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转贴]致极权死地而后生——东欧六国行
刘文忠：致极权死地而后生——东欧六国行
2009-11-15
2009年8月我去了东欧六国，这是我第六次去欧洲，前五次走访了中欧、北欧、西欧、南欧、二十国。这次计划走东欧原社会主义十国，目的想了解东欧解体后现状。因为国内的旅游者大多对东欧不感兴趣，组团困难，拖了很久才成行，而且因为某些原因，漏掉了像波兰等东欧重要的国家。我不死心努力与中旅商量，希望单独安排我去那些尚未加入欧盟，未获得申根权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磨了二个月还是困难，遗憾之中只有匆忙去了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六国。
(上)苏联极权控制下的东欧
匈牙利事件
苏联尚未瓦解之前，匈牙利虽然也是属于苏联控制集团国家之一，但其经济社会表面却较其他国家，诸如波兰、捷克等国活跃得多。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匈牙利民众多次群起反抗苏联控制，都被残酷镇压。
匈牙利的政治灾难比东欧一些国家来的早，1947年斯大林改变了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自称“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匈共领导拉科西·马加什，马上取缔国内其他政党，他独掌大权，推出所谓“拉科西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他被吹捧为“英明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人民的领袖”、“杰出的思想家”等等。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肉麻的程度，在为他歌功颂德中有两句肉麻的诗词：“风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拉科西全盘苏化：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宗派主义严重，残害干部与群众。在那个时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他伙同其帮凶格罗、雷瓦伊和法尔卡什(匈牙利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成匈牙利“四人帮”。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和政府工作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四人团伙”在清除了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内，又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不忠于他们和苏联的其他政党领导，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
拉科西和毛泽东一模一样，怕威胁到自己地位，都把自己的二把手接班人往死里整，一个炮制著名的“拉伊克案”(拉伊克为匈牙利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另一个制造“刘少奇案”。两人都美其名：为了提高全党的“警惕性”，防止修正主义复辟。拉科西和毛泽东一样，大肆制造群众性恐怖政治运动，当时全国窃听与告密盛风。用批斗、抄家、关押、强制劳改等一切手段对待他们认为不牢靠和不同政治见解的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在1953年6月之前，在这个共有95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50万人受到过起诉，上百万人被关进荒凉的“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
其中中国人最熟悉的是“匈牙利事件”。每个上年纪的中国人都清楚，在毛年代中国老百姓只要非议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讲不满霍查与齐奥塞斯柯库的言论，一定会当反革命论处。同样谁敢为“匈牙利事件与纳吉总理”讲句公道话，一定也会当反革命分子抓。
1956年10月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全面否定之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在匈牙利民族的爱国主义者将不受匈牙利人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拉下台。当时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流血冲突。苏联两次派兵镇压，史称“匈牙利事件”。当时西方大国正忙于应付苏伊士运河危机，所以并没有介入此事。在十天中冲突双方有2500人被打死，而匈牙利抵抗苏军入侵在战斗中死亡的人就更多了，有25000多人。
占领布达佩斯后大镇压开始，仅苏军直接抓捕的就有5000多人，其中包括860名学生。这些人被当成“战争罪犯”押往苏联劳改营做苦役，其中有450多人死在苏联。在苏联顾问建议下，匈牙利政府判了15000多人反革命叛乱罪，229人被公开处决，一些人遭秘密处决。其中1958年1月19日一个夜晚，布达佩斯就有2000多纳吉支持者被捕，并且在当天夜里，大部分人被集体秘密处决。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大约20万难民逃离家园到西方避难。苏联随后逮捕并以反革命叛国投敌、军事哗变的罪名判处纳吉和其他领导人绞刑。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一次审判时，留下了他最后的政治遗言。纳吉说：“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将来应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最后一句话纳吉说错了，是人民为他平反昭雪的。
布拉格之春
上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报刊媒体是封杀和严禁传播“布拉格之春”的真相，反而大张旗鼓宣传教育这是一场共产主义复辟的运动。事实真相是1968年1月，捷共中央召开全会，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上台后公开向苏联模式挑战，大胆进行改革，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4月，捷共中央通过了《行动纲领》，提出了改革的主张：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当捷共加紧筹备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便全面开展改革之时，苏联党政军领导接连访捷，对捷施加压力，反对捷共的改革，并在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捷共领导进行攻击。双方在多个场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8月，苏联集合华沙条约四国几十万军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20日深夜、正在开会的杜布切克接到国防部长楚尔的电话，“华沙条约五国的军队已经从各个方向越过了边界。他们马上就要占领我们的国家。”杜布切克们几乎惊呆，中断了会议。他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誉起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兄弟党竟然会采取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反对我们。这是捷克人民最大的悲剧。我一生都致力于苏捷友好，想不到竟遭到如此的对待!”此时，布拉格上空，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苏联飞机的鸣声。接着，侵略者的坦克一辆辆地从安东诺夫运输机巨大的肚子里爬了出来，驶向布拉格的每个角落。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将他送往布拉格机场的一架飞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和几位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随即被押解到莫斯科。
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像引燃了的火药库，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苏军侵略的群众运动。路标改变了方向，村镇改了名称，使苏军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全国上下“坚壁清野”，使苏军陷入困境，饥渴难忍，只好挖土豆，摘野果吃。查理大学19岁学生杨·帕拉施，为抗议苏军占领捷克，在瓦茨拉夫静坐抗议，为了让人民悟醒，最后自焚而死。在杨·帕拉施烈焰焚身的23年后，人民终于触摸到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这位大学生被奉为布拉格之春的烈士。
开始苏联并不准备和杜布切克等人谈判，准备另外组织新内阁。但苏方的计划得不到捷总统斯沃博达的承认，最后只好作出让步，释放杜布切克等人并允许他们参加最后阶段的会谈，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议定书》。在议定书中，捷克斯洛伐克领导被迫接受了苏联占领“不是干涉内政”，是“保卫社会主义”，待捷克斯洛伐克局势 “正常化”后，苏军即撤走的“说法”。8月27日，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和总统斯沃博达一起飞回布拉格，杜布切克仍被放在捷共第一书记的位置上，但 1969年4月，苏联下令免除了他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伊始，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随即，捷共开始党内清洗。这次浩劫，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总人数的1/3.全国数以万计的人被开除公职，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全国有200余万人遭株连，约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苏联用六千辆坦克扼杀了这场改革，捷克从此进入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中)解体
波罗的海之路
我们的导游叫郝卫兵，，近四十岁，是一位移居在匈牙利的华人，毕业于哈尔滨某大学。到东欧第一天我就送给郝导自己写的一本政治游纪《新海国图志》，他连翻了几个晚上后对我说：刘先生，你写了一本有意义的好书!你是我这几年接待最特别、有独立思想的人。我直接告诉他：自己这次来东欧目的是想续写《新海国图志》，希望他能提供方便。并请他帮忙，每到一个国家替我找一个居住十年以上的华侨约谈，他一口答应。但告诉我，按这里规矩约谈是需要付钱的，价格不低，我也一口答应。从此他暗中对我很关照，帮我约当地华人见面，让我经常单独离队。
我与他谈起这次东欧之行罗马尼亚、波兰等一些很重要的东欧国家没能成行的遗憾。郝导告诉我：其实你应该去了解一下波罗的海三国。因为目前这三国正在庆祝二十年前独立纪念日，很热闹，有不少你感兴趣的活动。他说昨天这里报纸都刊登：20年前的今天即1989年8月23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被划为苏方的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出现了一幅莫斯科不曾料到的壮观画面，占三国人口40%的大约200万人，扶老携幼、手拉手组成跨越三国、绵延600公里人链，要求摆脱苏联的统治，重获自由独立。人链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一直延续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一个个普通人平静的比邻而立，手拉手，举着向往自由的横幅，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和平意志长城，这就是历史上的“波罗的海之路”，又称“自由之路”。
70年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秘密条约规定：苏德共同瓜分波兰，德国同意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1940年6月15日，苏联红军入侵立陶宛并将其吞并，次日苏联红军又侵占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28日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北部地方，从此波罗的海三国开始了它们的苦难历程。苏联共产党为了对那里实现彻底的统治，首先对三国文化、政治、法律等领域的精英人士动手，因这些人具有自己的分析判断，最不容易被独裁者的谎言欺骗。于是苏共对这些各国精英采取了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7月11日深夜，苏联秘密警察一次性杀害了超过2000多名立陶宛知识分子。同一时间，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6万社会精英人士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劳改营，而当时拉脱维亚全国人口不到200 万。在此后一年时间内，大约12，000人立陶宛人被共产党关进监狱，其中大约5，000人被杀害。在1940年苏联红军入侵前，立陶宛人口有310 万，1953年人口再次普查时只剩260万了。
郝导曾去过波罗的海三国，他告诉我这三国值得去看，自从分离独立后，他们的经济发展远比俄罗斯好，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被吸收进入欧盟。
天鹅绒革命和颜色革命
1989年11月17日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长达41年的共产主义画上了句号。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之前就有不少要求民主的游行活动，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了这场革命。当时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10万人的游行活动，而且之后每天都有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11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所以称“天鹅绒革命”。
东欧的解体除了捷克称天鹅绒革命，其他国家通称“颜色革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是比较宽泛的定义，是指21世纪初期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除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外，还包括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伊拉克民众选举时，涂了紫色墨水按手印，故名)、黎巴嫩的雪松革命(雪松为黎巴嫩国树)等，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地区国家的政治变革。另一种是比较狭义的定义，专指某些独联体国家近两年来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
匈牙利事件在世人心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随着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1989年1 月底，匈牙利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事隔五十年匈牙利人民没有忘记纳吉，称纳吉是“为拯救国家而斗争”的民族英雄，并为他举行国葬。7月匈牙利又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称匈牙利共和国。实行总统制，确立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在国家机构中体现分权原则，取消马列主义政党在国家机构中的领导作用。匈牙利宣布把每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起义爆发日作为国庆节之一。对匈牙利革命，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现从“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而当时中国则大肆宣传教育党内外同志，并认定，“匈牙利事件”是一场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不知今天在还原历史真相时，我们那些被愚弄的国人又如何看待“匈牙利事件”?
