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初的某天，时任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一位1米7左右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手持着一张一个亿的支票，对刘志华声称自己的公司已经筹到资金，要求拿回与奥运主场馆鸟巢仅一路之隔的摩根中心地块的开发权。当时，距离奥运开幕仅剩两年时间，那些能为开发商带来可观财富的奥运项目正如火如荼进行。作为北京市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的副市长，刘志华兼管奥运项目基建，手握着可以左右财富流向的权力。在被刘志华拒绝后，这个人怏怏不快地转身离开了。只是，刘未曾料到，仅一个月后，自己会突然被中纪委调查，直至落得无期的牢狱之灾。正是这个带着不开心离开的中年男子，偷偷录制了一份和刘有关的性爱视频，举报了他。
令谷
入狱后，刘志华曾向身边人回忆了本文开头中与郭文贵会面的细节。2015年，此人复述了当时的场景。那个推门而入的男子，就是郭文贵——他最终如愿拿回了摩根中心地块，项目开发后更名为盘古大观，成了北京又一个地标建筑。此后，盘古大观实际控制人郭文贵，据此搭建了一个名为“盘古会”的，以政法系统官员为主的庞大政商网络。
但那时的郭文贵，还远远没有现在“有名”。过去半年里，为了争夺方正证券的控制权，郭文贵在海外指挥旗下的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集团，展开了一场闹剧般的互相“举报”，并最终导致北大方正集团前CEO李友等人被调查。郭文贵，这个名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广泛传播。
但春节过后，形势开始朝“两败俱伤”发展。先输一局的方正集团，在方正证券的控制权上占得上风，先是顺利拿下了董事会6：3的优势席位；而后依靠这一优势，出自方正系的原方正证券总裁何其聪，在3月12日顺利当选董事长。与此同时，郭文贵在国内的多名活跃的下属先后“失联”，包括原国安局副局长马建在内的一些被认为是其盟友的官员，也开始“落马”。
郭文贵的“举报”声音也随之渐小。1月份，曾有消息人士透露郭文贵已被带回国内，但《棱镜》获得的多方最新消息显示，郭至今仍然滞留海外。即使经历了这样一次“集中曝光”，对郭文贵这位能量巨大、颇为神秘的商人，大众依然知之甚少。他来自何方？隐匿在众多公司背后，他如何聚敛财富，钳制利益相关方？他何以凭一段视频扳倒一位副部级干部？缘何与他合作的多数伙伴最后都身陷囹圄，他却依然独善其身？
和大多数农民企业家的“暴发户”模样不同，郭文贵的故事显得传奇得多。
“好大姐”助力“进京”。郭文贵身份信息显示，郭于1965年2月2日出生于山东聊城莘县。郭家共有八个兄弟，郭文贵排行第七。在当地，人们称他“郭七”。初中未毕业，“郭七”就出门谋生了。
没有人能够清晰还原他的早年经历。一位与其有过交集的聊城生意人告诉《棱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经济并不发达的莘县聚集了聊城大多数的假货贸易商。有传说称，郭文贵早年也曾混迹于此。莘县人对20岁之前的郭文贵知之甚少，除了他曾经坐过牢这件事。不同的信源告诉《棱镜》，发迹前的郭文贵在“混社会”时曾经入狱——但这却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当地有传言称，郭在牢里遇见了人生的第一位“贵人”。正是在此人的引荐下，郭文贵才认识了首位重要的生意合伙人。
