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代表。会议讨论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等问题

1957 年3 月6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90% 以上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同时要求知识分子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会议期间，毛主席在接见了巴金（右一）和周信芳（右二）等人

    毛泽东讲话说：“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文/罗平汉

　　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一次以知识分子为讨论主题的大型会议。

　　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

　　以此为开端，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作了一系列的调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政治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阳光灿烂、春风和煦的1956年给老一代知识分子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正因为如此，这次会议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只相当于战前的五分之一

　　1955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之年。搞建设与搞革命不同，它离不开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的配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能否发挥，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能否加快。

　　而当时，知识分子的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大约有知识分子200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大体是讲师、助理研究员、工程师以上头衔的人员）约6.5万人。

　　由于中国革命长期在农村进行，而广大知识分子基本生活于城市，大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仍是不熟悉的。

　　1949年暑假，北京市组织了中小学教职员暑期学习会。从《北京市中小学教职员暑期学习会总结》可以看出，相当多的人认为：地主养活了农民；工人、农民生活苦是因为能力差，没学问；革命的领导人是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知识分子领导革命；甚至有人认为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割据地盘”。

　　因此，各大中城市解放后，就立即启动了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如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由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引发出的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

　　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出现了政治干预学术的倾向，如1955年开展的对植物学家胡先的批判、对化学的“共振论”和“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的批判等。

　　经过历次运动后，知识分子深受冲击，普遍处于不受重视甚至受歧视的地位。如，中央美术学院曾把著名画家李苦禅安排在工会，让他每天给学校买戏票、电影票；著名作家沈从文建国后被安置在历史博物馆，让他为陈列馆的展品写标签。

　　在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上，虽然解放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生活还是稳定的，但如果同抗日战争以前相比，高级知识分子的货币工资就低了许多。

　　1955年10月，高等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通知》，废除原来实行的工资分制，改为货币工资。其工资标准为：教授、副教授140.3元～217.8元；讲师100.1元～117.7元；助教45.1元～60.0元。

　　以物价水平而言，抗战以前的1元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2.5元。战前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为600元，折合人民币1500元，而1955年，北京的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是252.6元，仅相当于战前的16.8%。副教授的最高工资，战前为360元，折合人民币900元，当时是197元，只相当于战前的21.9%。研究人员的工资大致相同。

　　大体上，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1955年只等于战前的五分之一左右。

　　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也很突出。如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十几人住在一个大杂院内，孩子就有40多个，整日嘈杂不堪。全国美术家协会居然连一个公共画室都没有，只有画家吴作人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工作室，一旦有国际友人来访问，有关部门不敢把外宾往其他画家家里带，只好都带到吴作人家里去，吴作人的画室也就成了全国美协的接待室。

　　“向大知识分子学习是有好处的”

　　在党的领导人中，与知识分子接触最多，也最为了解知识分子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当数周恩来。

　　周恩来比其他领导人更为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与他建国后多次走出国门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基本上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只有同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是个例外。他除了到过这些国家外，还访问过亚洲一些民族主义国家，1954年因参加日内瓦会议到过欧洲。

　　同时，从1952年下半年起，周恩来具体负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不但编制计划本身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而且随着一五计划的全面实施，人才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

　　这一切，使得周恩来深感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紧迫性。

　　1955年下半年，受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委托，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以及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作了一次广泛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民主党派工作处的有关人员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类研究，并将之分为六大类：一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简称为“六不”。

　　民主党派工作处将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报告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视察回来的毛泽东汇报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非解决不可了，应在即将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且表示，应先在党内开展讨论。

　　不久，中央做出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为此，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领导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和钱俊瑞。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11月24日，周恩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上，专门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一次讲话。他表示，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提到必须处理的日程上来了。“对于大知识分子，尊重他，重视他，尤其是向他们学习，这是有好处的。”

　　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全国各地均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如五人小组或七人小组），开展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调查。

