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第一天组织游行全体在校学生就基本全参加了，也没想到平日看似散漫不羁的同学们在活动中却极有秩序。

8点不到，有几个系的同学已经列队在礼堂前的小广场了，随着各系同学不断列队加入，广场很快就被学生队伍和各色横幅旗帜塞满了。连接礼堂和校门的是一条数百米的林荫大道，每当有新的学生队伍加入，靠近广场出口的队伍就自动移入林荫大道。当领先的队伍到达校门的时候，后到的队伍还在礼堂两侧的道路上等待进入。上万人的学校几乎倾巢而出。

头晚偷跑出去游行的事第二天就被发现了。妈妈学校的一个年轻老师晚上和男朋友逛街，在市中心看到了我，第二天上班就告诉了我妈。但后来全校学生都走上了街头，连老师们都参加了，妈妈知道已经阻止不了我了，只好躲在一边叹气。爸爸却冲我冷哼一声，狠狠地甩出一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顾不来那么多，毅然投身到这场运动中。

游行在持续进行着，学生队伍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到处都是掌声和喝彩声。马路上行人和各种机动车都纷纷给游行队伍让路，连日来的游行从没看到有大的交通阻塞。当时的人们好像也变得比以前开朗了许多，很有些49年的感觉。

记得当时游行的主要目的除了坚持反腐败，反官倒，要求言论自由外，还有一个就是反对4-26社论，重新定义学生运动，这点我记的很清楚。我们游行除了向市民宣传这些道理外，还有就是面向社会募捐。募捐的目的就是支持北京的同学们坚持下去，直到政府取消错误的4-26社论。同学们顶着5月的阳光每天坚持游行，宣传，募捐，晚上回校后还要分头印传单，补充新的标语和横幅，休息的时间很短，但没有一个人喊累退出。

市民们捐款的热情出乎我们的意料，我系的几个捐款箱没几天就满了。我亲眼看到有孩子们抱着存钱罐捐款的，也看到老人家们拿出被手绢包的严严实实的体己钱。。。当时人们的生活还很艰苦，收入很低。记得我1991年第一次拿到的工资才138元。所以市民们的热情支持深深的感动了我们，更使我们明白，我们是在为民请命。

后来我和系里几个主要学生干部清点了捐款，做了详细的记录，记得当时是17000多元。我们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处理捐款的问题，在会上大家都同意把捐款送往北京。我建议以我系为主，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去北京。当时学校虽对上街游行已无法控制，但还是强烈反对学生组织起来去北京。我校在北京的同学都是私下前往的，就连校自治会的几个人也是在还是游行后自行去北京的。我的提议得到了干部们的支持，后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决定组织我系同学自愿前往北京，声援北京的活动，送交市民们的捐款；不反对其他系的同学加入；统一行动，统一口号。。。

原本以为很轻松的事情，实施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