东德：推倒专制之墙
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整个柏林墙。一时间，人们疯狂的涌向柏林墙。三天里有75万东德人逃往西德。一段时间，有900万东德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疯狂的涌向西柏林。终于第二年11月底，柏林墙全部拆除，东西德之间的围墙夷为平地，二十八年的人为阻隔就这样消失了。东西两德合并后，文化经济迅速融合。拆了柏林墙，催生了东德经济复苏，东德的私人企业大多是1991年起步，现在双方表面上已经看不出谁是谁，到底是一个民族，同根生。
在柏林郝导帮我约谈移居华人学者李先生，他在当地大学教书，是个对德国历史有研究的人，交流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想了解东西德国统一后的情况，及“德国统一的后遗症”问题。李先生告诉我：东德曾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是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丶民众生活最好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当年的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东边是 “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是建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从1945到1961年，总人口1664万的东德竟然有350万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说超过 1/5的人口流失，而且其中许多还是各种人才。为了阻止这场“逃亡潮”对东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极大的冲击，於是建起了柏林墙。但是，高墙的修砌也并没能阻隔人们对西边的向往，从1961到1980年，又有近20万人成功逃亡，但许多人“越狱”失败，喋血高墙，演成无数惨剧。“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这段时间，东德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很糟糕的，非常依赖于西德的援助。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严重，水上都泛着化工废料的泡沫，东德政权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进行自我改革。在那种情况下，1989年剧变时，东德游行队伍高举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东德政府想用坦克来镇压当时都不敢，他们知道镇了这些要求折除柏林墙的抗议民众，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方面援助了，所以最后推倒柏林墙几乎没有流血。柏林墙的故事，说明一个真理，一个政党不管你把自己制度吹捧得多么美好，只要你的百姓拚命想外逃，就表明这个社会制度是非常糟糕。也应证东德社会主义跨台是必然的，只仅仅是时间快慢问题。
宗教和民族解体南斯拉夫
斯洛文尼亚是个小国，人口仅200万，可人均GDP已超过3万美元(中国的十倍)，属于欧盟中上游高度富裕国家。
斯洛文尼亚是属原南斯拉夫时期六个加盟共和国当中最富裕的一个，它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塞尔维亚七倍，所以闹独立最早。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于1980年逝世后，斯洛文尼亚政府就开始自行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于1989年9月通过修正案，重申斯洛文尼亚加盟共和国脱离联邦的权利。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地方民族主义高涨，要求独立，在西方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南斯拉夫随即派兵向斯洛文尼亚宣战，但十天内便在斯洛文尼亚的抵抗中撤退，双方基本没有伤亡，史称十日战争。10月，斯洛文尼亚议会通过斯享有从南分离出去的民族自决权的修案。1990年7月斯议会又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同年12月，公民投票赞成斯洛文尼亚独立。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就从原南斯拉夫分裂出来了。
造成这一分裂过程不得不追究到一个人，铁托统治南斯拉夫约35年时间是南斯拉夫后来战争悲剧的源泉。南斯拉夫原来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三部分构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部分。此时的塞尔维亚，占南斯拉夫大部分的人口。铁托不属于塞尔维亚族人，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铁托想方设法削弱塞尔维亚力量。从塞尔维亚分出了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在剩余的塞尔维亚部分，内部分了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铁托创造了南斯拉夫民族概念，这个无中生有的民族概念，其效果是分化了各民族，主要是分化了塞尔维亚民族，这个政策不是促进了民族融合，而是破坏了民族融合，这些措施较大的削弱了塞尔维亚。使南斯拉夫各部分力量比较均衡，没有处于绝对优势的部分。它有利于维护铁托的独裁统治。铁托只想到自己的统治方便，没有考虑南斯拉夫的长远存在。给南斯拉夫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波黑人口构成主要是塞尔维亚族，有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人，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铁托为了分化削弱塞尔维亚族人，创造了一个新民族穆斯林族。把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称为穆斯林族。这个创造危害深远，彻底分裂了塞尔维亚族，带来了后来的血腥斗争。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人也属于斯拉夫人，但信仰天主教，南联盟其它地区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宗教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分裂的潜在因素。南斯拉夫号称欧洲的火药桶，内战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铁托的行为是这些人死亡的最终源泉。一个人给一个国家带来如此大的悲剧，铁托算一个。国家分裂不分裂无所谓，也无所谓好坏。问题是，分裂带来的战争很有危害，是真正的悲剧。
我在东欧参观的最多项目就是教堂、皇宫、古城堡或博物馆，这里几乎包含了欧洲的一切历史与人文价值和精神。欧洲人信仰上帝，就把最精美的建筑，最豪华的装饰带给了教堂。欧洲人的文化传统也充分体现在百年历史的教堂中，在欧洲有显耀身份的人才有资格葬在大教堂，如国王、主教、名人。每逢周末和节日教堂都挤满人。它代表着这个国家、民族、人民的信仰、精神和灵魂。不要说广大的人民，就是各种背景派别的政党都离不开宗教的支持和理解。
东欧解体教训
东欧国家的剧变不是偶然的，有各个方面历史、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加上西方价值观念，和宗教普世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信息文化渗透，及西方的经济贷款、贸易和技术援助，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冷战时期，苏联对东欧国家的高压控制，使苏东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加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缓和同美国与西欧的关系，放松与改变了对东欧的控制。他的东欧“新思维”政策，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分裂和蜕变，于是东欧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总爆发，剧变自然产生。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想谈一点宗教层面的感受。有人说“拯救人类的一条主要路线，就是承认文化与宗教差异的事实，掀起仇恨的恶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要学会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间开展对话——这就是当今的任务”。东欧的七十年的教训，不正是在苏联的操盘下，不承认各国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强行统一在共产意识形态里，掀起种种民族与阶级仇恨与斗争产生出最后的变天结果。
我是个基督徒，这十年走访五十多国家，一直在寻求一个问题，基督的普世主义和价值观对世界各国究竟起到怎样作用?东欧行前我曾通过香港教会朋友找到在东欧斯洛文尼亚学习的香港神职人员杜先生。我跟他的缘分出自我写的第一本书，《风雨人生路》在香港发行时，曾受到香港教会观注，因为书中述写文革中大陆教会受迫害的许多真实情况，特别是我坐十三年政治牢狱相遇到的一些神职人员死难经历，香港青年基督教会曾向我要去二百本书，他就是拜读我的书才与我联系上的，因为他父亲解放初就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当神甫，后逃去香港，我书中写到的主教龚品梅及神甫张宏根与盲人修士金林生一些人，他父亲都非常熟悉亲密，在导游帮助下我在斯洛文尼亚约见到他。
我向他讨教东欧宗教问题。他告诉我：东欧除波兰与斯洛文尼亚大多数是天主教外，其他都属于东正教，也称基督新教。东欧宗教本来就非常普及有影响力，打开历史你就能看到，欧洲的多次战争都是因宗教引发。在东欧社会主义七十年统治中，各国在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消灭宗教，使本国早日成为无神论国家。共产主义政府在报刊上地公开指责宗教反动，用漫画等形式丑化正常的宗教活动，用行政手段封教堂，毁坏没收宗教财产，并大规模拘捕传教士。首先苏共领头，在50年代赫鲁晓夫继斯大林后同样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不仅关闭了大约全国2/3的教堂、70%的神学院以及大部分修道院，而且把不接受政府领导的宗教狂热分子成千上万投进集中营。例如在阿尔巴尼亚，这个拥有教徒达全体居民70%以上，宗教历史有1，400—1，500年的国家，1967年官方就宣称：阿尔巴尼亚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一律关闭，包括2169座教堂、清真寺、修道院和其它宗教机构。自称阿尔巴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1967年并强行通过法规，今后不管信仰什么宗教都要受到处罚。谁要是敢于举行宗教节日活动，就会失去工作，并被送入监狱;为小孩举行洗礼仪式，判三年徒刑，甚至不准给新生儿用宗教名字命名等等。当时东欧各国都纷纷效仿，但是对宗教迫害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目的，群众对宗教信仰依然存在。结果是取消了面上的宗教，反而加强了地下的宗教，打击了信仰者的心灵，却加剧了心灵的信仰，适得其反。
东欧的解体宗教起了一定作用，由于苏联与东欧各国宗教力量原有的雄厚基础，加上执政党的宗教政策的失误，西方基督普世价值观的影响，使得宗教力量起到了加剧东欧政局动荡和政局演变的作用。在1989年的东欧剧变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宗教势力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罗马尼亚从强迫迁居托克什神父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流血冲突;波兰团结工会在教会势力的支持下掌握政权;前民主德国的反对派在教会的支持下迫使共产党政权步步退让，直至失去执政地位。其他各国的解体同样如此，宗教起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都表明，宗教在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是离不开宗教的。解体前东欧各国的宗教信仰是被无神论共产主义打压与禁止的。解体后宗教信仰比今天的中国发展得更普及与凶猛，东欧像西欧人一样同样离不开教堂，宗教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而国家的管理者都把基督新教当作国家的治国之本，当作国民道德的基础。民主、人权的深意正在此中，基督教的伟大力量及宗教文化的意义也在这里。
喜欢看历史书的郝导告诉我，你与东欧人交谈过去，你就会了解到：今天东欧人最痛恨过去年代，东欧这些国家对原苏共是深痛恶极，他们对过去生活从不留恋，对变天后的俄罗斯也没有好感，甚至连带着中国。
(下)新生
西德“大输血”
在参观东柏林地区时，我们发现还保留许多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地名和建筑：卡尔·马克思大街丶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丶倍倍尔广场丶李卜克内西大街丶卢森堡大街丶蔡特金大街等。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的马丶恩大型塑像也仍然耸立，接受左翼民众的瞻仰。在著名洪堡大学主楼正厅内也仍然镶嵌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俯视着来往楼内的莘莘学子。我们团中共产党干部看到这些场景，都很兴奋感动起来。我心里好奇：中国官员们还算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吗?中国正在盛行的权利交易改革难道把他们改造的还不够彻底吗?
