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原高二学生李红豪成了主角，他因为一篇题为《草见人命》的作文被赶出学校已经14个月了。7月17号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他的事情，这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更有评论说，李红豪活活脱脱的又一个韩寒。但李红豪自己却说，“韩寒是主动不念了，我是被‘和谐’了”。

看了一遍李红豪的《草见人命》，无外乎批评了老师的专制、学校的专制和当今社会的专制主义现象，没有什么太出格的话语。坦率地说，一个还没出中学校门的小毛孩子，能有多深刻犀利的见解。但这，已让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的校领导和李红豪的班主任受不了了。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可是武汉市最好的高中啊，考入那里的孩子都是武汉市应试教育的“天才”，在那里任教的先生也理应是武汉市中学教育界的翘楚。

难道偌大个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更偌大个武汉市教育界就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个有点冒失有点鲁莽有点“不懂人情世故”，但又确实非常优秀的孩子说几句公道话吗？除了作文事件，李红豪还拒绝买校服。他已经买了四套，拒绝买第五套。他的一个同学做了一套才花了50多元，而学校卖给学生一套却要250多元。对有人叫嚣把鲁迅先生赶出中学课堂，李红豪这样说：“鲁迅先生被请出教科书，不是因为他的文章大家看不懂，而是有人害怕有一天他的文章大家都看懂了。谁都不会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罪，但是如果一个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反而从自己的生活中寻求美出来赞叹、抚摩、陶醉，那样的奴才已经万劫不复了。最可怕的事不是做奴才，而是那些做了奴才的人还要逼迫那些不愿做奴才的人跟他们一起做奴才。”（李红豪究竟是个孩子，他对奴隶和奴才的概念把握得还不是十分清楚。其实很简单：奴隶是被迫的，奴才是自愿的。）

中国的教育让人失望了！中国的教育容不得有个性的优秀的学生，比如李红豪；也容不得有个性的优秀的教师，学生喜欢的老师，领导大都不怎么喜欢。现在唯一的根本就是追求升学率，应试教育。

请看易中天先生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下面是《东莞时报》记者对老易的采访。

1、问：您怎么看李红豪事件？

答：只要中国教育坚持“毁人不倦”，不出这事才不正常。

2、问：您在高中时，是否有类似的经历？

答：有过相反的经历。有一次，老师出了道作文题，叫《记一位难忘的人》。我问老师：写古人行不行？老师愣了一下，说行。我又问：不写成记叙文，行不行？老师又愣了一下，又说行。我得寸进尺，问：回家写行不行？这回老师特爽快，说：行！
我回家写了一出独幕剧，叫《苏武牧羊》，老师给了高分。

后来再写作文，老师直接让我回家。有一次，我用繁体字和文言文写了一篇游记，老师给了最高分。

这位老师的名字我还记得，是“ 吴传忠老师”。

另外，初中语文老师王辅仁先生（武汉市第三十一中学），也是从来就不管我怎么写的。只要写得好，就给高分。

我很感谢这两位老师！

3、问：李红豪高一时的班主任老师认为，人才并不是他自己把自己打倒，而是社会把他打倒了。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答：应该反过来说：人才并不是社会把他毁掉，是自己把自己毁掉。毁掉的办法，是自觉纳入“毁人不倦”的教育体制，成为这部“毁人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所以，人才，就是不被社会和自己毁掉的学生；良师，就是不把学生毁掉的老师。

4、问：为什么这样说中国教育？

答：因为它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

5、问：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答：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中，自由又比全面重要。这个道理，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就知道。

6、问：不要高考了吗？不要管理了吗？

答：管理很重要，高考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老易还说，“1962年到1965年，我在武汉市华师一附中读高中，跟李红豪算是校友。”

李红豪事件和老易的话，让我想起于光远先生在《读清华旧影》一文中写道：“坦白地说，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于老30年代毕业于清华物理系，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王大珩都是他的同班同学。现在人们已经公认蔡元培先生执掌北京大学时期和梅贻琦先生执掌的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是中国大学教育的最好时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
关于思想解放教育改革，中国的教育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掌权的大老爷们，你们能不能走得稍微快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