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李·

人类自有交流以来，除了实物的交流，就有个翻译问题，或口头，或文字。实物的交流，不需要翻译，眼见实物就能给个名称，不论对方怎么叫它。比如土豆，我们曾称之为“洋山芋”，番茄称之为“西红柿”……好比我们在国外到肉店买肉。肉有许多名称，根据不同部位，不同吃法，肉的名称也不同，我们往往记不住那么多名称，看到哪块中意的，指着它就买了。买奶酪也一样，它的种类繁多，仅在法国就有四百多种，真是记不全，但是这里似乎不需要什么翻译，用手一指就行了。但是有的“舶来品”，它们的名称还是要翻译的。有的译名解放前后还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比如“水泥”，原先叫“水门汀”，那是根据它的发音而来。又如“联合收割机”，原先简称“康拜因”，那也是根据它的发音。这一类的品名翻译，无非是根据它们的发音或是它们的功能。如果两者兼而有之，那就是翻译的上乘了，比如“拖拉机”就是一例。

我们中国和外国交往的历史悠久，这种交往在翻译中也留下不少痕迹。

中学时代，读到宋词中不少词的词牌叫“菩萨蛮”的。当时确实不知其意，因为大慈大悲的“菩萨”怎么也和那个“蛮”字联系不上。语文老师也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这是词牌名称，别无他意“。后来人老了，闲来无事，才在”辞海“中查到：唐宣宗时，女蛮国来聘，见其高髻金冠，缨络被体，号为菩萨蛮队，当时优人遂制”菩萨蛮”曲（也有称此曲早在开元年间就有）。在宋代，称伊斯兰教徒为菩萨蛮，即Ｍｕｓａｌｍａｎ的音译。

范仲淹词“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云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据黄Ｎ说，这首词题目是“别恨”，但词牌“苏幕遮”也是音译的。据“辞海”称：“幕”亦作“莫”。“苏幕遮“为少数民族乐曲。。。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盖歌舞者有此服饰，因而得名。

以上两例都是音译。还有不少”音“，”意“合译的，比如俄国的”沙皇“，”沙“是音，”皇“是意。至于希特勒德国的”纳粹“则是”国家社会主义“音译的简称了。

在现代社会，由于国与国，人与人的交流更加频繁，交往的手段更是花样翻新，所以翻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大增加，翻译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现象。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开始的翻译错了，但是”约定俗成“，也不算错了。就像一个叫”张三“的人，一开始就被错认为是”李四“，他也就成了”李四“。大家熟知的例子是”泰晤士报“名称的翻译。那个所谓的”泰晤士“根本就不是伦敦的那条河。

地名的简约译法，如美国的”洛杉矶“，原名发音要比译名长一倍。”费城“原名的发音就更长了。这种译法，便于中国人记忆，而且很上口，所以这类翻译当然也属于上乘。但是，这种做法也不可以无限扩大，如果扩大到原名和译名对不上号，就不好了。有的外国人起中国名字，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如果不知情，翻译时就”回“不去了。比如美国的费正清，原是赫赫有名的，但是如果在翻成英文时写成”Ｆｅｉ　Ｚｈｅｎｇｑｉｎｇ“，那么读者就不明白是谁了。美国商业部长骆家辉，你也不能在英文本上写成”Ｌｕｏ　Ｊｉａｈｕｉ“。

有一个现象，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欧美国家对我们中国人的名字（也包括越南人的名字）总弄错，把姓和名弄颠倒，在该叫姓的地方叫上了名。这种现象时常出现在报纸和广播电视中。对于他们，我归结为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傲慢和不虚心。但是近年来，我们为什么也向他们学习了呢？比如美国外长希拉里。克林顿夫人，我们在报纸上和其他媒体上也只称呼她为”希拉里“，而不称她为”克林顿夫人“。是为了回避她丈夫的姓吗？假如我们的主席或总理，或其他高官的千金有朝一日当了外长（可能性大得很哪），是不是也只呼其名而不提其姓，只称之为”宝宝外长“，”贝贝外长“呢？真不明白，当初称英国首相倒是谓之”撒切尔夫人“，而没有叫其为”玛格丽特“，为什么而今唯独对美国的外长格外青睐？

