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纵贯中原大地的京广线上，有一个不显眼但相当重要的火车站，它叫“人和车站。”人和车站往东二十里，便是淮河的一条分支，沙河。在沙河岸边， 有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 叫“老王坡。”老王坡十年九涝，种“一葫芦收两瓢。” 那里的人们生活的很苦。

父亲出生在“老王坡”村东头的一间茅草屋里。屋外有一棵百年老槐树。这间草屋的主人就是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是个种菜的。他为人忠厚老实。他从村里的一位张姓财主那里租了两亩菜园地，终日靠种菜卖菜度日谋生。

爷爷有四个兄弟， 他排行老二。“我”奶奶，在父亲两岁时死于难产。爷爷续弦再娶， 与邻村荆庄的一位老处女荆氏结了婚。这位荆氏老处女闺中排行老三，人称荆三妮。经媒人撮合，二十八岁时仍待嫁闺中的她给爷爷作了填房。爷爷和荆三妮婚后育有一男一女。爷爷死于“肝炎，”享年七十二岁。在“老王坡”村东头的那棵百年老槐树下，在爷爷的墓前，儿孙们为他立了块墓碑， 碑文是这样的：“喜公，男，河南人氏，生于一八八九年，仙逝于一九六二年。”

“我”父亲是家族儿女当中唯一读过书的。因家境贫寒，“我”的姑姑自幼辍学。作为长子，父亲深感自己不仅肩负着为整个家族传宗接代义务，而且还是家族光宗耀祖的希望所在。父亲没有让家人失望。从私塾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他都是村里，乡里，乃至县里数得着的好学生。十六岁那年，他考取了洛河师范。他的国语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从他那里，父亲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父亲在洛河师范的学生生活很艰苦。 每星期一，一大早起来， 他便带上一周的干粮，走上几十里的路，再乘船渡过沙河到洛河，傍晚时分到达沙河南岸的师范学校。夏天，由于天气潮湿，干粮上张满了白茸茸的霉菌。他用手刮去干粮上的菌苔，打来一壶开水，把发霉的干粮用水泡一下，再往里面撒上些盐， 便是他的三餐。冬天，带去的干粮被冻得硬梆梆的，连热水都泡不开。苦日子使他向往新社会，向往新生活。他对共产党推翻旧社会，建设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中国的理念非常拥护。在国语老师的介绍和推荐下，师范学校还没有毕业， 他便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沿着京广线，由南向北，步行数十里，从洛河来到了许昌，参加了中原野战军，李先念的队伍。那一年，他刚满十九岁。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后期逐鹿中原的几次战役。在渡江战役之前，他已成为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的一位班长。他所在的部队休整后参加了渡江作战，而他本人却没能参加渡江战役。组织上考虑到他是独子，把他留在了中南分局，并派他到巩县的中原野战军总部受训。半年后，他被派往颖川，参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反匪反霸，土地改革。

那一年，父亲刚满二十岁，他骑著一头毛驴从许昌来到了颖川县城。他身高一米七四，身着石榴皮重新染过的浅黄色的军服，腰间束着一条军用皮带，插着一只二十响大肚盒子炮。 他人看上去很瘦。削瘦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对父亲而言，这是终难忘的一天。从此，他的命运便与这座古城的连在了一起。

作为农民的后代，“我”的父亲和他的父辈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胸襟坦荡，为人正直。他性情豁达，待人宽厚。然而，象我爷爷喜公那样，他的脾气属于“麦秸火”的那一型， 一点就着。 在“我”出生前，发生过许多现在看来很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 这些小事却孕育着与后来一些事情相关联的东西。假如当年小端姑没有因为照看妹妹梅兰而放弃随军南下武汉，她也就不会留在颖川县城。她也就不会认识我的父亲，同样，假如当年父亲参加了渡江战役，随军南下的话，也就不会去颖川县城工作而和我的母亲邂遇，而他们的命运则肯定与现在不同，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必然会是另外一种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