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事论事，这两样东西的起源，应该不是“防控”， 而是人口和粮食的“调控”：全国各个地方到底有多少人，以及城镇人民用粮的调配（农村人口产什么吃什么），所以1957年之前户口很容易从一处迁往另一处， 办个手续即可，而那时城镇人口中的缺粮户并不是很多。

三面红旗迎风飘了一阵，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样， 九千万人齐上阵靠土高炉炼钢，搞得事情不好收场，农村居然形势大好地缺了粮，城镇也就好不到那儿去了，于是紧缩城市粮食供应，控制农村人口进城，下一步全国保住北京上海这两片脸蛋儿， 各省市自治区紧跟着先保省会大城市，除了严密控制农村户口迁到城市外， 还加大了从小城镇到大中城市的户口迁移难度， 再一步就是把户口从全国各地迁入北京上海的门坎儿筑得高高的。这么一来， 各地城乡，自说自话想动一动摊儿， 搞得比唐朝进四川还难。

突然间，一个可能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了，户口限制了人的流动， 一下子你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待一处不能乱动；粮票掐住了人的胃口，为一碗饭，只好谨谨慎慎地管住自己的嘴不乱说，“乱说乱动”就自然而然地被从根源上卡住了。

看到这种结果， 估计海峡对岸的国民政府肠子都悔青了，1921年7月， 那十二三人跑上海开会，只有几个人有上海户口，而外地跑去的肯定一个都没带介绍信报临时户口；而那一阵他们在上海以及后来去嘉兴雇船开一两天会， 绝对没有付船主粮票， 更不消说嘉兴归浙江管， 就算有上海粮票也不好使啊。

好在那时没有这两项麻烦，否则“我”党的革命事业就搞得难度极大极大了，毛主席身背纸伞从湖南的长沙去江西的安源煤矿，既没湖南粮票也无江西粮票。更要紧的是，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也实施了粮票制度，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岂不是还得带几百万斤全国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