这就是港商夏平。郭文贵毫不避讳自己的发家史与被称为 “富婆”的夏平有关。一直在帮郭文贵打理生意的胞兄郭文存，曾经对《棱镜》所接触的人士表示，夏平是郭文贵人生里最重要的“四个好大姐”之一，也是第一位。另外三位“好大姐”均在要职部门担任职务。身为南京银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银达地产）董事长，港商夏平主要开发了南京银达新天地以及银达雅居等项目。关于夏平的公开资料甚少，银达地产现任副董事长许以立在电话里告诉《棱镜》，年近90岁的夏平如今常驻香港，已经很多年不涉及公司业务，尽管仍旧担任董事长职务。
两人交往的细节并不清晰。但有知情人称，20岁出头的郭最初只是“好大姐”夏平的司机。用另一位知情者的话来说，善于经营人际关系的郭很快获得了夏平的“宠幸和信任”。夏平以港商的身份为郭文贵在郑州拿项目而站台。这，才有了郭和夏唯一的合作项目：郑州裕达国贸。
1993年，28岁的郭文贵以旗下郑州伟仁贸易有限公司，与夏平所在的香港爱莲国际集团合资成立郑州裕达置业公司（后改名为河南裕达置业，简称裕达置业）。这是他的第一个公司，也几乎是郭文贵目前实际控制的公司中，唯一一个还在工商资料股东栏上有自己名字的公司。860万元注册资本金中，他出资840万元。多位知情人士向《棱镜》透露，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恰逢郑州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郭文贵利用夏平港商的身份，顺利取得原本属于市政府家属院的中原路220号地块，即后来的裕达国贸所在地。
一位对郭文贵熟悉的人士透露，夏平也曾涉及爱马仕的生意。在裕达国贸里，郭文贵专门为其设有展示区域。只是，这位被郭家人称之为“四个好大姐”之一的夏平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再未与郭进行商业合作。在夏平下属许以立看来，这是因为郭文贵“后来有能耐了，可能攀上了更重要的关系了。”裕达国贸竣工后，夏平于1998年将所持裕达置业股份全部转给实际控制人郭文贵，有人认为，这是郭文贵用夏平的港资身份拿到裕达国贸项目后将其“踢出局”。而据河南公安系统人士透露，郭文贵自己通过河南省政法部门的关系，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取得了香港身份。
但郭夏两人的联系未断。《棱镜》获得的一份银行账单流水显示，郭文贵控制的政泉控股于2008年夏天将一笔4000万元资金转入夏平的银达地产。身为银达地产副董事长兼实际一把手的许以立回应《棱镜》称，银达从未与郭文贵及其公司有业务合作，更不知有资金往来，具体事宜须咨询夏平。《棱镜》暂未能联系夏平置评。
随着裕达国贸的开业，郭文贵也逐步开始了自己在郑州的商业积累，建立了包括已经落马的原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等关系网。知情人士透露，王有杰的儿子王锴曾在郭文贵的公司任职副总经理。凭着与王家的关系，尽管裕达国贸负债累累，郭文贵仍能顺利从当地银行获得融资。更甚是，身为民营企业家，郭文贵当年被《大河报》刊发高负债负面报道后，后者迫于当地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又刊发了一篇正面报道。裕达国贸从出生就是个“麻烦生”。除了高负债外，郭文贵也与承建方中建二局因工程款而闹上法庭。甚至，郭的胞弟郭文奇也因拖欠工程款而丧命。
一位与郭文贵相识多年的郑州生意人透露，将夏平“踢出局”后，尚未完成资本积累的郭文贵资金非常吃紧，欠了包括某工程方7000万在内的高额费用。这一工程方为港籍，曾至郑州追尾款，却被郭文贵的人打伤。双方矛盾升级，最后，因郭文奇的死亡而不了了之。
但裕达国贸带给郭文贵的利益大过麻烦，这是其“进京” 的重要踏板。作为彼时当地最好的酒店，裕达国贸几乎是郑州举办重要会议的唯一场所。1998年，国务院某部委的一个会议选择在郑州裕达国贸酒店举行。上述郑州生意人透露，郭文贵提前探知某参会女性领导的喜好后，将该领导入住的酒店套房重新布置。因此，郭文贵获得了这位来自北京的领导的褒奖。
