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占领北平后，北平人民的抗日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大约从1940年开始，出现了一个叫“抗日杀奸团”的地下组织，他们撒宣传抗日的传单，刺杀汉奸和日本军官，把日寇和汉奸搞得心神不宁。

1940年7月7日，日伪在中山公园举办所谓“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会场里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台上是日伪头目大呼小叫地喊什么“圣战”，可是除了一些铁杆汉奸外，没有什么人听他们的胡言乱语，更惹人注目的，倒是几位模样俊俏、衣装华丽、打扮入时的少女。她们似乎在找什么人，又像是无意地穿行，只有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她们会时不时地往与会者的手中塞几张纸片。原来，那是宣传抗日的传单。拿到传单的人不管是抗日的也好，亲日的也罢，看过传单之后，虽然表情和感受不同，却都不去报告。结果，台上大讲“亲日”，“圣战”，台下却在宣传抗日。为什么这些少女的行动无人制止呢？抗日的民众自不必说，那些汉奸和亲日派也不敢制止，是因为那几位少女的模样、打扮和气质，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她们不是达官显贵家里招惹不得的大小姐，就是大宅门中说一不二的千金，汉奸狗腿子们可不想惹麻烦。

几位妙龄少女把宣扬“圣战”的会场搅乱了还不算，更惊人的事情还发生在散会之后。当时，日伪当局的第一号笔杆子，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在会上大放厥词后，得意洋洋地回家了。他乘着洋车走到一个胡同口时，突然出来了一队大户人家长长的送殡队伍，前面打幡的、摔盆的，已经出了胡同，后面哭的、嚎的、唱的还在胡同的那头呢，把路阻住了大半边。当时街面上除了吹打和哭丧的声音外，什么也听不见。吴菊痴的洋车只好停下来，等送葬队伍走完了，车夫才拉起车继续赶路，直到拉出了好远，车夫才觉得有些不对劲。这吴菊痴在车上东摇西晃的，像是个大面口袋，根本坐不住。车夫觉得奇怪，就停下车，上前察看。不看则已，一看却吓了一大跳。原来吴菊痴已经死在了车上，头上还有两个小小的洞，往外渗着血和脑浆，一看就知道是枪打的。车夫顿时傻了眼，这是谁打的？什么时候打的？一概不知，连报案都没法报。直到一年多以后才知道，这是“抗日杀奸团”干的。当时杀手看到送葬的队伍拦住了吴菊痴的车，正是个大好机会，就骑着自行车追到他跟前，用小手枪连开两枪，吴菊痴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命归黄泉了。因为出殡队伍的哭丧声压过了枪声，车夫和周围的人竟什么都没有察觉。

当时日伪曾投入了许多力量想侦破“抗日杀奸团”，可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全无结果。抗日杀奸团总是能先于他们一步行动，让日寇和汉奸疲于奔命，老是被动挨打。最后，他们从其它特务组织那里调来了一批人，采用完全不同的组织系统，避开了抗日杀奸团的耳目，才捉到了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

“抗日杀奸团”的谜揭开了，可是揭开了“谜底”，日伪统治者却慌了。原来，抗日杀奸团的骨干成员，大都是北平的名牌学校如燕京，北大和育英中学，贝满女中的学生。他们大都只有十七、八岁。其中既有男性成员，也有女性成员。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成员不是出身于富豪之门，就是出身在权贵之家，就连伪满州国的“总理”郑孝胥的孙子、孙女都是“抗日杀奸团”的重要成员，怪不得他们的情报特别灵，任何警备森严的地方都进得去呢。

这天，同仁堂来了几个汉奸，他们也不说来干什么，只是板着脸，说是要见乐达义(当时的同人堂掌门人)。乐达义为了摸清他们的底细，又是上茶，又是塞钱，又是送礼。这些家伙觉得捞够了，才瞪起眼睛说：“你们家的乐倩文是反日分子，她参加‘抗日杀奸团’，已经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了！”

乐倩文是乐达德的女儿，乐锴的姐姐，因为乐锴早夭，就由乐倩文承继乐锴的继承权。同仁堂第四房应分的遗产中，就有乐倩文的一份，此外，达仁堂在各地的药铺，也由乐倩文代乐锴分得一份。乐倩文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乐家得知这个消息，又吃惊又佩服。吃惊的是，想不到一位大宅门里的小姐，竟有这样的侠肝义胆，而且是震惊北平的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佩服的是，那时虽然乐家大多数人都对日寇不满，可都是憋在心里，顶多在没人的地方和亲朋好友骂几句，可这位乐家四房的大小姐，却敢于起来真刀真枪地和日本人干！

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大都是公子小姐，怎么会不顾生死参加抗日锄奸斗争呢？汉奸特务们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他们虽是富家子女，也同样有一颗炽烈的爱国心。而且正因为他们受教育的条件好，接触爱国进步思想也比较容易，因此抗日也坚决。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被捕后都关押在北平沙滩老北大校址的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此后，他们被判处从一年到无期徒刑的不等刑期。因为家里花巨资营救，乐倩文被释放回家“由家长严加管束”。有人曾经问乐达义：“您花了多少钱，才把乐倩文从日本宪兵队赎出来？”乐达义说：“反正不少。不过，花多少钱也值”  。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乐倩文在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总算侥幸度过，得以安享晚年，她的两个女儿也在改革开放后先后来到了美国，后来妞妞姐又海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