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人生就像一首歌。 它有序曲，主题，高潮和结尾。随着“我”那猫儿叫般的纤细的啼哭声，“我”开启了生命的旅程。一出世，“我” 便与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事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像万维网那样，四通八达，永无止境。

我的童年是幸福美好的。它充满著爱。在童年嬉戏玩耍中， 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自己快乐的童年。三岁那年，母亲去省城的医学院进修。父亲把我和大哥送进了县人民委员会的全托 的家属幼儿园。那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到处闹饥荒。 每到星期天，父亲便把我和哥哥接到县人民委员会， 带我和哥哥到县人民委员会的食堂为我们改善生活。记得父亲当时给了哥哥和我一人一个馒头，我不由分说，拿起就吃。而哥哥却噘着嘴，在那里一动不动。父亲问哥哥为什么不吃，你猜他怎么说来着？他说他的粮食标准比我高。父亲说，吃吧， 傻孩子，你们吃的都是爹的。

六岁那年，我的家从县人民委员会大院搬迁到颖川县人民医院的家属院， 人称“十三帮会馆”。 颖川县人民医院的家属院位于颖川县北关的一座品字型清代古建筑群里。这座建筑群是由“十三帮会馆， 山西会馆和 淮帮会馆”所 组成。”

颖川位于中原腹地，自春秋战国起便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它东引许(昌)淮(河)， 西连嵩岳， 南瞰襄(阳)汝(阳)， 北据新(郑)密(县)，三峰山出其右， 颖河水贯其中。颖川县的中药种植，采集和加工历史悠久， 地道中药材白附子， 天南星，白芷质地优良，遐迩闻名。 相传“药王爷” 孙思邈生前长期在此行医，死后又埋葬与此。颖川县城里有个“药王祠，”其周围街道方圆数百米有许多药行，药铺，货栈， 人称“药行街。” 自明代起， 由于全国中药商来颖川集结， 这里便成了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中药商结帮在颖川建栈驿。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 每年三月初三，这里便举办全国性的中药交易集会。每逢会期， “内而全国22省， 外越西洋， 南洋， 东及高丽， 北际库伦， 皆舟车节转而至。”往来车脚， 驮帮延伸数里， 货堆如山， 登至垛顶，可眺望四周山川河流。从事药材经营的辅助行业， 如打包， 捡药，荆编， 吹瓶， 糊盒以及搬运脚行也应运而生，形成庞大的交易市场。“十三帮会馆， 山西会馆和 淮帮会馆”是这个庞大交易市场的其中一个缩影。“行帮”是以药材品类和区域经营所形成的行帮组织。它包括药棚帮，甘草帮，党参帮， 茯苓帮，怀庆帮， 汉帮，四川帮， 江西帮， 老河口帮，宁波帮，陕西帮， 祁州帮等等。

我的家是由“十三帮会馆”旧址中的一座戏楼改建的。戏楼位于“十三帮会馆”的中央。戏楼的正前方有两座大殿。大殿坐北朝南，殿前有一个由青石铺砌，百米见方的平台。平台的四周由青石碑围起， 上面刻有山水鸟兽各种图案。平时大殿里没有人住。一到夏天， 这里便成了县人民医院的家属们乘凉的地方。我家戏楼的底层有一个戏洞。戏洞直通戏楼的顶层。戏楼顶层有三间套房， 呈东西方向分布。戏楼楼门朝东开， 两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两块长方形的石碑， 上面刻着：“扬风抑雅细想想，逼真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兴，可以观。”这二十一个字， “我”至今未能悟出其中的确切涵义。戏楼的西南侧， 有一个六角形的石门， 穿过石门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座假山， 假山脚下有一个小水塘， 四周长满了月季和兰花。这些花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美丽的。我几乎每天都来这里玩耍。 每当我经过这里， 便会凝视这些花儿。记忆中， 它们始终是那么含情脉脉，即端庄，又矜持， 在微风里散发着阵阵清香。童年的“我”视这些花儿为“我”的好友。久久地望着它们花枝招展的姿态和围绕着它们的那些五彩缤纷的彩蝶，“我”觉得它们是“我”前世的朋友。看着它们，“我”能感觉到它们也在羞涩地望着“我”。我幼小的心灵和它们有着某种默契。

童年的记忆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 没有严格的时空概念。它留给我许多似是而非的感觉。然而，童年的记忆 是难忘的。“我”记得自己曾经是颖川县人民医院的家属院的“孩子王”。与小玩伴们捉迷藏，打阵仗的情景还经常回到我的梦中来。我不知道， 童年的小夥伴们现在何处。唉， 回忆童年的往事还真像做梦。童年的故事象梦一样，挨着个地从我的记忆里闪过，留下色彩斑斓的幻觉和错觉。它们似乎都在央求着：“选我，选我吧！”

在颖川县人民医院的家属院， 我渡过了我的第一个“十年”。我上了颖川县西大街小学。小学设在县城西关的一座城隍庙内。文革时它改名为颖川县西大街红光小学，颖川县抗大小学。我在这所小学读了六年书，渡过了文革初期那动荡不安的岁月。

童年的我常和“十三帮大院”里的小朋友们猜谜语。我曾经给一个叫 “小卉”的小姑娘出了一个谜语：“胖子拉车”， 打一“地名”。这个谜语的谜底是“南斯拉夫。”可怜的小卉从此便把“铁托”这位当时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与拉车的胖车夫无形地联系起来。 “铁托”一定是个大胖子， 要不然， 他的国家为什么叫‘难死拉夫’呢”？信不信由你，直到后来有了电视机， 那个叫小卉的姑娘在电视上看到毛泽东会见铁托总统时， 还喃喃自语地说： “原来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是个瘦老头， 不是个胖子！”

在我的记忆里，文革初期的人们很疯狂可笑。我也不例外。我给自己起了个非常革命的名字， 叫“毛造反。” 并幼稚的以为自己从此以后便是毛泽东的传人， 跟着他去造封资修的反。文革初期的颖川县城象全国其他地方那样，躁动不安。大字报，标语贴得铺天盖地，满街满巷。那五颜六色的旗帜，万头簇动游行人群，使人眼花撩乱。我最喜欢的小学语文老师也姓毛，可这个“毛“姓却未能给她带来什么好运。曾经是国民党颖川县县长的二姨太的她， 一夜之间， 成了历史反革命份子。红卫兵们把她满头的乌发剪成了“阴阳头”，还把一串鞋子挂在她的脖子上，让她在酷暑的烈日下，身穿象征地主资产阶级的羊皮袄站在批斗会的台上折磨羞辱她。狂热的红卫兵们把墨水洒在她的头上。顿时，往日里我那位秀丽慧中的毛老师的脸变得一团漆黑，只剩下两只困惑不解和绝望无助的泪眼。我不由地一阵心酸，背过脸去，不忍心在看到那残酷无情的景象。这一幕成了我内心深处永久的记忆和伤痛。每当夜深人静，一想起我的这位毛老师，我的眼前便会浮现出她那双眼睛。

童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