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别把事说得那么好，那时真的愿意花钱订一份《新民晚报》的人家，并非那么多，否则阅报栏前就不会站那么多人看报了，工人新村里，每个“号头”的一楼有个信箱，整个“号头”人家的信件报刊杂志，邮递员统统往这个信箱里一塞了事，汇款挂号信除外，那是要签收的，没订晚报又想读的人，有时会等在信箱旁，邮递员一送到，先拿出来自己晚报，当然就不一定能看得那么仔细了，一旦订这份晚报的人来取，无论看了多少，只能将晚报交给主人，但厚道些的订报人，会稍稍谦让一下说“勿急勿急”，那么未定报者就会急急忙忙马马虎虎看一看晚报，交还主人。有不太自觉的人，干脆把晚报拿回自己家，看完再拿出来放到信箱里, 不拿出来的人好像还真没有。-转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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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夜饭吃饱。看好晚报，早点睏觉。”这首童谣在上海的街头巷尾流传了几十年，每天吃好夜饭，拿出新民晚报，角角落落仔仔细细读一遍，早已成为许多上海人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2022年是《新民晚报》复刊四十周年。四十年来，这份上海市民喜闻乐见的报纸，如同“穿梭飞行寻常百姓家的燕子，栖息于寻常百姓之家，报告春天来临的消息，衔泥筑巢，呢喃细语，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本文作者严建平，《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从事“夜光杯”编辑工作三十多年。他于1981年进入《新民晚报》，见证并亲历了赵超构、束纫秋等老报人带着“娃娃兵”们复刊这一份报纸的曲折历程。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1982年1月1日《新民晚报》复刊，沪上邮局门前排起长队，上海市民争相阅读《新民晚报》的前身是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的《新民报》，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独特风格。《新民晚报》老社长赵超构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一个纪念会上回忆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新民报》虽然是一张民间的报纸，但它的立场是爱国的，积极抗日的，要求民主的。因而得到了党的重视和支持，成为重庆《新华日报》的“友报”。它同党的关系是密切的，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后来他又在报社纪念建党70周年大会上，讲了一件从未披露过的事：那是在重庆《新民报》，有位青年记者张鸣正，多次要求去延安。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单独会见了赵超构。赵超构讲了新民报有位张鸣正想去延安。这时周恩来、潘梓年（新华日报社长）正好进来，毛主席批评了潘梓年。毛主席说，为什么把一些进步青年都往延安送？国统区也很重要，我们派人去还来不及。像新民报这样的阵地就很重要，我们党要多支持。1938年2月25日，《新民报》刊发的《延安通讯·毛泽东保证打胜战》我在整理报史时发现，有许多共产党员曾在新民报工作过，他们的身份虽然是隐蔽的，但对《新民报》“中间偏左”的进步倾向，是有一定影响的。这其中有：夏衍（曾任重庆《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主编，1927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阳翰笙（《新民报》副刊“新园地”主编，1925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聂绀弩（《新民报》成都版日报副刊“呼吸”主编，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陈翰伯（重庆《新民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计兆南（本名孙大光，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地质部部长）、李肇基（《新民报》成都版记者、克什米尔公主号牺牲的烈士）、谭文瑞（成都版记者，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其芬（重庆《新民报》“女声”周刊主编，曾在邓颖超身边工作，时任重庆地下工委妇委书记，渣滓洞“新民五烈士”之一）、蒋文杰（《新民报》南京版各地新闻编辑，上海解放后任《新民报》晚刊总编辑）、张西洛（1939年作为新民报记者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访问延安，后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等。部分曾在《新民报》工作过的老报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夏衍、阳翰笙、聂绀弩1946年，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在上海设立分社，并于当年5月1日出版上海《新民报》晚刊，那时候，它就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上海解放后，在党的关心和支持下，马上就发给登记证，一天都没停刊。1950年6月9日，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到上海新民报社讲话，他特别指出：晚报的读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后，业余时间看的，所以内容必须要轻松些，即使要讲大道理，也要用各种不同的、轻松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应赵超构之约，夏衍在陈毅市长支持下，在《新民报》晚刊开辟了个人专栏“灯下闲话”。