我们团中有些宝钢集团高工曾在统一前到过这里，他们告诉我：这里确实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时他们考察东德柏林南郊著名的铁西工业区，到处是火柴盒式楼群构成的苏式旧建筑，昔日一大片烟囱与厂房现在都无影无踪了。变成完全是一片绿化带中，稀疏的独户住宅群，绿影扶疏，清波荡漾的“古城”。我们的旅游车一路上没看到“私有化的大工厂”，看到的却是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宫廷、古堡城……座座有古风，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风化”的模样。听说这都是剧变後这20年间复建的。如果没有介绍，谁会想到这一大片“久历沧桑的古城”其实不久前还是“东德的铁西区”?现在东西德整体已区分不出来。
剧变之后德国政府为了重建东德，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从1991到1999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的个人存款可以按 1：1的比率兑换成西德使用的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于是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经济转型。前东德因为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包下来“买断”，因而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最后西德人花了超过10万亿欧元的巨大财富，才逐渐拉平东西之间的差距。
尽管西德对东德大输血，也无法解决东西德统一的后遗症。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因为东德的企业缺乏竞争力与员工素质普遍底下，统一后马上造成大批企业倒闭或被西德企业合并，东德工人大量失业。根据统一商定的《回归法》实施，被共产党曾收为国有的土地必须归还给分裂前的原地主而交还给西德人，统一后的德国专门成立一个托管局来接管与处理东德留下的财产。托管局最重要的是吸引外资来接收，当时托管企业共14600家，其中800家返还给当地政府，2000家返还给收归国有前的原业主，对8000家企业进行私有化，剩余的彻底破产清算，总共签订了33500个合同。当时东德人总感觉只是不公平的折价收购，认为自己已成为二等公民，造成严重的“失落感”。他们原来期待，只要东德纳入资本主义体制，就能够享有与西德一样水准的富足，但统一后的现实，使他们的这种期待没有马上实现。
西德为了照顾东德，作出了巨大牺牲，为了拉这个穷兄弟，拖慢经济发展二十年。从原来世界经济排名第二降至第十五，每人国民所得从3万8千美元降至2万2千美元，也因此丧失了提振景气的能力。这一切东德人开始并不领情感恩，相反抱怨、指责西德人缺乏同情心，只知道要钱，对同族人傲慢和吝啬。而西德人则认为东德人已被社会主义制度惯坏了，懒惰又不会做事，过度依赖西德人，是缺乏独立性与自发性的人，给多少帮助都无济于事。但东德人抱怨归抱怨，问到他们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一些前东德人自嘲说：“过去我们过的是\' 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东西德统一最应该要感谢的是美国人。因为在东西德国统一问题上，除了美国是极力支持外，欧洲许多国家都是反对的，特别是周边国家，忧虑德国统一后会出现一个巨大德国，给他们带来压力。历史告诉我们：德国日尔曼民族的特性：是执着到底、坚持价值观、它的思维是直线不转弯、还有点傲慢。在历史上这个民族的彻底性特别强烈，在关系民族统一问题上彻底，二次世界大战犯罪与反思(悔恨)也彻底。所以今天在有些政治敏感(西藏、新疆与人权)问题上，跟中国闹矛盾争吵程度都要超过美国与日本。
四虎市场
在捷克的中餐厅温州项老板告诉我：九十年代是东欧市场的初级阶段，由于政策的开放，加之中东欧国家剧变，中国商界突然涌现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来自中东欧的洋倒爷.他们或乘飞机、或坐火车，吭哧吭哧手提肩扛地将中国货“倒”到物质穷乏的外国出售。一时间，他们“一夜发家”的神话让许多中国人怦然心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重重关山一旦冲过，后续者的脚步就会无法停息。一些有胆量的中国人紧随洋倒爷们的脚步率先冲出国门，沿着东欧人开辟的新丝绸之路，开始了中国人的西行之路.20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人“进军”东欧，最先选中的不是大国，而是中欧小国匈牙利。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布达佩斯已发展成为中、东欧地区物资集散地，当时只要便宜，不管产品质量，假冒的坏风气很浓，到东欧的华人几乎都是老板身份，由于物价的低廉，劳动力的便宜，生活在这里，比起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更自在。
在中匈两国间开通直达航班后，尽管匈牙利面积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00万，但足以让刚刚落脚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匈牙利的市场太有利可图了——带过去的中国小百货和服装几乎被一抢而光，转眼间就可赚到几倍的钱。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大批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像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人在首都布达佩斯市内开辟一个规模庞大的华人“四虎市场”。顾名思义就是四只老虎的意思。著名的“四虎”市场，每日客流量达三、四万人之多，一时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批发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做买卖的主要是华人，也有一小部分越南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匈牙利人。大家带来的价格便宜、品种丰富的小商品，改变了东欧市场物资短缺的状况，继而由小商品发展为大集装箱进出口贸易。这里和中国内地任何一个集贸市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来自国内不同身份的人，从下岗干部到农民，纷纷以商务考察或旅游为名来到东欧国家。他们有的是想以这里为跳板前往西欧，有的是想在这里发财，每个人都在寻求生存的位置。很快，由于大量的中国商品如潮水般涌进，这个小小的市场很快处于饱和状态。
在郝导介绍下我相识了在斯洛伐克开饭店的上海人朱老板娘，她告诉我：94年他们夫妻在匈牙利受损后混不下去，才转移到这里落地生根。十几年小商品批发生意风险重重，为了保险她们夫妻分二块做生意，她开中国餐馆，丈夫汪先生也是上海人，现在匈牙利经商，开贸易公司，利用在东欧近二十年生意人脉，跟国内一家外贸公司联手做生意。汪先生也曾在“四虎市场”经商十多年。搞批发是短平快行业，进行这项工作需要凭借对市场的观察分析，到各公司去办货，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各商业点，从差价中获取利润;练摊是大部分人采取的方式，每天从批发商手里接过需要的货物，在固定的地方或临时寻找合适的地址，将商品摆出，任凭顾客选择。他发过横财、受过打击，如今退出批发市场生意，老实选择与国内联手的贸易生意。
他回忆：1993年匈牙利政府提出两年将要创收2亿5000万福林，为达到增收金额的幅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比如不论公司是否赢利，均要征收税费，具体办法就是计算你进货和售出之间的差额，据此收取费用，如果公司不再亏损，你还需交纳所产生的利润税。从6月12号开始各种各样的检查不断，而且范围很广，从税务、卫生许可到工作许可、营业许可等证件一样不差的查。许多华人商家的生意受到影响，有的甚至连续几天营业额是零。8月25日匈牙利四虎批发市场又受到严格的检查，警察、海关以及税务人员联合行动，市场上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商位关门避查，整个市场空空荡荡，满目凄凉。对这些检查，商人们议论纷纷，害怕的心理显而易见。正像一位华商所讲的，大家的生意都是半黑半白，经不起查，现在只是混口饭吃，发财的是少数人，凑合着干吧。由于匈牙利政府对中国人采取了一些限制性做法，几万商人选择转移阵地，开始向其他中东欧国家进发，先是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随后又辐射到南联盟、波黑、马其顿等地。
朱女士说：在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都有大大小小华人开的数不清中餐馆，这大大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鼓了中国老板的腰包。但现在互相竟争太激烈，拚命压价，菜肴的质量越来越差，当地人已经没有像从前那样喜欢吃中歺.她说：外国人吃饭没有时间，三点钟感到肚子饿就进来吃，你正摸不清他们是在吃中饭还是晚饭。开饭店工作时间太长竞争太激烈，似乎这种辛苦行业只有中国人能适应。华人开餐馆多，越南人开小超市多。现在有的中国人干脆把餐馆开到了战混后的科索沃，只要每天有钱可赚也敢去冒险。
汪先生说：像匈牙利这些国家经过12年的经济变革，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它已走出阴森黑暗的隧道，见到了亮光，走上了持续增长的道路。它为中东欧转轨国家做出了榜样。在淘金年代布达佩斯这个城市，仅中文报纸就有十几份，中国商店里，你可以买到品种繁多的中国食品，也有中国人在这里做菜农，让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中国蔬菜。中国人开的理发店、美容店、中医诊所、书店、音像店、带卡拉OK的中国饭店……，有时候，你真的会以为自己不是在国外!而当你抬起头，仰望那些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及混合古建筑与雕塑时，才恍然意识到这里是千真万确的欧洲!
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不是很高，但却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中方始终占有较大的贸易顺差。以九十年代淘金高峰中国海关1998年统计数字为例，中匈贸易额为4.1亿美元，中方顺差为3.84亿美元;中捷贸易额为2.92亿美元，中方顺差达2.4亿美元;中波两国贸易额为8.15亿美元，顺差为7.03亿美元;中保贸易额为4799万美元，中方顺差4490万美元……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商品物美价廉，相当具有竞争力，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贸易顺差很大部分是中国的倒爷们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到来，问题出现了：有对中国商品质量的质疑，有日益严格的居留规定，要应付当地形形色色的官僚，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经过最初的欣喜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注意到，他们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商人们看到：以前做买卖是利润高、销量少，不管货发得怎么样，是不会亏本的，而且都会慢慢地卖掉。现在是销量大、但利润薄，货发不好就有积压，风险非常大。新形势的出现，又加速了各国政府推行的收紧政策。对中国移民采取了严格控制，从居留延期一年缩到半年甚至三个月，警察经常随便到中国人居住与工作地检查，并见到中国人就查护照，无居留的当即带走，盖上黑章，限期离境。
“一只蚂蚁”市场
在奥地利，从俄罗斯经商逃出来的华人蔡老板告诉我：他在“一只蚂蚁”市场经商八年，今天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又重入九十年代匈牙利四虎市场的陷阱。一只蚂蚁市场准确的名称是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集装箱大市场，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占地200多公顷，因地处该市东区的伊兹梅洛沃小区而又被称为“伊兹梅洛沃市场”，中国人习惯按谐音叫“一只蚂蚁”市场，或统称“大市场”。这里是莫斯科乃至欧洲最大的服装鞋帽等日用品批发市场。在这里经营谋生的主要是中国人、越南人、土耳其人和独联体国家的人，至少有 20万各国商人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参与整个大市场管理经营的俄罗斯和外国公司有20多家，大多背景复杂，有黑社会掺杂。其中最大的管理公司就是俄亿万富豪捷尔曼·伊兹梅洛夫旗下的ACT集团，“灰色清关”正是伊斯梅洛夫吸引大量国外商品进入俄罗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急需进口大量便宜货品。鉴于俄海关清关手续繁琐，关税混乱，为鼓励进口，简化海关手续，俄罗斯海关委员会允许清关公司为货主代办进口业务。这些公司与海关官员联手，以低于法定关税水平的价钱将货物运入俄罗斯市场。清关公司将货柜清出关后就拉到商人指定的仓库，但是不出具任何单据证明。后来，此清关方式被推广到海运、铁运和汽运，统称为“灰色清关”。
伊兹梅洛沃市场的整治行动是俄罗斯政府加强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打击寡头伊斯梅洛夫也是其目标之一。俄罗斯黑帮公司控制着在大大小小的市场，俄内务部的一份秘密资料显示，全联邦主体十分之一在黑帮控制下，他们所控制的“影子经济”已经占全俄罗斯经济总量的20%-25%，已经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安全。包括盘踞在著名露天批发市场‘一只蚂蚁’市场的黑帮。包下市场的黑帮公司将改装的集装箱摊位高价转卖给租户。“原来不到一万美金的摊位，经过多年炒卖，已经狂飙到约15万美金”。仅此市场有数万个摊位，计算下来，每年有上百亿美金的“黑金”流向了黑帮的腰包。俄罗斯杜马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格里山可夫说，苏联解体后，黑帮在俄罗斯像花儿一样怒放。举二例：2005年3月12日，俄税务警察将中国温州20家出口企业鞋子强行拉走，达100多个集装箱，价值8000余万元人民币。2008年9月11日，俄总检察院侦查委员会突然对该市场采取强制行动，共查封集装箱约6000个，重量约10万吨，货物总价值约20亿美元。其中也有大批中国商人货物。该市场经常抓几百中国商人，锁在警察局的铁笼子里，“喊到谁的名字谁去交钱”。不肯交钱的被警官拿出手枪威胁，最后商人建议说，不如每天固定给警察交保护费。官商腐败、内外勾结造成俄罗斯普京总统与莫斯科市长都下令严查该市场，据说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美元以上，牵涉人员分布在俄联邦调查局、内务部、总检察院、海关总局等各强力部门。
在与东欧新移民交谈中，不少头脑清醒的商人深有体会地说：外国政府整肃市场的行为，不能说是针对中国商人的，而中国商人最不应该的是把从国内市场风行的那种不诚信，骗、假行为那一套理所当然带到东欧来。中国商人在这里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的，一则给当地带来了廉价商品，二则让当地人认为中国就是出次品烂货的地方，三则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刺痛了这些懒散的民族。蔡先生感叹说：中国商人只知挣钱不知承担社会责任，不懂得捐钱，不知道钱的社会价值，中国商人应正当合法经营，融入主流社会，承担社会义务，这才是现今要做的。
自在自然