另一位熟悉郭文贵的人士透露，来到北京后，郭文贵不时在饭局上透露自己和该领导的关系，以炫耀自己的背景。这名女性领导也被郭文贵胞兄称为“四位好大姐”之一。但据称，该领导比较反感郭文贵这种行为。
扳倒刘志华的盘古大观
1998年，对于郭文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郭文奇的死而在海外暂避风头两年后，郭文贵的发展中心，从郑州挪到了北京。知情人士透露，在一次老乡会上，郭文贵认识了同为山东籍的小品演员朱时茂，两人从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共同成立了北京文茂投资公司，即北京摩根投资公司（简称摩根投资，后又改为盘古氏投资公司）的前身。但两人合作一年左右，就分道扬镳了。
不过，郭文贵则通过朱时茂认识了人生里第二位重要的合伙人，林强。《棱镜》就此向朱时茂工作室求证，对方表示不方便置评。上述知情人士称，林强下海前担任着国务院政法系统的局级干部。林强还将在同在政法系统担任局级干部的兄弟林地，也拉来一起与郭文贵合作。合作模式为，林强站在前台，郭文贵隐身其后。双方合作的起始时间并不清晰，但知情人士称，郭文贵起初在北京的4年堪称“一事无成”，除了结交了这对在北京官场、尤其是政法领域人脉甚广的林家兄弟。
2002年，机会来了。在林强的协助下，郭文贵提前得知奥运项目包括了朝阳区大屯乡的地块。因此，此时，文茂投资已经变更为摩根投资，后者从大屯乡手中购买了紧邻奥运村西边的地块，拟建摩根中心。刚筹建摩根中心项目时，郭文贵团队蜗居于大屯路东侧一栋2层小楼里，缺钱缺资源。一位与林强有多年交情的朋友告诉《棱镜》，没有林强就没有现在的郭文贵和盘古大观。
缘于林强的关系，该朋友还曾为最初的盘古项目做融资服务。最后，林强从包括香港东亚银行以及新加坡大华银行等海外金融机构筹集了摩根中心的部分启动资金。据另一位知情人透露，在资金紧张时，林强还曾向香港娱乐圈某黑帮大佬拆借资金。此时的林强，已经担任郭文贵控制的摩根投资董事长。
林强也因融资一事而与郭文贵绑得更紧，后者还曾允诺以部分股份作为回报。和河南郑州裕达国贸一样，郭文贵仅用甚少的资金启动了摩根中心项目，寄望于用承建方垫资模式完成。事与愿违。在与承建方北京建工集团发生纠纷停工两年多后，2005年，盘古的工程主体都尚未竣工。当时正值奥运基建紧张阶段，北京市委专门排查奥运基建项目进度。
由于地处重要位置，摩根中心也被列为北京市奥运项目“问题工程”。北京市委成立专门小组经过半年的调查，证实该项目“问题很多”，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手续不齐全、建筑物有异于之前规定的用途，且不符合北京市整体规划要求等，最终国土部门发出通知收回该土地开发权。
摩根中心项目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不足，甚至未能够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当时的媒体报道称，欠缴的土地出让金达到3亿元。相关部门对于郭文贵能在约定的时间里完成进度表示怀疑。
这意味着，郭文贵和林强的“大蛋糕”将不保了。上述和林强的朋友向《棱镜》回忆称，事发后，林强除了发动关系继续找香港新加坡等金融机构拆借资金外，还做了一系列应对方案，包括给时任北京市领导写反映材料，以及找主管城建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进行沟通，但所有的方案都未奏效。
