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落后了？——有感于两个不同的《劝学篇》


我一向很佩服和欣赏张之洞（1837—1909年），因为他是个热心教育的政治家，或者说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有些人不太喜欢政治家，在我看来，能真正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为国民教育做出点什么，其实真的不错，何况张之洞做的还不少。废科举，他和袁世凯共同上书，功劳不愧很大；办新学，进一步学习先进；定学制，勾勒了我国近代学制的蓝图……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他的《劝学篇》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张之洞的《劝学篇》共24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讲中学，外篇讲西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指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在这里，他把“中学”的内容概括为经、史、子、集。其中，张之洞特别注重纲常名教，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针对维新派提倡民权，抑制君权，倡导男女平等的改良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关于“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他主张对西学要“政艺兼学”，“政尤急于艺”，而“政”、“艺” 的具体内容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功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从他提倡的西政看，并不指西方政治，而是学习西方的近代学制、赋税管理、通商办法等。他所提倡的西艺，有别于洋务运动初期把西艺理解为西方的“坚船利炮”，而认为西方近代生产与技术的发展，都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因而在西艺中增加了自然科学的内容。这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

除了张之洞的《劝学篇》外，与张之洞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1835—1901年）也写写了很有影响的《劝学篇》。但是他在《劝学篇》里所主张的思想和精神与张之洞却不相同。

福泽谕吉，庆应义塾的创始者，作为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给近代日本人的思想形成以巨大影响。尤其是《劝学篇》（第一篇明治五年）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一本揭示近代日本的理想的人的形象的书，贯穿全篇的旨趣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有觉醒的国民意识的国民。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本应依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取得天地间一切物资，以满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乐度日。但是，如果环顾近日的人间世界，就会看到有贤人又有愚人，有穷人又有贱人，他们之间似乎有天壤之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理由很明显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人要是不学就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就会成为愚人，所以贤愚之别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劝学篇》第一篇）

“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己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都应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立操心国事，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劝学篇》第三篇）

当我们还在寻求表面制度的改革上时，日本人就在寻找内在人格的独立。这大概就是我们和日本的区别，就是我们落后的地方。即使我们保留了祖先的“遗产”，学习了“新学”，但是国民没有独立意识，健全人格，前进还不是一纸空文，仍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

话又说回来，前进是一个过程吧，张之洞以及当时一切有志之士的做法，无疑推动了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的前进，只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后于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