在想起来，也许他真的是共产党？母亲把门拉开一条缝隙，她看见外公和外婆躺在一起。五年前，外公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症状。病情不断恶化，这会儿他恐怕连早晨吃没吃饭都记不得了。他是不是共产党，难道还有关系吗？

又过了几年，母亲接到一个大邮包。里面全都是父亲这些年给她写的信。每封信都被拆开过。母亲这才知道，父亲曾经被捕。保释出来后，很长时间都不能离开洛杉矶。父亲的罪名居然也和外公是共产党有关系。

父亲的案子归特别法庭审理。当法官将证据摆在父亲面前的时候，父亲觉着马克和丹尼斯真的尽力了。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材料，竟然把父亲母亲结婚时候全家的合影照都上交充作证据。

法官指着照片上一个老年男子问，他和你是什么关系？

父亲觉着这个问题太简单，因为那个老头就是他的老丈人。

法官掌握大量关于外公当年参加和领导的政治活动。他用了很长时间试图证明父亲也参与了这些活动，而且实际上加入过日本共产党。结果都被父亲否定了。法官又拿出一张照片。那是父亲和刘文凯在中国城一家书店门口时被人偷拍的。刘文凯的直觉没错，他当时确实被跟踪了。可是，父亲并不知道刘文凯本人也是共产党。

法官无法从父亲的眼神中判断他的诚恳，只好换一种方式启发他。罗先生，你是一个出色的数学家。可是你知道吗，你和这些人的关系对你非常不利。仅仅从掌握到的材料就足以让你陷入长时间的法律麻烦。比如说，照片上看得出你和刘文凯先生的关系很近。你递给他的东西也很可疑。就算你不是共产党，你有办法洗清自己吗？到头来你只能落得官司缠身，耗尽财力，直至破产。假如你愿意合作，当局对你的指控可以马上撤销。

父亲说，他当时递给刘文凯的书到处都可以买到。如果你一定要我合作，我很高心现在就到书店去给你买一本。

法官和助手们小声嘀咕几句。然后看着父亲说，我们希望得到的合作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老丈人从前做船运生意。他有一艘叫做“靖远号”的货轮，我们发现有关这艘货轮的航程纪录都是假的。我们需要拿到原始文件。这艘船当年也许参与过运输日本在东南亚掠夺的黄金。她真正停靠过的码头和追查这批黄金下落有直接关系。要知道，如果这批黄金落到共产党手里，他们就有了向全世界推行共产主义的资本。这年头只要有钱，什么主义都能成功。而你是最有机会接近原始文件的人。

父亲摇摇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船运文件。我的所有物品都放在家里，那地方你们不是已经搜查过多次了吗？

法官问不出什么，只好让父亲回去以后使劲地想。最后法官突然说，刘文凯回到大陆后就赶上反右运动。因为他反对中共过分依赖苏联，结果被关进集中营，后来死在里面。他认为父亲该庆幸自己当年没有跟刘文凯走。

又过了几年，中美两国建交。父亲的案子终于因为证据不足被撤销。

有一天，父亲到中国城的书店里买书。一抬头，看见前方不远处的杂货摊子前站着一个男子，脸上长着看上去有些熟悉的络腮胡子。如果不是因为胡子全白了，父亲会以为他就是刘文凯。出于好奇，父亲忍不住向他走过去。他想等他抬起头来，仔细看看他的眼睛。相隔几米远的时候，那人果然抬头看着父亲。

父亲忍不住叫出声，刘文凯!

奇怪的是，他显得比当年还要紧张，竟然转身就走。父亲跟在后面紧追。转过一条街巷，面前一个人都没有了。父亲正要喊，突然感觉胸口一阵闷痛，两眼发黑。他赶紧扶住墙，身体总算没有倒下去。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见过白胡子的刘文凯。

慧玲大学毕业的那年，母亲终于安排好外祖父母的后事，准备带她一起回到父亲身边。不幸的是，临行前两周她的旧病突然复发，再没有起来。

母亲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让他们父女团聚。

慧玲临行前接到父亲来信。信纸上有多处湿过的痕迹，好几个字都因为油墨扩散变得模糊不清了。看来，父亲写信的时候流了不少泪。父亲在信中说，他本来已经做好带着一家人去看新大陆的准备，现在只能带女儿一个人去了。

当时，慧玲的舅舅高天朔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指挥家之一。特别是他指挥的《新大陆交响曲》，深受日本人喜爱。因为他正在美国和欧洲巡回演出，所以废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和父亲要去看演出的消息告诉高天朔。

走出海关，慧玲就开始在人群里寻找父亲。他说过、一定亲自到机场接自己的女儿。怎么“旅客专用通道”都快走完了，还没有看见和照片上一样的笑脸？

专用通道的尽头站着一群年轻人，大部分带着眼镜。为首的一位像是中国人，因为他的国语讲的很地道。

“您一定是慧子小姐吧，我叫冯小波。我们都是罗教授的学生，替罗教授接您回家的。”

“谢谢。我父亲，他怎么了？”

几个年轻人都低下了头。

“罗教授，在医院。”

“请立刻带我去医院, 我求你们！”

去医院的路上慧玲才知道，父亲已经在当天凌晨去世了。

本来，几个学生是约好和罗教授一起去机场的。等到早晨上班的保姆打开房门的时候，发现罗教授倒在那把特制的椅子旁边，手里拿着两张票。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身后的墙上挂满了多年来学生毕业时留下的合影照片。书架上陈列着他出版的二十三卷数学专著。

慧玲接过两张票，打开一看，不是音乐会的入场券，而是两张飞往中国上海的飞机票！慧玲明白了，父亲在信中提到“要带着女儿去看的”原来并不是交响乐，而是他的祖国。那个离开了40年，正在勤奋地埋葬迷信、落后、和贫弱，并且一天天崛起着的新大陆！

尽管这些年父亲受了不少罪，他心里还是一直默默地惦念着自己的祖国。

罗教授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在他去世一年后实现了。

多亏他的学生们，特别是同样出生在上海的冯小波，深知老师生前心愿。替老师在中国上海距离当年老房子旧址最近的地方找到一块墓地。分散在全世界的学生、朋友、同事合力为罗教授铸了一座铜像。按照慧玲和冯小波的要求，铜像的右臂微微扬起，右手指间留着一隙空道，正好可以置入一根交响乐团指挥所用的指挥棒。

安葬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就是向高天朔要一根他指挥《新大陆交响曲》时用过的指挥棒。

没想到，当慧玲和冯小波当面向高天朔提出请求的时候，舅舅竟然连连摇头。两个人像挨了一瓢冷水，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当慧玲决定让眼泪流出来、冯小波就要骂出“忘恩负义的小气鬼”的时候，高天朔哭了。像小孩子受到不该受的委屈一样！他说这样的大事不能由别人代办。他要亲手把这根指挥棒献给罗教授。

安葬那天，氤氲遮着太阳。在一段悠扬的《恋故乡》的曲调中，高天朔一步一步走上临时搭起的脚手架，把他最心爱的指挥棒安置在罗教授的右手指间。从那天起，但凡经过铜像的人都要停下来仰视这位在海外度过大半生的中国学者。

多数人以为罗教授手里拿的是一支台笔。因为他一生凭着一支笔，即使身陷囹圄都没有停止著书立说。最终，他在世界数学大师的圣坛上为中国人赢得了一席之地。

只有少数人知道，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他也许是一位了不起的指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