在东欧，我发现城市星期天商店都关门，街上冷静人少，都开车到乡下去了，路上车辆顶部到处能看到被固牢的自行车。他们追求生活质量习惯享受生活，休息日追寻回归大自然，喜欢骑车运动锻炼。在东欧习惯在饭店与小超市加班加点的只有从中国来的大陆人。欧洲人渡假就选一个地方，住下后会静心追求质量慢慢享受生活。
在斯洛伐克，许多小村庄散落在狹长的山谷里面，马儿和羊群悠闲地吃草。参观那传统风格的村庄，听听他们的音乐与民谣，品味他们的特色食品，使人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斯洛伐克有欧洲所有别的国家所拥有的旅游资源，虽没海，但是它的湖泊却非常美丽。在树林的环抱中，碧绿的湖水倒映着远山和近处的山间别墅，湖中闲荡着天鹅、野鸭，宛如一副经典的美丽油画。清新的空气，满眼的绿色，让人流连忘返。斯洛伐克的民风纯朴，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老百姓见到外来的客人，都会热情迎接。
东欧的城区与中国完全不同，基本上非常完好保存了古文化与古建筑，特别是你行走在老城区，仿佛时光倒流，一栋栋美丽得无与伦比的古建筑连在一起遍布街区。教堂、塔楼、广场、石子路、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小店。色彩丰富的民居，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颜色，各种风格并存，组合在一幅像童话世界里的妩媚场景。你走累了，随意找一家路边露天的咖吧、酒吧坐下来，欣赏一下这幽闲的城市。当你细心观察周围形形色色的老外，你会感到，欧洲人很会享受生活。他们晒晒太阳，想想心思，或者和心爱的人说说悄悄话，在阳伞下慢慢品着咖啡，可以很轻松的打发一个下午。他们生活节奏慢而悠闲，该有多惬意! 整个城市散发出一种慵懒的气息。
在去奥地利路上，我们在斯洛文尼亚某小镇参观一年一度的集市，小镇很小，围绕广场中心，前后左右每条街道都摆满了摊位，有的是开着旅行车来摆摊的，大多是来自外乡的人来凑热闹。集市主要展销以手工木制品为主的各类家具或工艺品，朴实的家庭用具，纯手工制品。街上迎面走来一群又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人，一路弹弹唱唱的，节日的气氛很浓重。露天酒吧生意很好，旁边烤肉摊炊烟袅袅，来赶集的人可以不买东西，但一定会来喝上一杯当地酿成的啤酒花，投入这样热闹的气氛。导游告诉我们：斯洛文尼亚人的教育文化相当发达，基本上都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你们不用怕赶集人多杂乱，担心钱包，这国家的治安非常好，是一个犯罪率极低的国家。我想起来前在网站看到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在全球32座城市进行一项考验城市居民诚实度的测试，测试结果发现，最诚实的居民来自测试中最小的城市——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在这座只有26.7万人口的小城里，丢失的30部手机当中有29部最终物归原主。
广场文化在欧洲很盛行，东欧许多著名城市往往建在河边上，而城市中心一定有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四周都是漂亮的古建筑，广场中央必有雄壮的名人雕塑像和华美的泉水池。每逢周末和节日广场上挤满人，有各种各样民间表演、演唱、宗教与慈善等集会。一天结束人散后，不会留下一堆垃圾，这种自觉文明的习惯与大陆中国人完全不同。
东欧人对环保的意识远比中国人强，生活环境整洁没有一点拉圾，社区马路上拉圾筒分类清楚。虽然欧洲工业化早已完成，现在环境污染很少，自然生态良好，可是欧洲人保护自然环境意识还是很强烈自觉。在东欧一路上就我看到二点足以证明，一个是到处能看到风力发电;到处能看到人们在新修建的自行车道上行驶。
漫长的“民主私有化”
在捷克导游帮我介绍一位华籍学者黄先生见面，他曾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当地大学教书，现在退职做翻译写书工作。黄先生告诉我一些东欧人生活现状：捷克交通很方便，平均每户家庭1—2辆汽车，人均工资在2万克朗(6—7千人民币)，每月吃花费大约在2—3千、住房4千。青年18岁学校毕业如找不到工作，可以找政府领失业金。东欧教育是全免，十三年制(小学6年中学7年)加四年大学。东欧教育方式普遍学英美，注重培养独立性，提倡愉快学习，不强求做听老师话的好学生和听父母话的乖孩子。东欧孩子从小接触政治，接受公民权和自由民主化的教育，中学生就开始对政论评头论足，大学生基本上就会叮着政治人物的竟选纲领，发表自己不同声音和看法。而东欧政治人物为了报答选民，常为社区建造一些公共设施，筹款建奖学金与慈善基金。东欧老人基本上六十岁退休，每月政府发退休金平均也在二万克朗左右，到死为止，医疗保险免费。
东欧解体后，各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在制定法规、私有化、控制价格、取消对外贸易的管制法令和通货自由兑换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宏观经济发展也正逐渐稳定。东欧许多国家比俄罗斯发展要快，船小好调头，它们基本上私有化，原有的国有化都卖掉。像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拉伐尼亚等国，贫富差距都不大，政府主要采用调节税来控制，富人最高交税要达60%，但他们不在乎。东欧人开始学习西欧与北欧，加强自觉纳税意识，因为体制的改变，让他们看到：交给政府的税金有监督、公开化、有回报，不像过去一笔糊涂账，钱用那里去都不知?因为纳税有明显回报，他们习惯捐钱，可以抵税。
黄先生说：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不仅私有化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之后私有化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他们的“民主私有化”虽然“交易费用”大，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面讨价还价反复博弈的结果，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在中国有人评价：东欧的转轨是“激进”的“休克疗法”，甚至攻击东欧“自由主义罪该万死”。反过来称赞中国的改革则是“渐进”的，让“大家长”(政府)管着好，一党专制具有比东欧民主化更有“效率”的优越性。事实上中国改革三十年整个的过程是以铁腕方式随意处置公共资产，中国采取的所谓“渐进改革”表面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隐藏与结累了许多问题与矛盾，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东欧要大得多!东欧各国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现在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远看，将来会得益。
黄又分析：今天东西欧成了贫贱夫妻。主要是欧盟东扩，势如破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钱’，整个颜色革命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几个前苏联加盟国搞定，用的其实也是钱。颜色革命几乎是明买明卖，大量西方投资涌入，西欧以‘银弹’进军，其实也是利己利人。东欧经济底子差，加上遗留下的社会主义制度阴影作用，西方流入资金，在官僚系统中花个干干净净，如今西欧大国水深火热，东欧各国也成了贫贱夫妻。今天东欧总共欠西欧1.7万亿美金的外债，超过本地区 2008年gdp的总和，而且是短期债券，今年就要还4千亿美金，相当于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一场世界级金融危机，让东欧各国尝到苦头。一夜之间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成果付之流水，解体后东欧各国头脑发热，纷纷向西方信贷，并无节制扩张，欠下巨额外债，财政严重赤字，今天外资逃离，货币贬值，老百姓倒霉。危机对华人同样影响大，餐饮业、批发商都受严重冲击。幸亏东欧人学西欧，改革开放后建立了完善良好高福利保障体系，否则人民将很惨。
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使整个欧洲正在步入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同富裕的西欧相比，中东欧各国在应对这次危机时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这些脆弱国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处于危险之中，甚至还有他们的政局稳定。没有人希望上世纪30年代的梦魇再次上演。危险如此之大，所以欧盟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现在是“非常国际危机”。赞同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资源加倍至5000亿美元，用以帮助应对中东欧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东欧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众多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管理机制落后，法制不健全等深层次问题突出，要理顺经济生活中的这些关系绝非易事。正因为如此，东欧的经济恢复之路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通畅。但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中东欧国家会逐渐找到感觉。
东欧六国行让我感触较深的另一件事是过境，我走了五十多国家，对过境一直很留意，因为过境前后过程中往往麻烦，也能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差异和不同文化风俗。但我完全想不到东欧过境轻而易举，穿越六国没有下车检查一下，没有看到一个边防人员。如果不是导游告诉我们，这里曾是边防海关与检查站，谁都想不到一眨眼自巳巳出国到了别一个国家。记得早几年我去欧洲，尽管欧盟国家间进出方便，可是多少总有形式上的关卡海关，今天几乎无影无踪。这正是欧盟共同体的先进成熟标志，不需要边防警察，自由往来，充分表现现代社会的文明、富裕和谐。更让我体会深刻的是今天的东欧几乎与西欧看不出明显的差异，包括建筑、环境、人文等等……。欧盟无国界，为东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国民素质的提高。东欧拚命在学习慕仿西欧，特别在社会法制与福利保障体系上花了很大待价，换来的是走向成熟，逐渐缩小了与西欧文明法制社会的差距。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离欧洲的文明程度差距还是很远，就拿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诚信”来说，我看不是几十年，甚至有上百年的差距。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的改革仅局限于经济，就好象一个人穿着有钱的外表，内心素质没变一样。
我们团中有不少离退休的共产党干部，特别是宝钢集团与上海铁路局知识分子干部都去过欧洲许多国家，甚至在改革开放前夕为引进技术就来过德国学习考察，个别人七十年代末还到过东德与捷克，东欧情况他们略有所知。我与他们交谈后才知，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共同语言。我发现，他们的“东欧行”在内心里多少想解一个结，昔日的共产主义兄弟国今天究竟怎么样? 东欧变天是好还是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他们比究竟谁走的更对?我知道他们内心非常矛盾与痛苦。从他们一路亲眼目睹走来，不断赞叹的简单评语中，“不错!真不错!东西欧看不出差别!”仿佛找到答案：这里良好的生存环境、富裕和谐的生活、自由民主化社会，才应该是我们学习追求的目标。
东欧之行结束的路上，他们个别人也愿意与我这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在共产意识形态问题上作深入探讨。首先我与他们对“改革开放”有不同解读，我认为改革开放必须两条腿走路，像东欧一样经济与政治同步走。‘改革’就是‘改错’，改建国后一系列“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政治上根本性重大错误。‘开放’就是‘解放’出长期束缚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条框框的牢笼。光走经济建设这条路仅仅只能带来表面上的繁荣与富裕，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国家、民族、人民长期遗留下的问题。‘改革开放’说白了，就是要否定这些长期误导中国人民的思想理论。我认为今天改革重点应该是政治程面，对象就是过去错误的毛式社会主义。
他们告诉我：东欧解体开放前，也是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吃大祸饭，生活与用品按计划供应。国家物资奇缺，当然也没有民主与自由化，开放前官僚主义与腐败同样存在，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解体前在匈牙利人民眼中，电冰箱、电视机、各种家用电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奢侈品，而今天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通不过的用具。中国尽管比东欧先一步改革开放，但我们没有他们彻底，我们仅仅跨出经济体制改革这条腿，也取得了自认为的辉煌成就。我们至今没有像东欧一样跨出另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腿。这缺一腿跷脚式的改革，已经造成不良后果。中国人民期待的是一个意气风发、崇尚诚信、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美好家园，而不是一个不讲诚信、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见钱眼开的社会。
有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看得到的金字塔和看不到的黑箱，改革三十年，经济利益己经在党的策划和主持下重新进行了分配，财富的占有和权力的占有成正比。无权的农民和农民工及城市下岗工人，以肉身构筑财富与权力的金字塔。这在不久将来是要付出代价的?东欧就是教训。
刘文忠：致极权死地而后生——东欧六国行
2009-11-15
2009年8月我去了东欧六国，这是我第六次去欧洲，前五次走访了中欧、北欧、西欧、南欧、二十国。这次计划走东欧原社会主义十国，目的想了解东欧解体后现状。因为国内的旅游者大多对东欧不感兴趣，组团困难，拖了很久才成行，而且因为某些原因，漏掉了像波兰等东欧重要的国家。我不死心努力与中旅商量，希望单独安排我去那些尚未加入欧盟，未获得申根权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磨了二个月还是困难，遗憾之中只有匆忙去了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六国。
(上)苏联极权控制下的东欧
匈牙利事件
苏联尚未瓦解之前，匈牙利虽然也是属于苏联控制集团国家之一，但其经济社会表面却较其他国家，诸如波兰、捷克等国活跃得多。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匈牙利民众多次群起反抗苏联控制，都被残酷镇压。
