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社会、专制社会都是自我封闭的社会，暴政与谎言是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阿伦特以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作为样本，她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对中国还有点担心，担心毛泽东的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德国或苏联的复制品，她担心的时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过，她的这种担心最终还是成了现实。这个现实并不比德国或苏联所做的恶行差到哪里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把中国与世界隔离，把上层与下层隔离，把他自己与外部隔离，实行的是专制主义，奉行的却是民粹主义，实现了专制与民粹的完美结合。这种体制的最大的特点是，由于党政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所以不能对这种体制进行任何批评。其背后的强制逻辑更是登峰造极，反对毛泽东就是反对党就是反对政府就是与人民为敌，反过来也是一样，反对人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党就是反对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任何质疑就是对政府、对党、对毛泽东的质疑，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为此牺牲生命的人数众多，著名的有张志新、林昭、遇罗克。

　　民主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内容之一就是向批评开放。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资本主义才会得到了改良和完善。与此同时，西方其它派别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至今不绝于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群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知识分子一直对西方的价值观、制度、政策等进行批判，这些批评有的无中生有，有的被无限夸大，有的批评甚至会带来社会的混乱，有的就是偏见和道听途说，但就是一个宪法的言论自由，使得所有面向价值、制度、政策、政府、政党的批评都畅通无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批评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正是因为西方五花八门的马克思们对西方进行彻底而无情地批判才使西方茁壮成长，一个弊端百出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健康的社会，使西方充满自信。

　　向批评开放，是人的尊严的展示。凡是向人类尊严开战的制度都是坏制度，凡是尊重人的尊严的制度都是好制度。人的尊严不仅仅在于吃喝玩乐、吃好喝好，更在于每一个人在权力面前的态度，或者是权力在人民面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在权力面前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批评理直气壮，那不但是言论自由的权利问题，更是一个人尊严的展示，试想一个亿万富翁如果对权力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那只能说是一个富猪，而不是一个富人，猪的快乐总是建立在人们餐桌的基础上的。如果权力者使尽混身解数去讨好人民，知道权力的来源和归宿都是来自于人民，知道权力者的合法性基础都来自那一张小小的选票，这张选票不是通过举手一致获得，而是有一部分成秘密地投了反对票或赞成票，知道权力的兴衰成败不取决于上级权力而是取于选民，那他就不得不听民众的批评。向批评开放，是权力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知道，权力者也是人，求助于善良的本性、良好的意愿以为权力者向批评开放只是胸怀的展示，而不是责任和义务，不是对政治太天真就是被权力者所蒙蔽。道理极为简单，简单到常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批评，没有人愿意被别人批评。有哪一个权力者不爱吹牛?毛泽东的一错再错到了“文化大革命”还是“就是好”不离口，朝鲜人把共产主义糟蹋得就剩米饭泡牛肉汤了金家父子不是还说他们的思想能走向世界吗?

　　向批评开放是成本最低、收益最低的开放。不管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都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和选择。如果从事政治成本高收益低，那么从政的人就会减少，马克思的巴黎公社之后，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都难再有复制，就是从政的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即使是政治家也难以在巴黎公社施展才华，一个不走程序的随时撤换就让那些政治家望而却步，巴黎公社一览无余的公开性原则也没能施展拳脚。只有在尊重民主程序之后再向批评开放，批评才会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才会有低成本高收益。尽管有时某个民选的权力者因为批评下台或狼狈不堪，但这是民主的代价。与其它社会相比，民主代价低、成本低、社会收益高、社会和谐。向批评开放，权力者上台和下台成本都很低，上台是和平的上台，不是流血和暴力冲突的上台，下台不会被流放、不会被枪毙、不会被审判，下台可以过着和普通公民一样休闲的生活，比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可以放放风筝，美国前总统卡特可以当个木工，克林顿可以建个图书馆。还可以发挥政治的余热，卡特下台之后致力和平获得了和平奖，克林顿到朝鲜把本国的记者领回美国。而不向批评开放的成本却是流血、暴力、死亡、审判，如希特勒、斯大林、齐奥赛斯库等。总之，不向批评开放的权力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向批评不断开放的三十年。这三十年的批评，有的时候是进一步退两步，有的时候是进一步退一步，有的时候就是退步。但批评并没有停止，没有停止的批评就是进步，因为因批评而产生的观念传播出去了，观念的进步是最大的进步。比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开始产生的时候就受到各个阶层人士的批评，这种批评受到权力强有力支持下的反批评，可就是在互相批评中，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开放思想取代了封闭思想，民主思想取代了专制思想，多元文化取代了一元文化，社会和谐理念取代了社会冲突理念，法治思想取代了人治思想，就是人权和尊严也登堂入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概念虽然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有一些人还挥舞着这一旗帜，但三十年之后人们终于看清了其臀部印有封建的印章。历史就愿意和人们开个玩笑，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就是想把中国封建化，追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不断减少过程也就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过程。

　　在向批评开放的过程中，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通过上访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一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难以传播的事件，一些腐败的官员，一些群体性事件，一些破坏基本程序的作法都通过网络的批评得到比较好地解决。比如杨佳案、周久耕案、邓玉骄案、开胸验肺案、钓鱼执法案、矿长助理案以及最近发生的“我爸是李刚”案等。如果没有向批评开放，社会的批评没有得到释放，社会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事件就会呈烽火燎原之势，社会会迅速休克，政治会迅速溃败。

　　阻碍向批评开放的是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网络相反，那些传统的媒体，因其固有的封闭性，不但没有扮演向批评开放的媒介和桥梁，反而成了向批评开放的阻力、障碍甚至绊脚石。传统不时举起反批评的武器，转移人们批评的视线，混淆视听。为了避免人们的批评，传统媒体充当了娱乐的角色，甚至不惜通过鼓吹“三俗”来代替批评。翻开传统媒体，人们会经常莫名其妙地看到，某些影视名星的奢华消费竟然成了传统媒体的头条，全然忘记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质量。支持传统媒体的基本力量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分子、贪污受贿分子、权贵资本分子，GDP分子，意识形态分子，他们是向批评开放的主要障碍。

　　向批评开放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当今世界，凡是文明的国家，都向批评开放，凡是不文明的国家，都向批评开战。文明与批评同步，与社会发展同步。没有批评的社会僵化的社会，是描绘进步的社会。通过经济发展挤占批评的空间，把批评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甚至通过经济发展与批评做政治交易，有悖于公平正义，有悖于文明发展的世界潮流。

　　向批评开放则两利，一利于公民二利于权力者。不开放则两伤，对于公民来说，不向批评开放，就是向自己做人的尊严开战;对于权力者来说，不向批评开放，就等于向自己开战，换成“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就是自绝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