接近刘志华的人士告诉《棱镜》，据刘志华亲口向其回忆称，在此期间，2006年5月初的一天早上，自称摩根中心老板郭文贵的人拿着一个亿的支票走进他的办公室，表示自己公司已经筹到钱了，要求继续开发该项目。在此之前，刘志华从未见过郭文贵。他例行公事地告知郭文贵，这一地块通过北京市委相关组讨论且通过，已经走正常的流程进行“招拍挂”了。刘志华回忆，当时郭文贵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刘并未太放在心上。
最终，当年5月底，被收回的项目地块被重新拍卖，首创集团和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投标联合体以17亿的价格， “一次性付款”竞得。与林强熟悉的人士向《棱镜》称， “这激起了郭的报复心理”。郭文贵将矛头指向负责基建的刘志华，和林强策划并执行了视频录制和举报事件。
一个月后，刘志华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重新竞得此地块的首创集团总经理、刘志华好友刘晓光，随后也被相关部门带走。刘晓光被带走一个星期后，当年6月22日，首创即向北京市政府发函称，考虑退回摩根中心项目。“消失”了两个月后，8月24日，刘晓光正式复职，首创公告正式退出摩根中心，称政府已退还首创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随后，接近摩根中心的人士当时对媒体称，在9月8日前后召开的一次由北京市委牵头的工作会议上，已决定由摩根投资继续承建摩根中心项目，北京市国土局也已接纳摩根投资交纳的3亿元土地出让金欠款。消息称，郭文贵通过将手里另一个项目金泉广场，抵押给保利地产融资8亿元，以填补摩根中心资金缺口。
就这样，巨大的奥运财富，郭文贵失而复得。一个视频扳倒一位副部级干部，他是怎么实现的？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被激怒后的郭文贵派人跟踪刘志华。在掌握了刘志华的日常行踪后，郭文贵还获得了刘的住址、车牌、情妇等具体信息。据自称参与者之一，现已被调查的原国安局副局长马建的一名高姓下属对《棱镜》接触到的知情人士透露，当时郭文贵通过特殊渠道监听刘志华电话——郭并非首次这么做。早年在郑州时，一位曾与其交好过的河南某官员自称也曾因被郭监听电话而受到其威胁。
确定刘赴港的时间和酒店后，郭提前两天派了1名酒店IT技术人员潜入酒店安装设备。关于他们使用的设备，高某曾对上述知情人士表示，设备并没有传说的先进，而是从市面上买来的普通针孔摄像头。
据高某透露，包括郭文贵的小姨子在内，仅有5人直接参与执行“刘志华视频”拍摄事件。行动结束后，酒店IT技术人员从郭处拿了一笔钱出国了，至今未归。
刘志华曾表示，对于被拍一事不知情，也从未见过该视频内容。
聚散有时的“盘古会”
摩根中心最终顺利建成，并更名为盘古大观。这一项目由三栋公寓和一栋七星酒店相连，连起来形如一条巨龙，内设如今每套价值上亿元的“空中四合院”。
盘古大观位于北京中轴线上，毗邻奥林匹克公园，而且距离机场也仅20分钟车程。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名声噪起，而郭文贵等为了炒作，曾经放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花费1亿元租了一套公寓的传言。
以民营企业家身份“扳倒”副部级官员刘志华的故事，使郭文贵在北京生意圈名声大震，甚至不少人以为他有着深不可测的背景。此时，摩根投资也更名为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名单中也寻觅不到郭文贵的名字。一些合作伙伴不敢相信在那么短时间内，郭文贵可以将刘志华“扳倒”、盘古大观失而复得。在他身上发生了太多外界无法理解的事情。对于一位聊城莘县的农民的儿子来说，这些变化过于神奇了。
大家都以为郭文贵“有钱有能量”，他自己也乐于接受这样的评价，为此不惜做一些“粉饰”。据郭文贵当年的合作伙伴透露，为了“撑门面”，郭曾经用账户上仅有的1.2个亿买了一架二手飞机，后来资金吃紧时还在香港购入了大小两部豪华游轮，也曾在后海宋庆龄故居附近购得四合院一间，并用了一个多亿进行翻新。用这位合作伙伴的话来说，“郭文贵用这些来维持别人对他和盘古大观的‘泼天富贵’的虚像。”