匈牙利的政治灾难比东欧一些国家来的早，1947年斯大林改变了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自称“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匈共领导拉科西·马加什，马上取缔国内其他政党，他独掌大权，推出所谓“拉科西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他被吹捧为“英明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人民的领袖”、“杰出的思想家”等等。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肉麻的程度，在为他歌功颂德中有两句肉麻的诗词：“风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拉科西全盘苏化：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宗派主义严重，残害干部与群众。在那个时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他伙同其帮凶格罗、雷瓦伊和法尔卡什(匈牙利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成匈牙利“四人帮”。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和政府工作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四人团伙”在清除了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内，又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不忠于他们和苏联的其他政党领导，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
拉科西和毛泽东一模一样，怕威胁到自己地位，都把自己的二把手接班人往死里整，一个炮制著名的“拉伊克案”(拉伊克为匈牙利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另一个制造“刘少奇案”。两人都美其名：为了提高全党的“警惕性”，防止修正主义复辟。拉科西和毛泽东一样，大肆制造群众性恐怖政治运动，当时全国窃听与告密盛风。用批斗、抄家、关押、强制劳改等一切手段对待他们认为不牢靠和不同政治见解的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在1953年6月之前，在这个共有95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50万人受到过起诉，上百万人被关进荒凉的“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
其中中国人最熟悉的是“匈牙利事件”。每个上年纪的中国人都清楚，在毛年代中国老百姓只要非议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讲不满霍查与齐奥塞斯柯库的言论，一定会当反革命论处。同样谁敢为“匈牙利事件与纳吉总理”讲句公道话，一定也会当反革命分子抓。
1956年10月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全面否定之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在匈牙利民族的爱国主义者将不受匈牙利人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拉下台。当时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流血冲突。苏联两次派兵镇压，史称“匈牙利事件”。当时西方大国正忙于应付苏伊士运河危机，所以并没有介入此事。在十天中冲突双方有2500人被打死，而匈牙利抵抗苏军入侵在战斗中死亡的人就更多了，有25000多人。
占领布达佩斯后大镇压开始，仅苏军直接抓捕的就有5000多人，其中包括860名学生。这些人被当成“战争罪犯”押往苏联劳改营做苦役，其中有450多人死在苏联。在苏联顾问建议下，匈牙利政府判了15000多人反革命叛乱罪，229人被公开处决，一些人遭秘密处决。其中1958年1月19日一个夜晚，布达佩斯就有2000多纳吉支持者被捕，并且在当天夜里，大部分人被集体秘密处决。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大约20万难民逃离家园到西方避难。苏联随后逮捕并以反革命叛国投敌、军事哗变的罪名判处纳吉和其他领导人绞刑。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一次审判时，留下了他最后的政治遗言。纳吉说：“我曾两次努力在我国维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将来应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最后一句话纳吉说错了，是人民为他平反昭雪的。
布拉格之春
上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报刊媒体是封杀和严禁传播“布拉格之春”的真相，反而大张旗鼓宣传教育这是一场共产主义复辟的运动。事实真相是1968年1月，捷共中央召开全会，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上台后公开向苏联模式挑战，大胆进行改革，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4月，捷共中央通过了《行动纲领》，提出了改革的主张：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当捷共加紧筹备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便全面开展改革之时，苏联党政军领导接连访捷，对捷施加压力，反对捷共的改革，并在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捷共领导进行攻击。双方在多个场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8月，苏联集合华沙条约四国几十万军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20日深夜、正在开会的杜布切克接到国防部长楚尔的电话，“华沙条约五国的军队已经从各个方向越过了边界。他们马上就要占领我们的国家。”杜布切克们几乎惊呆，中断了会议。他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誉起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兄弟党竟然会采取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反对我们。这是捷克人民最大的悲剧。我一生都致力于苏捷友好，想不到竟遭到如此的对待!”此时，布拉格上空，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苏联飞机的鸣声。接着，侵略者的坦克一辆辆地从安东诺夫运输机巨大的肚子里爬了出来，驶向布拉格的每个角落。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逮捕了杜布切克，将他送往布拉格机场的一架飞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和几位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随即被押解到莫斯科。
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像引燃了的火药库，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苏军侵略的群众运动。路标改变了方向，村镇改了名称，使苏军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全国上下“坚壁清野”，使苏军陷入困境，饥渴难忍，只好挖土豆，摘野果吃。查理大学19岁学生杨·帕拉施，为抗议苏军占领捷克，在瓦茨拉夫静坐抗议，为了让人民悟醒，最后自焚而死。在杨·帕拉施烈焰焚身的23年后，人民终于触摸到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这位大学生被奉为布拉格之春的烈士。
开始苏联并不准备和杜布切克等人谈判，准备另外组织新内阁。但苏方的计划得不到捷总统斯沃博达的承认，最后只好作出让步，释放杜布切克等人并允许他们参加最后阶段的会谈，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议定书》。在议定书中，捷克斯洛伐克领导被迫接受了苏联占领“不是干涉内政”，是“保卫社会主义”，待捷克斯洛伐克局势 “正常化”后，苏军即撤走的“说法”。8月27日，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和总统斯沃博达一起飞回布拉格，杜布切克仍被放在捷共第一书记的位置上，但 1969年4月，苏联下令免除了他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伊始，首先否定了1968年的改革，随即，捷共开始党内清洗。这次浩劫，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清洗，占全党总人数的1/3.全国数以万计的人被开除公职，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全国有200余万人遭株连，约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苏联用六千辆坦克扼杀了这场改革，捷克从此进入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中)解体
波罗的海之路
我们的导游叫郝卫兵，，近四十岁，是一位移居在匈牙利的华人，毕业于哈尔滨某大学。到东欧第一天我就送给郝导自己写的一本政治游纪《新海国图志》，他连翻了几个晚上后对我说：刘先生，你写了一本有意义的好书!你是我这几年接待最特别、有独立思想的人。我直接告诉他：自己这次来东欧目的是想续写《新海国图志》，希望他能提供方便。并请他帮忙，每到一个国家替我找一个居住十年以上的华侨约谈，他一口答应。但告诉我，按这里规矩约谈是需要付钱的，价格不低，我也一口答应。从此他暗中对我很关照，帮我约当地华人见面，让我经常单独离队。
我与他谈起这次东欧之行罗马尼亚、波兰等一些很重要的东欧国家没能成行的遗憾。郝导告诉我：其实你应该去了解一下波罗的海三国。因为目前这三国正在庆祝二十年前独立纪念日，很热闹，有不少你感兴趣的活动。他说昨天这里报纸都刊登：20年前的今天即1989年8月23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被划为苏方的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出现了一幅莫斯科不曾料到的壮观画面，占三国人口40%的大约200万人，扶老携幼、手拉手组成跨越三国、绵延600公里人链，要求摆脱苏联的统治，重获自由独立。人链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一直延续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一个个普通人平静的比邻而立，手拉手，举着向往自由的横幅，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和平意志长城，这就是历史上的“波罗的海之路”，又称“自由之路”。
70年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秘密条约规定：苏德共同瓜分波兰，德国同意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1940年6月15日，苏联红军入侵立陶宛并将其吞并，次日苏联红军又侵占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28日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北部地方，从此波罗的海三国开始了它们的苦难历程。苏联共产党为了对那里实现彻底的统治，首先对三国文化、政治、法律等领域的精英人士动手，因这些人具有自己的分析判断，最不容易被独裁者的谎言欺骗。于是苏共对这些各国精英采取了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7月11日深夜，苏联秘密警察一次性杀害了超过2000多名立陶宛知识分子。同一时间，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6万社会精英人士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劳改营，而当时拉脱维亚全国人口不到200 万。在此后一年时间内，大约12，000人立陶宛人被共产党关进监狱，其中大约5，000人被杀害。在1940年苏联红军入侵前，立陶宛人口有310 万，1953年人口再次普查时只剩260万了。
郝导曾去过波罗的海三国，他告诉我这三国值得去看，自从分离独立后，他们的经济发展远比俄罗斯好，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被吸收进入欧盟。
天鹅绒革命和颜色革命
1989年11月17日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长达41年的共产主义画上了句号。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之前就有不少要求民主的游行活动，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了这场革命。当时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10万人的游行活动，而且之后每天都有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11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所以称“天鹅绒革命”。
东欧的解体除了捷克称天鹅绒革命，其他国家通称“颜色革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是比较宽泛的定义，是指21世纪初期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除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外，还包括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伊拉克民众选举时，涂了紫色墨水按手印，故名)、黎巴嫩的雪松革命(雪松为黎巴嫩国树)等，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地区国家的政治变革。另一种是比较狭义的定义，专指某些独联体国家近两年来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
匈牙利事件在世人心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随着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1989年1 月底，匈牙利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事隔五十年匈牙利人民没有忘记纳吉，称纳吉是“为拯救国家而斗争”的民族英雄，并为他举行国葬。7月匈牙利又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称匈牙利共和国。实行总统制，确立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在国家机构中体现分权原则，取消马列主义政党在国家机构中的领导作用。匈牙利宣布把每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起义爆发日作为国庆节之一。对匈牙利革命，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现从“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而当时中国则大肆宣传教育党内外同志，并认定，“匈牙利事件”是一场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不知今天在还原历史真相时，我们那些被愚弄的国人又如何看待“匈牙利事件”?