　　中共河北省委在一份题为《关于几年来知识分子问题的初步检查》的文件中说：“我们党内在某种程度上颇为普遍地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历史复杂，思想落后’。因而对他们看缺点多，看优点少，采取了疏远、歧视甚至鄙视怀疑的态度，形成了知识分子与我们的某些隔膜，使他们感觉到对他们信任不够。”

　　中共上海市委在《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报告》中也说：“有一些基层党组织在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态度上，离开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甚至以‘利用限制改造’的错误态度对待知识分子。”

　　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规定》专门对高级知识分子作了界定：“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如：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教师、研究机构中助理研究员以上研究人员。

　　很快，全国的统计数字出来了：全国共有高级知识分子约104000人，其中属于中央各机关及其直属企业、直属单位的有57000人，属于各省市的有40500人。此外尚有失业高级知识分子约6500人。

　　根据各地报来的材料，领导小组办公室写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11个专题报告，如：《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意见》《关于高等学校未开课教师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城市失业高级知识分子情况调查和处理方案》等。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与会者共1279人，57位在京的中央委员会和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主题报告。报告是由周恩来拟定提纲，胡乔木负责起草的。

　　周恩来在报告中断言，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报告提出了三项措施：第一，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第二，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第三，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1月20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讲话。他说：“我们吹牛皮吹不起来，工业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重要的工业装备和精密机器都不能制造。地大、人多，但是自制的汽车、坦克、飞机有多少，一辆汽车，一架飞机，未免太少吧？有什么值得翘尾巴的！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6年之春

　　会议之后，若干相关政策相继出台。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4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的通知》。

　　见效最快的，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清华大学决定给教授、副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或副主任的讲师以及学校的主要行政干部共137人发优待证，凭证可以优先在食堂买饭、在合作社买副食品、理发、在校内看电影和演出，子女可以优先送入保育所。学校的合作社对上述人员还实行预购副食、定时送货和电话预约。校医院安排专门的保健大夫，专门负责教授的保健工作。学校专门在教授住宅区腾空了一所房子，供教授们备课使用，还新设了一个可容纳200人的“教师专用阅览室”，室内有各种技术科学书籍和俄、英、德、法、日文的百科全书。

　　这年7月，高教部发出《关于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工资评定和调整的通知》。教授的工资分为四级，分别为207元、241.5元、287元、345元，平均每五年可升一级；副教授也是四级，分别为149.5元、177元、207元、241.5元，平均每三年可升一级；讲师的工资分别为89.5元、106元、126.5元、149.5元，平均每两年可升一级。

　　工资改革后，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据对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六所院校的统计，教授、副教授的平均工资原为169.74元，调整后为228.79元，平均增长了59.9元；讲师平均工资原为90.39元，调整后为116.26元，平均增加25.87元。

　　按照调整后的工资标准，一级教授的工资大体等同于中央国家机关部级干部的工资；副教授最低两级的工资也与国家机关的司、局级干部相当。研究人员的工资等级与高校教师大致相同。

　　这次会议后知识分子境遇的另一个变化，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种情况，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据当时的统计，全国共有知识分子384万人，其中有中共党员17万人，占总数的4.4%。在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党员7000余人，占总数的7%，而且其中大多数是来自解放区的党员或解放前的地下党员。

　　以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北京市为例，全市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有1200多人，至1955年底只有党员87人，其中解放后入党的仅29人。解放以来，北京大学共发展了5名教授入党，1950年以后只有1名。

　　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中共中央指出：“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按照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1962年要达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

　　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两年规划，计划1956年和1957年两年中，在全国384万知识分子中吸收21万人入党，占知识分子总数的5.6%，并在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10%的人入党，届时高级知识分子中约有党员17000人，占总数的17%。

　　这个计划自然没有完成。

　　1956年，全国一共有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具体的数字。但人们不难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当时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公开报道中，感受到知识分子受到执政党重视的春天的讯息。 ★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