无论如何，盘古大观成了关于郭文贵传说的关键词，这里也成为了他编织关系网络的核心。多位与郭文贵有过交集的人士称，在与北大方正集团原CEO李友交恶之前，身为盘古主人，郭文贵差不多每周在此设宴，邀请包括马建在内的多人聚会。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是乘坐贵宾电梯进入盘古核心楼层。
大约在十年前，马建与郭文贵相识，具体过程不得而知。有消息称，两人经由出身政法系统的林强引荐而认识。除了马健外，另有一名先后在北京和华北某省就职的政法官员也是该网络中重要一员。知情人士称此二人均在盘古拥有私密空间。
除此之外，会出席盘古宴会的还有三位被郭文存称为“郭文贵的好大姐”，知情人士透露，这三位任职于政府部门的人士都是郭文贵在官场的重要朋友。
与此同时，上文中自称参与过刘志华事件的马建下属高某，也时常参加盘古宴会。
一位企业家向《棱镜》透露，在圈子里，大家把郭文贵的核心关系网络，形象地称之为“盘古会”。该企业家在2013年与高某相识，双方熟悉之后，高某表示认可该企业家在北京的关系网，多次邀其加入“盘古会”。高某向其许诺，加入后，除了免费提供盘古为住宿办公条件外，最诱人的是，高自称能够调动全国各地的政法系统为企业家提供相应的服务。
在游说半年未见此人动心后，高某仍未死心。2014年 6月5日晚上，和往常一样，高某与马建一同出台，在盘古设宴，希望他加入。此时，郭文贵为避风头已经滞留香港，饭局由马建接替“做东”。和马建、高某料想不一样的是，上述企业家对《棱镜》表示，事实上，自己并没有加入“盘古会”的计划，甚至都不会踏入盘古宴会厅。他告诉《棱镜》，和大多数在北京的生意人一样，自己对盘古宴会有戒心。由于担心被偷录，即使和“盘古会”的人谈事，他更愿意选择附近的咖啡厅。
在“盘古会”里，高某还扮演着“行动者”的角色。河南焦作凯莱大酒店董事长谢建升，曾因与郭文贵产生经济纠纷而向当地公安局报案，并于2014年7月18日正式立案。谢建升告诉《棱镜》，在报案之前，2014年4月，高某曾以政法系统工作人员的身份，在焦作市政府一个会议室对其进行恐吓，并以郭文贵“曾为国家安全做出了贡献”为由，要求谢建升签署不再对郭文贵进行报案追究的承诺书。
包括马建、高某等人在内，“盘古会”核心成员也偶尔移至香港。颇为重视细节的郭文贵，将商人安排至条件更为好些的四季酒店，而为避人多眼杂，则将官员安排至客流量相对小的香格里拉酒店，甚至偶尔也会让客人入住自己在香港租用的豪宅。“盘古会”成员在港时，大多都会坐郭的游轮出海游玩，香港堪称“盘古会”的分舵。
知情人士称，在郭文贵与方正集团合作较为愉快的时期，方正原CEO李友、原执行总裁余丽也常出现在盘古大观的饭局上。李友及下属曾多次登上郭的豪华游轮，甚至偶尔还入住郭在港的豪宅。但最终，因为方正证券董事席位的争夺战，双方反目成仇，“互揭老底”。而这样的戏码不仅发生在郭文贵与方正之间，甚至也发生在郭文贵与“盘古会”的官员之间。
据对“盘古会”熟悉的人透露，他们并不是一个很紧密的团体。2009年，林强因郭承诺的股权问题未兑现而与其闹翻后，逐渐淡出了“盘古会”。知情人士称，林强在2015春节前电话已经不通，《棱镜》暂未能联系其置评。除此之外，郭文贵与马建、高某等人也产生了不信任。知情人士透露，2008 年，在马建、高某的协助下，郭曾经顺利解决一桩经济纠纷案。郭文贵在此事中入账4个亿，却告知马建、高某自己仅收到1个亿。这就意味着，郭允诺给马建、高某分成的金额减少了3个亿。
这样的隐瞒行为也曾互换角色。两年后，郭因欠债而涉及另一经济案件，马建、高某协助的时候也瞒着郭做了手脚。郭计划在马建、高某的协助下降低对方提出的1.5亿赔偿要求。出乎其意料的是，后者串通债权人将赔偿金额提高至3个亿，除了债权人获得2个亿外，剩下的1个亿归马建、高某所得。