东德：推倒专制之墙
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整个柏林墙。一时间，人们疯狂的涌向柏林墙。三天里有75万东德人逃往西德。一段时间，有900万东德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疯狂的涌向西柏林。终于第二年11月底，柏林墙全部拆除，东西德之间的围墙夷为平地，二十八年的人为阻隔就这样消失了。东西两德合并后，文化经济迅速融合。拆了柏林墙，催生了东德经济复苏，东德的私人企业大多是1991年起步，现在双方表面上已经看不出谁是谁，到底是一个民族，同根生。
在柏林郝导帮我约谈移居华人学者李先生，他在当地大学教书，是个对德国历史有研究的人，交流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想了解东西德国统一后的情况，及“德国统一的后遗症”问题。李先生告诉我：东德曾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是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丶民众生活最好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当年的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东边是 “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是建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从1945到1961年，总人口1664万的东德竟然有350万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说超过 1/5的人口流失，而且其中许多还是各种人才。为了阻止这场“逃亡潮”对东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极大的冲击，於是建起了柏林墙。但是，高墙的修砌也并没能阻隔人们对西边的向往，从1961到1980年，又有近20万人成功逃亡，但许多人“越狱”失败，喋血高墙，演成无数惨剧。“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这段时间，东德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很糟糕的，非常依赖于西德的援助。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严重，水上都泛着化工废料的泡沫，东德政权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进行自我改革。在那种情况下，1989年剧变时，东德游行队伍高举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东德政府想用坦克来镇压当时都不敢，他们知道镇了这些要求折除柏林墙的抗议民众，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方面援助了，所以最后推倒柏林墙几乎没有流血。柏林墙的故事，说明一个真理，一个政党不管你把自己制度吹捧得多么美好，只要你的百姓拚命想外逃，就表明这个社会制度是非常糟糕。也应证东德社会主义跨台是必然的，只仅仅是时间快慢问题。
宗教和民族解体南斯拉夫
斯洛文尼亚是个小国，人口仅200万，可人均GDP已超过3万美元(中国的十倍)，属于欧盟中上游高度富裕国家。
斯洛文尼亚是属原南斯拉夫时期六个加盟共和国当中最富裕的一个，它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塞尔维亚七倍，所以闹独立最早。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于1980年逝世后，斯洛文尼亚政府就开始自行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于1989年9月通过修正案，重申斯洛文尼亚加盟共和国脱离联邦的权利。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地方民族主义高涨，要求独立，在西方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南斯拉夫随即派兵向斯洛文尼亚宣战，但十天内便在斯洛文尼亚的抵抗中撤退，双方基本没有伤亡，史称十日战争。10月，斯洛文尼亚议会通过斯享有从南分离出去的民族自决权的修案。1990年7月斯议会又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同年12月，公民投票赞成斯洛文尼亚独立。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就从原南斯拉夫分裂出来了。
造成这一分裂过程不得不追究到一个人，铁托统治南斯拉夫约35年时间是南斯拉夫后来战争悲剧的源泉。南斯拉夫原来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三部分构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部分。此时的塞尔维亚，占南斯拉夫大部分的人口。铁托不属于塞尔维亚族人，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铁托想方设法削弱塞尔维亚力量。从塞尔维亚分出了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在剩余的塞尔维亚部分，内部分了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铁托创造了南斯拉夫民族概念，这个无中生有的民族概念，其效果是分化了各民族，主要是分化了塞尔维亚民族，这个政策不是促进了民族融合，而是破坏了民族融合，这些措施较大的削弱了塞尔维亚。使南斯拉夫各部分力量比较均衡，没有处于绝对优势的部分。它有利于维护铁托的独裁统治。铁托只想到自己的统治方便，没有考虑南斯拉夫的长远存在。给南斯拉夫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波黑人口构成主要是塞尔维亚族，有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人，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铁托为了分化削弱塞尔维亚族人，创造了一个新民族穆斯林族。把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称为穆斯林族。这个创造危害深远，彻底分裂了塞尔维亚族，带来了后来的血腥斗争。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人也属于斯拉夫人，但信仰天主教，南联盟其它地区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宗教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分裂的潜在因素。南斯拉夫号称欧洲的火药桶，内战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铁托的行为是这些人死亡的最终源泉。一个人给一个国家带来如此大的悲剧，铁托算一个。国家分裂不分裂无所谓，也无所谓好坏。问题是，分裂带来的战争很有危害，是真正的悲剧。
我在东欧参观的最多项目就是教堂、皇宫、古城堡或博物馆，这里几乎包含了欧洲的一切历史与人文价值和精神。欧洲人信仰上帝，就把最精美的建筑，最豪华的装饰带给了教堂。欧洲人的文化传统也充分体现在百年历史的教堂中，在欧洲有显耀身份的人才有资格葬在大教堂，如国王、主教、名人。每逢周末和节日教堂都挤满人。它代表着这个国家、民族、人民的信仰、精神和灵魂。不要说广大的人民，就是各种背景派别的政党都离不开宗教的支持和理解。
东欧解体教训
东欧国家的剧变不是偶然的，有各个方面历史、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加上西方价值观念，和宗教普世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信息文化渗透，及西方的经济贷款、贸易和技术援助，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冷战时期，苏联对东欧国家的高压控制，使苏东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加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缓和同美国与西欧的关系，放松与改变了对东欧的控制。他的东欧“新思维”政策，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分裂和蜕变，于是东欧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总爆发，剧变自然产生。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想谈一点宗教层面的感受。有人说“拯救人类的一条主要路线，就是承认文化与宗教差异的事实，掀起仇恨的恶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要学会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间开展对话——这就是当今的任务”。东欧的七十年的教训，不正是在苏联的操盘下，不承认各国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强行统一在共产意识形态里，掀起种种民族与阶级仇恨与斗争产生出最后的变天结果。
我是个基督徒，这十年走访五十多国家，一直在寻求一个问题，基督的普世主义和价值观对世界各国究竟起到怎样作用?东欧行前我曾通过香港教会朋友找到在东欧斯洛文尼亚学习的香港神职人员杜先生。我跟他的缘分出自我写的第一本书，《风雨人生路》在香港发行时，曾受到香港教会观注，因为书中述写文革中大陆教会受迫害的许多真实情况，特别是我坐十三年政治牢狱相遇到的一些神职人员死难经历，香港青年基督教会曾向我要去二百本书，他就是拜读我的书才与我联系上的，因为他父亲解放初就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当神甫，后逃去香港，我书中写到的主教龚品梅及神甫张宏根与盲人修士金林生一些人，他父亲都非常熟悉亲密，在导游帮助下我在斯洛文尼亚约见到他。
我向他讨教东欧宗教问题。他告诉我：东欧除波兰与斯洛文尼亚大多数是天主教外，其他都属于东正教，也称基督新教。东欧宗教本来就非常普及有影响力，打开历史你就能看到，欧洲的多次战争都是因宗教引发。在东欧社会主义七十年统治中，各国在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消灭宗教，使本国早日成为无神论国家。共产主义政府在报刊上地公开指责宗教反动，用漫画等形式丑化正常的宗教活动，用行政手段封教堂，毁坏没收宗教财产，并大规模拘捕传教士。首先苏共领头，在50年代赫鲁晓夫继斯大林后同样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不仅关闭了大约全国2/3的教堂、70%的神学院以及大部分修道院，而且把不接受政府领导的宗教狂热分子成千上万投进集中营。例如在阿尔巴尼亚，这个拥有教徒达全体居民70%以上，宗教历史有1，400—1，500年的国家，1967年官方就宣称：阿尔巴尼亚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一律关闭，包括2169座教堂、清真寺、修道院和其它宗教机构。自称阿尔巴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1967年并强行通过法规，今后不管信仰什么宗教都要受到处罚。谁要是敢于举行宗教节日活动，就会失去工作，并被送入监狱;为小孩举行洗礼仪式，判三年徒刑，甚至不准给新生儿用宗教名字命名等等。当时东欧各国都纷纷效仿，但是对宗教迫害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目的，群众对宗教信仰依然存在。结果是取消了面上的宗教，反而加强了地下的宗教，打击了信仰者的心灵，却加剧了心灵的信仰，适得其反。
东欧的解体宗教起了一定作用，由于苏联与东欧各国宗教力量原有的雄厚基础，加上执政党的宗教政策的失误，西方基督普世价值观的影响，使得宗教力量起到了加剧东欧政局动荡和政局演变的作用。在1989年的东欧剧变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宗教势力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罗马尼亚从强迫迁居托克什神父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流血冲突;波兰团结工会在教会势力的支持下掌握政权;前民主德国的反对派在教会的支持下迫使共产党政权步步退让，直至失去执政地位。其他各国的解体同样如此，宗教起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都表明，宗教在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是离不开宗教的。解体前东欧各国的宗教信仰是被无神论共产主义打压与禁止的。解体后宗教信仰比今天的中国发展得更普及与凶猛，东欧像西欧人一样同样离不开教堂，宗教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而国家的管理者都把基督新教当作国家的治国之本，当作国民道德的基础。民主、人权的深意正在此中，基督教的伟大力量及宗教文化的意义也在这里。
喜欢看历史书的郝导告诉我，你与东欧人交谈过去，你就会了解到：今天东欧人最痛恨过去年代，东欧这些国家对原苏共是深痛恶极，他们对过去生活从不留恋，对变天后的俄罗斯也没有好感，甚至连带着中国。
(下)新生
西德“大输血”
在参观东柏林地区时，我们发现还保留许多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地名和建筑：卡尔·马克思大街丶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丶倍倍尔广场丶李卜克内西大街丶卢森堡大街丶蔡特金大街等。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的马丶恩大型塑像也仍然耸立，接受左翼民众的瞻仰。在著名洪堡大学主楼正厅内也仍然镶嵌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俯视着来往楼内的莘莘学子。我们团中共产党干部看到这些场景，都很兴奋感动起来。我心里好奇：中国官员们还算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吗?中国正在盛行的权利交易改革难道把他们改造的还不够彻底吗?