1952年冬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结束，上海当时仅有的两张小型报《大报》《亦报》先后停刊，并入《新民报》晚刊。1952年4月27日，《新民报》晚刊改版时的样刊（上海市档案馆藏）1958年4月1日，《新民报》晚刊更名为 《新民晚报》。经过不断探索，报社积累了办好社会主义晚报的经验。报纸的发行量从新中国成立初的两三万份一路升到三十三万份，广大读者称赞《新民晚报》是“雅俗共赏的读物，春风满面的朋友”。1961年“五一节”，毛主席在上海锦江饭店对赵超构说，《新民晚报》“办得好，有特点，人家爱看”。这样一张得到党的信任、群众欢迎的报纸，在“文革”中竟被下令停刊，蒙受了不白之冤。1952年《新民报》填报的出版单位情况调查表（上海市档案馆藏）1976年10月，冰雪消融，全国人民盼来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日子。然而，百废待兴，乍暖还寒，许多事情还是举步维艰。《新民晚报》何时能获得平反昭雪，重见天日？老晚报人和广大读者急切期盼着，并为之奔走呼吁。苦苦等待中，老晚报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报社原编委、副刊组组长唐大郎。这位老报人与夏衍素有交谊，上海解放初期是夏衍叫他出来办《亦报》，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又是夏衍让他加盟《新民晚报》，如今提出《新民晚报》复刊问题，作为晚报老朋友老领导的夏衍，于公于私都不会坐视不顾。大家认为，转个弯，由唐大郎以私人名义给夏衍写封信，请他俟机向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反映大家的迫切愿望。晚报停刊时的几位年轻记者赵在谟、赵有余、钱章标、李为华，以晚报老职工的名义写了一封申诉信，请唐大郎通过夏衍转送上去。唐大郎写给夏衍的第一封信，原是试探口气。其时夏衍已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他将信送给当时由中央组织部长转任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耀邦同志圈阅了，表示放在心上。与此同时，周光楣等老同志也不约而同地给胡耀邦写了封要求复刊的信，也请夏衍转呈。夏衍再将信送达时，耀邦同志当即批交上海市委处理。这个关键性的批示，为《新民晚报》的彻底平反起到了促进作用。1979年4月，晚报前党组书记、总编辑束纫秋，依照组织程序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委的报告，要求为《新民晚报》彻底平反, 为报纸和有关人员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报告陈说：“新民晚报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宣传任务，发挥了应有作用，起到良好效果。在办报实践中，摸索和积累了一套办好晚报的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新民报人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79年6月7日，在上海展览馆召开的全市宣传干部大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宣布市委为《新民晚报》平反的决定。第二天，上海各大媒体同时刊播了这一消息，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晚报原来干部职工的极大欢迎，大家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接着，中央主要媒体也向全国人民和海外读者传达了这一信息。《新民晚报》获得平反后，大家自然而然地认为，平反必然会带出复刊的结果。然而，复刊之路并不顺坦，特别是1980年2月15日，《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这两家也在“文革”初期起被迫停刊的兄弟晚报，在十四年后的同一天复刊了，《新民晚报》何时能从沉睡中醒来？广大读者期盼之情更为急迫。他们纷纷给中央、市委、市政府和人民日报社、解放日报社写信，呼吁“我们要看《新民晚报》”。这种呼声在海外报纸上也有反映。一时间，要求《新民晚报》尽快复刊的人民来信有一千多封。交通大学教工李征来信说：十年浩劫前，我是《新民晚报》的老读者，那时，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在邮局、报亭排队争购晚报的景象，犹历历在目，可以说是老少都喜爱的报纸。如今 《羊城晚报》《北京晚报》都已复刊，唯独老牌《新民晚报》迟迟难以复生，实在令人遗憾。我和周围的人都有同感，以早日重睹《新民晚报》为幸事，更期待它能保持和发扬特色，成为文化园地中的一朵鲜艳的花朵。南京读者杨开来信说：昔日的《新民晚报》，给我带来了知识、智慧和无穷乐趣。我从读初中开始一直到工作以后，无一天不读《新民晚报》。十年浩劫，夺去了我们的精神粮食。我和《新民晚报》阔别了十几年，如今我的孩子已上中学，他们和我一样还在读着过去保存下来的 《新民晚报》。孩子们常问我《新民晚报》什么时候能复刊？宝山钢铁厂张关德和上海蓄电池隔板厂陈寅生分别来信，表示愿将私人房屋拆掉，腾出空地，让《新民晚报》造一幢现代化的报馆大楼。家住徐汇区安福路的退休工人张以谦直接给晚报老社长赵超构写信，信上说：我是晚报的老读者，对晚报感情颇深，晚报停刊十几年，令人感到生活极其枯燥，现在只见满街扑克牌，不见晚报，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写了首打油诗责问道：新民夜报，夜饭吃饱，三四点钟，按时送到，两分一张，老少都要，内容新鲜，消息可靠。等了十年，不见夜报，请问赵老，可还办报？……老夜报人，怎不办报，群众需要，你可知道？盼看夜报，等着心焦。群众的呼声，党的各级领导都听到。这个时候，开国少将陈沂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离京赴任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找他谈话，当面交代两项任务，一是让《新民晚报》早日复刊，二是恢复“大世界”游乐场。耀邦同志对《新民晚报》老同志写给他的信记忆犹新，对上海人民要求《新民晚报》复刊以及恢复“大世界”游乐场的呼声牵挂在心。陈沂到上海就开始积极推动《新民晚报》复刊事宜。