这加深了彼此间的嫌隙。郭文贵逐渐与马建、高某等人有了分道扬镳的念头，至2014年夏天，郭对于马建、高某的一些指令也并不听从，甚至多次挂断了高的电话。这种事情也发生在了最近的政泉与方正的“恶斗”当中。知情人士向《棱镜》透露，在调解该事情的过程中，马建于去年8月中旬分两次从李友处取走现金1个多亿，作为回报。与此同时，一个月后，马又从郭处取走 1个多亿现金。两次提款对接人为马建胞妹，因此她也于马建事发后被一同带走协助调查。《棱镜》未能联系当事人对此置评。
随着马建被调查的消息公布，多位知情人士表示，同样出身政法系统的林强，以及马建的下属高某，目前均已经“失联”，疑似已被调查。风光一时的“盘古会”，逐步分崩离析。
“孤独”的“丛林胜利者”
能够建成盘古大观，并搭建庞大的政商网络，郭文贵自然不是等闲人等。
尽管只是初中肄业生，但据一位与其相熟十多年的生意人透露，郭口才非常好，总能快速说服对方。总是能够恰如其分的讲一些话，让对方很快接受了他的观点 ——与郭文贵有过多次饭局的人士
与郭有过多次饭局的人士描述，生意场上的饭局，不管多少人，郭文贵总是最容易让大家记住的那个。“总是能够恰如其分的讲一些话，让对方很快接受了他的观点。”
据郭身边人回忆称，大陆一名演皇帝出名的男演员，与郭文贵认识不到半小时就被后者说服交了定金，购入盘古大观一套近3000万的房子，尽管后来这位演员反悔，因为已经交了定金，最后也还是买了。善于包装，是郭文贵的经营之道。除了用并不宽裕的资金购入飞机，据多位去过郭文贵盘古办公室的人向《棱镜》描述，在其办公室隔壁有一个专门供佛的屋子。重要宾客拜访时，郭文贵总会带至此处，表示自己信佛。实际上，郭文贵曾多次对熟悉的人解释称，自己并不信佛，这样做只是为了看起来“更具神秘感”。
一位见证郭文贵郑州发家岁月的旧识对郭的变化印象深刻，认为其经常“故作神秘”。两人同为高尔夫爱好者，曾常在球场见面。大多时候，球友们打完球都会拍照留念。自从刘志华事件后，郭文贵不再参与这项活动，以“单位”有纪律和要求为由。在言谈中，郭文贵不时透露自己在某神秘部门任职的信息，不能随意与人拍照。有时候，他还会拿出一些小芯片的物什向身边人演示，宣称是定位仪或单线联系仪器等。那些旧识们都觉得郭文贵在故弄玄虚，和以前比起来，判若两人，开始慢慢远离了郭文贵，觉得他“神经兮兮的”。
郭文贵也逐渐将自己从所控制公司的股东名单中隐去，由其他人站在前台。除了裕达置业外，不管是政泉控股，还是盘古氏投资，郭文贵都在做了多次股权变更后，把自己隐藏起来，必要时以“股东代表”名义露面。
政泉与方正“恶斗”以来，郭文贵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焦点。但公开报道中却难以寻觅到他的一张照片。《棱镜》获得的一张被多人指认为郭文贵早期的照片中，郭微笑着，露出了左侧脸上的“梨涡”。对于老家聊城的人来说，郭文贵更是神秘，当地人最乐于说道的是，郭文贵某病重的亲戚赴北京手术，郭派人开车进火车站接了患者直奔手术室。
尽管是当地政府的座上宾，郭文贵和大多数农民企业家发家后衣锦还乡不同，他鲜有回乡做投资和在当地公开露面，除了2009年的那次。
作为旅游城市，聊城政府希望能够开发类似“印象系列”的旅游项目，拉动当地经济。源于执导奥运，张艺谋多次至盘古进行踩点，而与郭文贵相识。 2009年11月2日，郭文贵和张艺谋等人乘坐直升机在聊城景区上空进行航拍，这在当地引起不小轰动。
郭的直系亲属，例如儿子郭强，也颇为神秘。和郭文贵一样，郭强也对车情有独钟。知情人士向《棱镜》透露，身为国内某顶级跑车俱乐部的一员，郭强并不使用真名，以“Mileson-Q–G”现身。此外，郭强与令谷关系也不错，两人都爱车。令谷是已被调查的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儿子，2012年因一起著名的法拉利车祸而去世。