我们团中有些宝钢集团高工曾在统一前到过这里，他们告诉我：这里确实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时他们考察东德柏林南郊著名的铁西工业区，到处是火柴盒式楼群构成的苏式旧建筑，昔日一大片烟囱与厂房现在都无影无踪了。变成完全是一片绿化带中，稀疏的独户住宅群，绿影扶疏，清波荡漾的“古城”。我们的旅游车一路上没看到“私有化的大工厂”，看到的却是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宫廷、古堡城……座座有古风，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风化”的模样。听说这都是剧变後这20年间复建的。如果没有介绍，谁会想到这一大片“久历沧桑的古城”其实不久前还是“东德的铁西区”?现在东西德整体已区分不出来。
剧变之后德国政府为了重建东德，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从1991到1999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的个人存款可以按 1：1的比率兑换成西德使用的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于是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经济转型。前东德因为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包下来“买断”，因而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最后西德人花了超过10万亿欧元的巨大财富，才逐渐拉平东西之间的差距。
尽管西德对东德大输血，也无法解决东西德统一的后遗症。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因为东德的企业缺乏竞争力与员工素质普遍底下，统一后马上造成大批企业倒闭或被西德企业合并，东德工人大量失业。根据统一商定的《回归法》实施，被共产党曾收为国有的土地必须归还给分裂前的原地主而交还给西德人，统一后的德国专门成立一个托管局来接管与处理东德留下的财产。托管局最重要的是吸引外资来接收，当时托管企业共14600家，其中800家返还给当地政府，2000家返还给收归国有前的原业主，对8000家企业进行私有化，剩余的彻底破产清算，总共签订了33500个合同。当时东德人总感觉只是不公平的折价收购，认为自己已成为二等公民，造成严重的“失落感”。他们原来期待，只要东德纳入资本主义体制，就能够享有与西德一样水准的富足，但统一后的现实，使他们的这种期待没有马上实现。
西德为了照顾东德，作出了巨大牺牲，为了拉这个穷兄弟，拖慢经济发展二十年。从原来世界经济排名第二降至第十五，每人国民所得从3万8千美元降至2万2千美元，也因此丧失了提振景气的能力。这一切东德人开始并不领情感恩，相反抱怨、指责西德人缺乏同情心，只知道要钱，对同族人傲慢和吝啬。而西德人则认为东德人已被社会主义制度惯坏了，懒惰又不会做事，过度依赖西德人，是缺乏独立性与自发性的人，给多少帮助都无济于事。但东德人抱怨归抱怨，问到他们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一些前东德人自嘲说：“过去我们过的是\' 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东西德统一最应该要感谢的是美国人。因为在东西德国统一问题上，除了美国是极力支持外，欧洲许多国家都是反对的，特别是周边国家，忧虑德国统一后会出现一个巨大德国，给他们带来压力。历史告诉我们：德国日尔曼民族的特性：是执着到底、坚持价值观、它的思维是直线不转弯、还有点傲慢。在历史上这个民族的彻底性特别强烈，在关系民族统一问题上彻底，二次世界大战犯罪与反思(悔恨)也彻底。所以今天在有些政治敏感(西藏、新疆与人权)问题上，跟中国闹矛盾争吵程度都要超过美国与日本。
四虎市场
在捷克的中餐厅温州项老板告诉我：九十年代是东欧市场的初级阶段，由于政策的开放，加之中东欧国家剧变，中国商界突然涌现出一个特殊的群体——来自中东欧的洋倒爷.他们或乘飞机、或坐火车，吭哧吭哧手提肩扛地将中国货“倒”到物质穷乏的外国出售。一时间，他们“一夜发家”的神话让许多中国人怦然心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重重关山一旦冲过，后续者的脚步就会无法停息。一些有胆量的中国人紧随洋倒爷们的脚步率先冲出国门，沿着东欧人开辟的新丝绸之路，开始了中国人的西行之路.20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人“进军”东欧，最先选中的不是大国，而是中欧小国匈牙利。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布达佩斯已发展成为中、东欧地区物资集散地，当时只要便宜，不管产品质量，假冒的坏风气很浓，到东欧的华人几乎都是老板身份，由于物价的低廉，劳动力的便宜，生活在这里，比起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更自在。
在中匈两国间开通直达航班后，尽管匈牙利面积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00万，但足以让刚刚落脚的中国人惊讶不已：匈牙利的市场太有利可图了——带过去的中国小百货和服装几乎被一抢而光，转眼间就可赚到几倍的钱。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大批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像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人在首都布达佩斯市内开辟一个规模庞大的华人“四虎市场”。顾名思义就是四只老虎的意思。著名的“四虎”市场，每日客流量达三、四万人之多，一时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批发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做买卖的主要是华人，也有一小部分越南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匈牙利人。大家带来的价格便宜、品种丰富的小商品，改变了东欧市场物资短缺的状况，继而由小商品发展为大集装箱进出口贸易。这里和中国内地任何一个集贸市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来自国内不同身份的人，从下岗干部到农民，纷纷以商务考察或旅游为名来到东欧国家。他们有的是想以这里为跳板前往西欧，有的是想在这里发财，每个人都在寻求生存的位置。很快，由于大量的中国商品如潮水般涌进，这个小小的市场很快处于饱和状态。
在郝导介绍下我相识了在斯洛伐克开饭店的上海人朱老板娘，她告诉我：94年他们夫妻在匈牙利受损后混不下去，才转移到这里落地生根。十几年小商品批发生意风险重重，为了保险她们夫妻分二块做生意，她开中国餐馆，丈夫汪先生也是上海人，现在匈牙利经商，开贸易公司，利用在东欧近二十年生意人脉，跟国内一家外贸公司联手做生意。汪先生也曾在“四虎市场”经商十多年。搞批发是短平快行业，进行这项工作需要凭借对市场的观察分析，到各公司去办货，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各商业点，从差价中获取利润;练摊是大部分人采取的方式，每天从批发商手里接过需要的货物，在固定的地方或临时寻找合适的地址，将商品摆出，任凭顾客选择。他发过横财、受过打击，如今退出批发市场生意，老实选择与国内联手的贸易生意。
他回忆：1993年匈牙利政府提出两年将要创收2亿5000万福林，为达到增收金额的幅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比如不论公司是否赢利，均要征收税费，具体办法就是计算你进货和售出之间的差额，据此收取费用，如果公司不再亏损，你还需交纳所产生的利润税。从6月12号开始各种各样的检查不断，而且范围很广，从税务、卫生许可到工作许可、营业许可等证件一样不差的查。许多华人商家的生意受到影响，有的甚至连续几天营业额是零。8月25日匈牙利四虎批发市场又受到严格的检查，警察、海关以及税务人员联合行动，市场上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商位关门避查，整个市场空空荡荡，满目凄凉。对这些检查，商人们议论纷纷，害怕的心理显而易见。正像一位华商所讲的，大家的生意都是半黑半白，经不起查，现在只是混口饭吃，发财的是少数人，凑合着干吧。由于匈牙利政府对中国人采取了一些限制性做法，几万商人选择转移阵地，开始向其他中东欧国家进发，先是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随后又辐射到南联盟、波黑、马其顿等地。
朱女士说：在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都有大大小小华人开的数不清中餐馆，这大大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鼓了中国老板的腰包。但现在互相竟争太激烈，拚命压价，菜肴的质量越来越差，当地人已经没有像从前那样喜欢吃中歺.她说：外国人吃饭没有时间，三点钟感到肚子饿就进来吃，你正摸不清他们是在吃中饭还是晚饭。开饭店工作时间太长竞争太激烈，似乎这种辛苦行业只有中国人能适应。华人开餐馆多，越南人开小超市多。现在有的中国人干脆把餐馆开到了战混后的科索沃，只要每天有钱可赚也敢去冒险。
汪先生说：像匈牙利这些国家经过12年的经济变革，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它已走出阴森黑暗的隧道，见到了亮光，走上了持续增长的道路。它为中东欧转轨国家做出了榜样。在淘金年代布达佩斯这个城市，仅中文报纸就有十几份，中国商店里，你可以买到品种繁多的中国食品，也有中国人在这里做菜农，让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中国蔬菜。中国人开的理发店、美容店、中医诊所、书店、音像店、带卡拉OK的中国饭店……，有时候，你真的会以为自己不是在国外!而当你抬起头，仰望那些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及混合古建筑与雕塑时，才恍然意识到这里是千真万确的欧洲!
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不是很高，但却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中方始终占有较大的贸易顺差。以九十年代淘金高峰中国海关1998年统计数字为例，中匈贸易额为4.1亿美元，中方顺差为3.84亿美元;中捷贸易额为2.92亿美元，中方顺差达2.4亿美元;中波两国贸易额为8.15亿美元，顺差为7.03亿美元;中保贸易额为4799万美元，中方顺差4490万美元……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商品物美价廉，相当具有竞争力，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贸易顺差很大部分是中国的倒爷们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到来，问题出现了：有对中国商品质量的质疑，有日益严格的居留规定，要应付当地形形色色的官僚，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经过最初的欣喜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注意到，他们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商人们看到：以前做买卖是利润高、销量少，不管货发得怎么样，是不会亏本的，而且都会慢慢地卖掉。现在是销量大、但利润薄，货发不好就有积压，风险非常大。新形势的出现，又加速了各国政府推行的收紧政策。对中国移民采取了严格控制，从居留延期一年缩到半年甚至三个月，警察经常随便到中国人居住与工作地检查，并见到中国人就查护照，无居留的当即带走，盖上黑章，限期离境。
“一只蚂蚁”市场
在奥地利，从俄罗斯经商逃出来的华人蔡老板告诉我：他在“一只蚂蚁”市场经商八年，今天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又重入九十年代匈牙利四虎市场的陷阱。一只蚂蚁市场准确的名称是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集装箱大市场，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占地200多公顷，因地处该市东区的伊兹梅洛沃小区而又被称为“伊兹梅洛沃市场”，中国人习惯按谐音叫“一只蚂蚁”市场，或统称“大市场”。这里是莫斯科乃至欧洲最大的服装鞋帽等日用品批发市场。在这里经营谋生的主要是中国人、越南人、土耳其人和独联体国家的人，至少有 20万各国商人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参与整个大市场管理经营的俄罗斯和外国公司有20多家，大多背景复杂，有黑社会掺杂。其中最大的管理公司就是俄亿万富豪捷尔曼·伊兹梅洛夫旗下的ACT集团，“灰色清关”正是伊斯梅洛夫吸引大量国外商品进入俄罗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急需进口大量便宜货品。鉴于俄海关清关手续繁琐，关税混乱，为鼓励进口，简化海关手续，俄罗斯海关委员会允许清关公司为货主代办进口业务。这些公司与海关官员联手，以低于法定关税水平的价钱将货物运入俄罗斯市场。清关公司将货柜清出关后就拉到商人指定的仓库，但是不出具任何单据证明。后来，此清关方式被推广到海运、铁运和汽运，统称为“灰色清关”。
伊兹梅洛沃市场的整治行动是俄罗斯政府加强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打击寡头伊斯梅洛夫也是其目标之一。俄罗斯黑帮公司控制着在大大小小的市场，俄内务部的一份秘密资料显示，全联邦主体十分之一在黑帮控制下，他们所控制的“影子经济”已经占全俄罗斯经济总量的20%-25%，已经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安全。包括盘踞在著名露天批发市场‘一只蚂蚁’市场的黑帮。包下市场的黑帮公司将改装的集装箱摊位高价转卖给租户。“原来不到一万美金的摊位，经过多年炒卖，已经狂飙到约15万美金”。仅此市场有数万个摊位，计算下来，每年有上百亿美金的“黑金”流向了黑帮的腰包。俄罗斯杜马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格里山可夫说，苏联解体后，黑帮在俄罗斯像花儿一样怒放。举二例：2005年3月12日，俄税务警察将中国温州20家出口企业鞋子强行拉走，达100多个集装箱，价值8000余万元人民币。2008年9月11日，俄总检察院侦查委员会突然对该市场采取强制行动，共查封集装箱约6000个，重量约10万吨，货物总价值约20亿美元。其中也有大批中国商人货物。该市场经常抓几百中国商人，锁在警察局的铁笼子里，“喊到谁的名字谁去交钱”。不肯交钱的被警官拿出手枪威胁，最后商人建议说，不如每天固定给警察交保护费。官商腐败、内外勾结造成俄罗斯普京总统与莫斯科市长都下令严查该市场，据说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美元以上，牵涉人员分布在俄联邦调查局、内务部、总检察院、海关总局等各强力部门。
