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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日记,究竟要表白什么?

(2010-06-09 19:17:03) 下一个

陈破空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定于本月出版《李鹏六四日记》,出版之前,该书内容已经全文上网,大概是出版者有意而为,期待李鹏本人表态,留给他证实书稿真伪的最后时间。

 

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之时,就传出李鹏欲出版有关“六四”事件的日记,取书名为《关键时刻》。据传:当时已经退休的李鹏,将书稿提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审议;没有得到回应,李又一一打电话给当朝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们;最后,得到胡锦涛当局答复:不同意该书公开出版。

 

事隔6年之后,《李鹏六四日记》终于出版,却是在香港。不管李鹏本人是否授权,该书公开出版,符合李鹏心愿。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一贯打压言论自由的李鹏,最后,连他自己也丧失了言论自由。好在还有个“一国两制”的香港,得以帮助他实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更具反讽意义的是,李鹏日记的出版人,是鲍朴,鲍彤的儿子。鲍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李鹏的死对头。鲍家帮助李鹏出书,让他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历史的见证,也间接体现了鲍家父子所坚信的民主价值:让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哪怕那个人,是你的敌人。

 

凡了解“六四”历史和中共动态的人,都能体认,该书确为李鹏本人所撰。作者与书稿的真实性,几乎毋庸置疑;但书中记载的“历史”,却未必真实。比如,参与“六四”屠城的重要帮凶之一,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鹏书中只字未提,仅在少数几处,以“北京市长”一带而过。原因无非是,陈于1995年在权争中失势,被江泽民以“贪污罪”下狱。李鹏不便在书中再提到这个名字。

 

不一而举。由此可见,声称要写出“事实”、“作为最重要历史见证”的李鹏,并没有完整的写出事实,选择性的记录,有所暴露,也有所隐瞒。通读该书,可以发现,李鹏着意书写的,乃是有利于他自己形象的部分,而遮掩了不利于他形象的部分。

 

这个“形象”的有利与不利,也只是就中共党内而言。实际上,李鹏日记,再次坐实了他留给世人的固有形象:强硬派,极左,仇视民主,誓死捍卫“党的利益”,是策划和实施“六四”屠杀的主要元凶。

 

关于《李鹏六四日记》,港台媒体的评论,大多是,李鹏企图推卸责任,洗脱污名,“把屠城责任都推到邓小平一人头上”。但,通读全书,看不出李鹏有任何推卸和洗脱的意思,反倒是,描写自己如何强硬,如何不对请愿学生让步,自始至终坚持镇压,甚至,从一开始,就抱定不惜“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卫一党专制的决心。行文中的“理直气壮”和“义正词严”,活脱脱就是一个花岗岩脑袋的写照,毫无反省,毫无悔意。

 

至于邓小平部分,李鹏的书写,不过就是印证外界熟知的事实:邓小平提出戒严和拍板镇压。这与当时邓“太上皇”的角色完全吻合。

 

邓小平和李鹏,一个在后台,一个在前台,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后,都成为遗臭万年的“六四”屠夫。日记中,李鹏毫不掩饰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为理所当然而顽固不化的封建专制意识,但非要公开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鹏要表白于世的,究竟是什么?

 

在这部长达近15万字的日记里,李鹏详细罗列了他发布戒严令、邓调动军队后,各省、市、部负责人的表态,多数“拥护”(少数犹豫),包括当时在地方任职的江泽民、胡锦涛和在“中办”工作的温家宝等,均属“拥护”之列。原来,李鹏借此日记,警告后来的当政者:谁也别想为“六四”翻案,谁也别想提“平反”。你们当初都支持镇压,你们和我,都在同一条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责任扣到我一人头上,谁想清算我,你们也跑不掉。

 

在该书“前言”和“后记”中,李鹏再三提醒:“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告诫:“党的团结”,尤其是“领导集体的团结”,至关重要。这流露,党内外“平反六四”呼声的经久不息,让李鹏倍感焦虑。正是出于这种焦虑感,迫使李鹏整理出长篇日记,并急于公开发表。

 

李鹏日记中,始终把呼唤民主的学潮称为“动乱”,并动辄把民主运动比喻为“文革”动乱。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发生在、也仅仅发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由中共头目毛泽东一手制造。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尤其有哪个民主国家,发生过类似中共文革般的闹剧?倒回去说,如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已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又岂能恣意妄为?浩劫又岂会持续十年?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包括中国八九民运,何曾以破坏该国文化、文物、古迹的“文革”似疯狂登场?何曾以大规模暴力、迫害和残杀的“文革”般血腥呈现?李鹏疯人呓语,对民主运动扭曲定性,怎能不误国害民?

 

李鹏日记,竭尽对赵紫阳的诋毁,仇恨情绪,弥漫字里行间。但却从反面突出了赵的伟岸形象。李鹏透露:赵自始至终坚持与学生和市民对话,要求通过缓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进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张。有人指赵的儿子“官倒”,赵主动要求中央调查。期间,赵还提出“取消对领导同志的特殊供应”,这显然触动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尤其那些养尊处优的“老人帮”,如邓小平等。赵的表现,在恶人当道的中共高层,难能可贵。

 

李鹏日记,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但,历史必将记载,对中华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滚滚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赵紫阳。

 

李鹏强调“党的团结”,但在日记中,还是泄露出,当年,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不仅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人大常委会中,相当多的负责人,也都不赞成镇压学生;官方新闻界,更多的,是不同声音。以至于,共军屠城后,李鹏哀叹:“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又写道:“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吊丧。”李鹏还记录:“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李鹏六四日记》,晚年李鹏的自白书,再一次,铁板钉钉地,将其“六四”屠夫的定位,载入史册;为其走向地狱,铺下最后一块垫脚石。

 

6/9/10,原载自由亚洲电台)www.chenpok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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