接近郭文贵的人士分析称，从十几岁开始，郭文贵用了近40年从聊城莘县的村子里走到如今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走了条不齿于向外人道的捷径”，以至于他更愿意将自己伪装起来。“刻意神秘，大多时候是因内心对被暴露的恐惧。”
“走为上策”是郭文贵面临危险的第一反应。熟悉他的人对《棱镜》历数郭文贵的四次“避风头”。1998年前，胞弟郭文琦因工程欠款丧命后，郭文贵短暂出海躲避了近2年；后来王有杰父子被调查，郭文贵因担心被牵连而出国躲避；第三次是因2005年，郭文贵合作伙伴曲龙为政泉控股在湖南长沙融资被调查后，郭再次选择出国“避风头”。
“留得青山在，还会杀回来。”上述人士这样总结郭文贵的策略。最后一次“避风头”是在2013年12月底，据知情人士透露，郭文贵当时结束中纪委的谈话之后，直奔首都机场飞抵香港。滞留香港的郭文贵，主要做了一件事：与方正集团前CEO李友的调解与“战争”。2014年7月，由郭文贵实际控制的政泉控股为最大股东的民族证券，被方正证券换股收购，政泉控股成为了方正证券的第二大股东。随后，却与第一大股东方正集团，在方正证券的董事会席位上发生分歧。在经马建、以及上文提及的华北某省现任政法系统高官调解未果后，郭文贵便在网上“揭方正的老底”，最终导致双方恶斗。
这当然不是郭文贵首次因经济纠纷与昔日合作伙伴闹僵了。用一位与其多次打交道的人士的话来说，郭文贵对包括王有杰、曲龙以及马建等昔日合作伙伴“都曾下过狠手”——这些人现今都因调查而失去自由。
郑州的官场，对郭文贵的印象并不算好。据一位接近河南省纪委的人士透露，被调查之前，王有杰和郭文贵走得非常近，王的儿子王锴一度在郭文贵公司任职，但这以王有杰给郭文贵投资为前提。随着王有杰在官场势力的缩减，郭文贵与其也渐行渐远。为此，王有杰也计划退出投资，要求郭文贵全额返还本金。未料到，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郭文贵因不愿返还剩下的200万而与王有杰闹翻，还以“贪污和索贿罪”的名义举报王有杰。《棱镜》暂未能联系两人置评。
正是在不断与官员打交道、“斗争”的过程之中，郭文贵悟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人都是可以被钳制的，要善于利用人的弱点。“对付官员，证据就是他们的‘紧箍咒’。”这也是他操刀刘志华事件后总结的最重要的方法论。
河南省公安系统某高官也曾因此吃过亏。2007年，各地公安系统官员被统一召集进京进行半个月的业务培训。当时，该河南官员曾在盘古宴请同行，花费100多万——郭买的单。后来在处理与天津环渤海集团实际控制人郑介甫的经济纠纷时，郭需要该官员“帮忙”时，据郭身边的人透露，后者办事不利，最后郭将该官员百万豪宴的详情在网上进行公布，以此对该官员进行施压。这名官员拒绝了《棱镜》的置评请求。
多位与郭文贵相识多年的人士分析称，和大多数上个世纪发家的“土豪”企业家一样，郭文贵通过房地产获得了财富的积累后，并未建立起商业世界的正常逻辑。在残酷的商业和政商斗争中，他选择信奉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他敢于用最后一点资金购入私人飞机“装点门面”；每次都用极少的资金启动项目，裕达国贸、盘古大观，莫不如是；他把金泉广场抵押给保利以保住盘古大观，又因盘古大观销售不畅，把18亿方正证券股权抵押给银行以换取流动资金。抵押、担保，郭文贵总是绷紧自己的资金链，不断将资金杠杆推高——他相信自己会是“丛林”里的那个“最终的胜利者”。
由此，郭文贵总能迅速地将曾经的“靠山”抛弃：从最初在郑州发家时期的“好大姐”夏平、“父母官”王有杰，乃至包括北京的林强，甚至包括相互在金钱上“算计”的官员马建及高某。最终，多次事件中，郭文贵往往只能通过利益绑架他人来获得“自救”。接近他的人士对《棱镜》称，某种程度上郭是“孤独”的，他从未相信别人：“他是一个没有真正朋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