在与东欧新移民交谈中，不少头脑清醒的商人深有体会地说：外国政府整肃市场的行为，不能说是针对中国商人的，而中国商人最不应该的是把从国内市场风行的那种不诚信，骗、假行为那一套理所当然带到东欧来。中国商人在这里的影响是正反两方面的，一则给当地带来了廉价商品，二则让当地人认为中国就是出次品烂货的地方，三则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刺痛了这些懒散的民族。蔡先生感叹说：中国商人只知挣钱不知承担社会责任，不懂得捐钱，不知道钱的社会价值，中国商人应正当合法经营，融入主流社会，承担社会义务，这才是现今要做的。
自在自然
在东欧，我发现城市星期天商店都关门，街上冷静人少，都开车到乡下去了，路上车辆顶部到处能看到被固牢的自行车。他们追求生活质量习惯享受生活，休息日追寻回归大自然，喜欢骑车运动锻炼。在东欧习惯在饭店与小超市加班加点的只有从中国来的大陆人。欧洲人渡假就选一个地方，住下后会静心追求质量慢慢享受生活。
在斯洛伐克，许多小村庄散落在狹长的山谷里面，马儿和羊群悠闲地吃草。参观那传统风格的村庄，听听他们的音乐与民谣，品味他们的特色食品，使人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斯洛伐克有欧洲所有别的国家所拥有的旅游资源，虽没海，但是它的湖泊却非常美丽。在树林的环抱中，碧绿的湖水倒映着远山和近处的山间别墅，湖中闲荡着天鹅、野鸭，宛如一副经典的美丽油画。清新的空气，满眼的绿色，让人流连忘返。斯洛伐克的民风纯朴，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老百姓见到外来的客人，都会热情迎接。
东欧的城区与中国完全不同，基本上非常完好保存了古文化与古建筑，特别是你行走在老城区，仿佛时光倒流，一栋栋美丽得无与伦比的古建筑连在一起遍布街区。教堂、塔楼、广场、石子路、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小店。色彩丰富的民居，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颜色，各种风格并存，组合在一幅像童话世界里的妩媚场景。你走累了，随意找一家路边露天的咖吧、酒吧坐下来，欣赏一下这幽闲的城市。当你细心观察周围形形色色的老外，你会感到，欧洲人很会享受生活。他们晒晒太阳，想想心思，或者和心爱的人说说悄悄话，在阳伞下慢慢品着咖啡，可以很轻松的打发一个下午。他们生活节奏慢而悠闲，该有多惬意! 整个城市散发出一种慵懒的气息。
在去奥地利路上，我们在斯洛文尼亚某小镇参观一年一度的集市，小镇很小，围绕广场中心，前后左右每条街道都摆满了摊位，有的是开着旅行车来摆摊的，大多是来自外乡的人来凑热闹。集市主要展销以手工木制品为主的各类家具或工艺品，朴实的家庭用具，纯手工制品。街上迎面走来一群又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人，一路弹弹唱唱的，节日的气氛很浓重。露天酒吧生意很好，旁边烤肉摊炊烟袅袅，来赶集的人可以不买东西，但一定会来喝上一杯当地酿成的啤酒花，投入这样热闹的气氛。导游告诉我们：斯洛文尼亚人的教育文化相当发达，基本上都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你们不用怕赶集人多杂乱，担心钱包，这国家的治安非常好，是一个犯罪率极低的国家。我想起来前在网站看到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在全球32座城市进行一项考验城市居民诚实度的测试，测试结果发现，最诚实的居民来自测试中最小的城市——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在这座只有26.7万人口的小城里，丢失的30部手机当中有29部最终物归原主。
广场文化在欧洲很盛行，东欧许多著名城市往往建在河边上，而城市中心一定有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四周都是漂亮的古建筑，广场中央必有雄壮的名人雕塑像和华美的泉水池。每逢周末和节日广场上挤满人，有各种各样民间表演、演唱、宗教与慈善等集会。一天结束人散后，不会留下一堆垃圾，这种自觉文明的习惯与大陆中国人完全不同。
东欧人对环保的意识远比中国人强，生活环境整洁没有一点拉圾，社区马路上拉圾筒分类清楚。虽然欧洲工业化早已完成，现在环境污染很少，自然生态良好，可是欧洲人保护自然环境意识还是很强烈自觉。在东欧一路上就我看到二点足以证明，一个是到处能看到风力发电;到处能看到人们在新修建的自行车道上行驶。
漫长的“民主私有化”
在捷克导游帮我介绍一位华籍学者黄先生见面，他曾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当地大学教书，现在退职做翻译写书工作。黄先生告诉我一些东欧人生活现状：捷克交通很方便，平均每户家庭1—2辆汽车，人均工资在2万克朗(6—7千人民币)，每月吃花费大约在2—3千、住房4千。青年18岁学校毕业如找不到工作，可以找政府领失业金。东欧教育是全免，十三年制(小学6年中学7年)加四年大学。东欧教育方式普遍学英美，注重培养独立性，提倡愉快学习，不强求做听老师话的好学生和听父母话的乖孩子。东欧孩子从小接触政治，接受公民权和自由民主化的教育，中学生就开始对政论评头论足，大学生基本上就会叮着政治人物的竟选纲领，发表自己不同声音和看法。而东欧政治人物为了报答选民，常为社区建造一些公共设施，筹款建奖学金与慈善基金。东欧老人基本上六十岁退休，每月政府发退休金平均也在二万克朗左右，到死为止，医疗保险免费。
东欧解体后，各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在制定法规、私有化、控制价格、取消对外贸易的管制法令和通货自由兑换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宏观经济发展也正逐渐稳定。东欧许多国家比俄罗斯发展要快，船小好调头，它们基本上私有化，原有的国有化都卖掉。像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拉伐尼亚等国，贫富差距都不大，政府主要采用调节税来控制，富人最高交税要达60%，但他们不在乎。东欧人开始学习西欧与北欧，加强自觉纳税意识，因为体制的改变，让他们看到：交给政府的税金有监督、公开化、有回报，不像过去一笔糊涂账，钱用那里去都不知?因为纳税有明显回报，他们习惯捐钱，可以抵税。
黄先生说：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不仅私有化立法要经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之后私有化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他们的“民主私有化”虽然“交易费用”大，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面讨价还价反复博弈的结果，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在中国有人评价：东欧的转轨是“激进”的“休克疗法”，甚至攻击东欧“自由主义罪该万死”。反过来称赞中国的改革则是“渐进”的，让“大家长”(政府)管着好，一党专制具有比东欧民主化更有“效率”的优越性。事实上中国改革三十年整个的过程是以铁腕方式随意处置公共资产，中国采取的所谓“渐进改革”表面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隐藏与结累了许多问题与矛盾，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东欧要大得多!东欧各国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现在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远看，将来会得益。
黄又分析：今天东西欧成了贫贱夫妻。主要是欧盟东扩，势如破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钱’，整个颜色革命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几个前苏联加盟国搞定，用的其实也是钱。颜色革命几乎是明买明卖，大量西方投资涌入，西欧以‘银弹’进军，其实也是利己利人。东欧经济底子差，加上遗留下的社会主义制度阴影作用，西方流入资金，在官僚系统中花个干干净净，如今西欧大国水深火热，东欧各国也成了贫贱夫妻。今天东欧总共欠西欧1.7万亿美金的外债，超过本地区 2008年gdp的总和，而且是短期债券，今年就要还4千亿美金，相当于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一场世界级金融危机，让东欧各国尝到苦头。一夜之间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成果付之流水，解体后东欧各国头脑发热，纷纷向西方信贷，并无节制扩张，欠下巨额外债，财政严重赤字，今天外资逃离，货币贬值，老百姓倒霉。危机对华人同样影响大，餐饮业、批发商都受严重冲击。幸亏东欧人学西欧，改革开放后建立了完善良好高福利保障体系，否则人民将很惨。
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使整个欧洲正在步入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同富裕的西欧相比，中东欧各国在应对这次危机时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这些脆弱国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处于危险之中，甚至还有他们的政局稳定。没有人希望上世纪30年代的梦魇再次上演。危险如此之大，所以欧盟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现在是“非常国际危机”。赞同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资源加倍至5000亿美元，用以帮助应对中东欧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东欧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众多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管理机制落后，法制不健全等深层次问题突出，要理顺经济生活中的这些关系绝非易事。正因为如此，东欧的经济恢复之路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通畅。但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中东欧国家会逐渐找到感觉。
东欧六国行让我感触较深的另一件事是过境，我走了五十多国家，对过境一直很留意，因为过境前后过程中往往麻烦，也能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差异和不同文化风俗。但我完全想不到东欧过境轻而易举，穿越六国没有下车检查一下，没有看到一个边防人员。如果不是导游告诉我们，这里曾是边防海关与检查站，谁都想不到一眨眼自巳巳出国到了别一个国家。记得早几年我去欧洲，尽管欧盟国家间进出方便，可是多少总有形式上的关卡海关，今天几乎无影无踪。这正是欧盟共同体的先进成熟标志，不需要边防警察，自由往来，充分表现现代社会的文明、富裕和谐。更让我体会深刻的是今天的东欧几乎与西欧看不出明显的差异，包括建筑、环境、人文等等……。欧盟无国界，为东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国民素质的提高。东欧拚命在学习慕仿西欧，特别在社会法制与福利保障体系上花了很大待价，换来的是走向成熟，逐渐缩小了与西欧文明法制社会的差距。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离欧洲的文明程度差距还是很远，就拿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诚信”来说，我看不是几十年，甚至有上百年的差距。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的改革仅局限于经济，就好象一个人穿着有钱的外表，内心素质没变一样。
我们团中有不少离退休的共产党干部，特别是宝钢集团与上海铁路局知识分子干部都去过欧洲许多国家，甚至在改革开放前夕为引进技术就来过德国学习考察，个别人七十年代末还到过东德与捷克，东欧情况他们略有所知。我与他们交谈后才知，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共同语言。我发现，他们的“东欧行”在内心里多少想解一个结，昔日的共产主义兄弟国今天究竟怎么样? 东欧变天是好还是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他们比究竟谁走的更对?我知道他们内心非常矛盾与痛苦。从他们一路亲眼目睹走来，不断赞叹的简单评语中，“不错!真不错!东西欧看不出差别!”仿佛找到答案：这里良好的生存环境、富裕和谐的生活、自由民主化社会，才应该是我们学习追求的目标。
东欧之行结束的路上，他们个别人也愿意与我这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在共产意识形态问题上作深入探讨。首先我与他们对“改革开放”有不同解读，我认为改革开放必须两条腿走路，像东欧一样经济与政治同步走。‘改革’就是‘改错’，改建国后一系列“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政治上根本性重大错误。‘开放’就是‘解放’出长期束缚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条框框的牢笼。光走经济建设这条路仅仅只能带来表面上的繁荣与富裕，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国家、民族、人民长期遗留下的问题。‘改革开放’说白了，就是要否定这些长期误导中国人民的思想理论。我认为今天改革重点应该是政治程面，对象就是过去错误的毛式社会主义。
他们告诉我：东欧解体开放前，也是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吃大祸饭，生活与用品按计划供应。国家物资奇缺，当然也没有民主与自由化，开放前官僚主义与腐败同样存在，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解体前在匈牙利人民眼中，电冰箱、电视机、各种家用电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奢侈品，而今天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通不过的用具。中国尽管比东欧先一步改革开放，但我们没有他们彻底，我们仅仅跨出经济体制改革这条腿，也取得了自认为的辉煌成就。我们至今没有像东欧一样跨出另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腿。这缺一腿跷脚式的改革，已经造成不良后果。中国人民期待的是一个意气风发、崇尚诚信、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美好家园，而不是一个不讲诚信、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见钱眼开的社会。
有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看得到的金字塔和看不到的黑箱，改革三十年，经济利益己经在党的策划和主持下重新进行了分配，财富的占有和权力的占有成正比。无权的农民和农民工及城市下岗工人，以肉身构筑财富与权力的金字塔。这在不久将来是要付出代价的?东欧就是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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