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年十月，我应内布拉斯加大学经济管理系和计算机系的邀请从北京来这里做一年的访问学者。下午在经济管理系做了一个人工神经元网络应用的学术报告，所以才穿得这么正式。刚到这里几星期，住的也不远，所以还没有买车。没想到这西装必须和车子，公文包配套起来才能显示出风度。现在挎着包，夹着图，松着领带，头上冒气，脚下泥泞也就和难民差不多了。

我有点后悔一个钟头前推掉的那个晚饭。做完报告回到办公室，经济管理系的大秘书打来电话说系主任想请我吃晚饭，问我是否方便？我没有思想准备，又惦记着晚上的电影，在那边支吾了半天，最后大秘书说，你要不方便那就以后再说吧。后来计算机系的舒肯教授来和我讨论，知道这事后，笑着说：“He is a very rich man.  You missed a free dinner!”

现在我又累又饿又渴又热，只想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喝口汤。好在街角一家小咖啡馆正飘着香气迎客。我进去点了一碗蛤蜊浓汤和一份三明治，端着托盘转身，看到十几个人分散在五六张桌子上，没有一张是空的。门外倒有两张空桌，上面薄薄铺着消融的雪粒。我回头看侍应生，他用下巴指向只有一个老太的桌子。我两手端着盘子，胳肢窝还夹着图纸艰难地走过去，道声欠就坐下来。老太太哼一声，绷着脸别过头。我放下书包和图纸，舒一口气，开始吃这浓汤。蛤蜊的鲜甜配合土豆的粉润和奶酪浓腻入口十分享受，我不小心弄出点声音。老太太将手中叉子一拍，手指向外面，怒道：“You， go out to eat!”

我诧异道：“What did you say? ”

老太太气呼呼地端起盘子挪到只有两人的隔壁桌去。原来有点热闹的咖啡馆都静了下来。我头脑里轰轰地响，食不甘味地将浓汤喝完，将三明治包起来放在书包里。系紧了领带，整理一下西装和头发，将书包的带子挽短了拎在手上，另一边手拿起图纸卷，起身走过隔壁桌停一下。侍应生张着嘴停在吧台后。原来坐在那桌的两夫妇都屏住呼吸，男的回头望着我。老太太眼睛仇视地瞪着我，瘦削充满风霜竖纹的面上一脸坚毅，握着刀叉的手青筋凸起，花白的头发在微微地颤抖。我盯着她眼睛看会儿，轻轻叹了口气，一言不发地走了。

第二天我和舒肯教授讨论时提起这事。舒肯教授说：林肯这地方保守可能有白人种族主义者。不过，前一段政府安置一些越南来的难民，引起了越战荣军家属的抗议。他不知道是哪种情况。

这件事毕竟深深地触痛了我。我事后问自己：什么是最解气的应对？

也许我要在她说出那句话时，模仿电影《Taxi Driver》的经典台词斜着眼睛对她说：“You talkin’ to me?”

还是等我吃过饭后，很潇洒地走到她面前，掏出我科学院副教授的名片和在这里新交的心理学教授的名片，优雅地对她说：“You need to see a doctor. Professor Belli is my friend. He can straight you up. ”

我不知道她是哪一种情况。但是我想起她仇视的眼神和悲愤的皱纹，我觉得最好的，恐怕还是不作声走掉。出气是仇恨最好的朋友，我不想和仇恨没完没了。不过我再也没去那家咖啡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