对于某些饮料的翻译，译者匠心独具，”音，意“具佳，妙不可言，令人拍案叫绝！典型的例子是”可口可乐“，还有后来的“百事可乐”。它们既合乎英语的发音，中文的内容又好，难怪当初要给翻译者授奖了。

有些汽车名称的翻译也是极妙的。如德国产的“奔驰”，法国产的“标致”，“雪铁龙”。既近乎原文的发音，中文又颇有诗意。德国产的ＢＭＷ（巴伐利亚摩托公司的简称）车，译为“宝马”，亦不失为佳作，因为“ＢＭＷ”在德国确实是名牌车之一，汽车而又名牌，难道不是“宝马”一匹吗？

糟糕的是，有些人名，车名的翻译，透出一股“霸气”。因为翻译既不准，却又通过翻译者的权力，地位而能通行无阻，造成一经问世，不可逆转的局面。比如德国总理Ｍｅｒｋｅｌ，准确的发音是“迈克尔”或“梅克尔”，怎么也不会是“默克尔”。还有同样是德国名牌汽车Ｐｏｒｓｃｈｅ　的译法。Ｐｏｒｓｃｈｅ　（１８７５－１９５１）是该汽车的设计者，所以车以他的名字命名。它的发音是　Ｐｏｒ－Ｓｃｈｅ，其中Ｓｃｈ　三个字母只发一个音，即“诗”。所以，比较妥当的译法是“宝舍”，而不是显得很可笑的“保时捷”。这里，译者的傲慢，无知和西方人没有差别。

对于西语工作者来说，翻译中，尤其是在口译中，最麻烦的要数和日本有关的人名，地名和组织名称了。如果不是死记硬背，简直没有办法。其他国家的人名，地名，要是不知道，在口译时还能凑合过去，因为译名和原文的发音相差不远，唯独日本的人名，地名，原文发音和中文相差十万八千里！比如广岛，日语发音为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长崎，日文发音为　Ｎａｇａｓａｋｉ，人名也一样，比如田中，日文为Ｔａｎａｋａ。问题在于，如果中方和非日方的外国方面谈话，而又提到日本问题，讲到日本人名（比如庄则栋时代的大关行江），翻译要是没有准备，那就要命了。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因为日文里面有一半是汉字，所以有的概念日本人一字不改地生搬到中文里，让人看不懂。比如“大藏省”（好像是财政部），“厚生省”（好像是教育部）。有的组织如“ＸＸＸ株式会社”，在中文里“株式”根本不成一个概念。还有一些西方概念，如“社会主义”，最早传入中国的来源是日本，到底是什么意思，颇费思量。好像和“社会福利”有关，可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福利主义”是大受批判的。

有一些翻译，似乎有意无意地牵涉到一些政治色彩。比如天主教的最高领导人在１９４９年前都称为“教皇”，之后在台湾地区成了“教宗”。西欧地区的民间节日“狂欢节”，原本的译名比较通俗易懂，后来台湾地区把它称之为“嘉年华”，这种译法，虽然发音有所接近，但是毫无内容可言，又有谁能看得懂呢？

到了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现代生活飞速发展，新名词，新词汇不断涌现，翻译名词也就层出不穷，诸如原来的‘追星族“改称”粉丝“了，原来的”帅“，”可爱“改成”酷“了，不管”酷“字在中文里看起来有多么可怕。用翻译的”信，达，雅“标准来衡量，这些翻译，”信“是信了，但是”达“就差一点，更不用说”雅“了。是由于生活节奏太快，没有了时间思考，不能琢磨细想，所以就那么急匆匆拿来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