他登门看望了赵超构，他俩曾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赵超构在大学部学经济，而陈沂当时是预科生。为使《新民晚报》早日复刊，陈沂请赵超构“出山”。1980年5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恢复《新民晚报》建制，批准《新民晚报》复刊。复刊筹备组成员为：赵超构（原社长）、束纫秋（原党组书记、总编辑）、朱守恒（原副总编辑，未到任）、钱章表（原文化组组长，未到任）、王玲（原党组成员、人事科长）。《新民晚报》复刊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会议上，右二为赵超构，左一为束纫秋事非经过不知难。复刊初启，便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可以说是人、财、物、房“四大皆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编辑记者队伍青黄不接，严重程度已近乎唱“空城计”。原来办晚报的老人们所剩无几，将来接办的是些什么人呢？复刊筹备组经过反复商量，作出决定，打开大门向社会招聘人才。1981年，《新民晚报》复刊筹备期间，部分编委在商讨工作人才流动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新事物，但在1981年，限于主客观条件，还无法放手大干。因此，晚报的招聘工作既不是张榜招贤、公开招募，也不能限于内部推荐。如用前一种方法招聘，报名者会蜂拥而至，动辄成千上万人，而筹备复刊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二十人，根本无法招架。如果只用后一种方法招聘，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的时候，容易授人以“走后门、托人情”之机，弄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可用人才却不多。于是采取的是“半公开”招聘方式，就是不公开登报，只放风声；允许有关单位和人员推荐、介绍，应聘者也可闻风而来，毛遂自荐。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听到消息，请人转托老晚报冯英子先生和武璀老师帮助推荐的。1981年3月初的时候，我收到了晚报复刊筹备组寄来的第二张通知，要我3月8日到辞书出版社参加座谈会。本来我是应该参加3月1日那次座谈会的，因我下厂调研未及时收到通知而错过。我心急如焚地写信说明情况，所以才获得了第二次“面试”机会。那天我是第一个发言，不懂新闻的我当然说得并不专业，但我说了希望晚报复刊后内容要杂一点，要贴近市民群众。这大概引起了当时参加会议的沈毓刚先生的注意，所以后来他把我要到副刊组去了。参加座谈会后没几天，我又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去高安路晚报筹备组办公室面谈。到了那儿，同我谈话的是刚从《西藏日报》副总编任上回到上海的任荣魁老师，当时他已到晚报复刊筹备组负责日常工作。他问了我的工作、学习经历，看了我带去的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并问我如果到晚报工作想到哪个部门？我说想当文艺记者。谈话以后，我感觉有点希望。但等了两个多月，等来了一纸参加文化考试的通知。后来我知道，由于推荐的人太多，只靠面试录取难以服众，所以就增加了笔试，以成绩说话。考试时间是1981年5月23日，地点在九江路41号新民晚报临时社址（当时还未挂牌），考场设在四楼大厅。拿到试卷一看，基本是摹仿高考的文科卷子，只不过把政治、语文、历史、地理都集中在一张卷子上了。记得历史题有 “玄武门之变”，地理题目是写从上海港出发，到罗马尼亚康斯坦萨港，要途经哪些海域。作文题是《给宋庆龄副主席写封信》，当时正是宋庆龄副主席病重，刚刚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封信我写得很动感情，因为1979年我祖父获平反昭雪，宋副主席专门送了花圈，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考完后，心里确实没有底。但几个星期后传来消息，说我考试成绩还不错。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一批考生共250人，其中80分以上4人，第一名是徐新远，84分（他进晚报后自觉不太适应当记者，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就返回原单位了。后来还当选市人大代表），我和涂渝是82分，孙卫星是80分。我终于被录取了，先借调，待试用合格再转关系。1981年6月30日，我正式到新民晚报报到。与我谈话的仍是任荣魁老师。他说：“你的工作分配在副刊组，那里有四个老同志，组长是沈毓刚同志，他是原晚报的编辑组组长，后来在译文出版社编《世界之窗》。报社社址暂时设在九江路41号，底层做车间和食堂，四楼做编辑部。将来还要搬，市里已批准造新楼，正在择址。”接下来他提了两个要求：一、尊重老同志。工作要主动，多承担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老同志有什么困难可反映。二、要和新来的同志搞好关系，要互相帮助，互相提醒。他还介绍了报社最近的工作，一是编足球“中青杯”比赛的会刊，新来的同志去采访。二是周日举行第二次招聘考试。因为当时副刊只到了我一个新人，所以没让我参加“中青杯”会刊的采编工作，但我还是主动参与，写了短小的球评。那段日子，沈毓刚先生让我将以前《新民晚报》副刊的专栏和新复刊的《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副刊专栏摘录下来，分类登记，以作借鉴。 “中青杯”比赛结束后，报社举办了一个新闻讲习班，大都是已有作品发表的应聘者，记得有姜丕基、钱勤发、潘新华、李葵南、蒋丽萍等。报社让周宪法和我当联络员，主要是做些服务工作，但我们还是把自己当成讲习班的一员，主动参与了全过程。讲习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结业座谈会上大家争相发言。报社领导让我做记录，并整理成“座谈会纪要”上报宣传部。这样的新闻讲习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文化测试也先后举办了三次），最后一期所有新进人员都要参加，有点像结业考试。这期讲习班报社格外重视，由老束（我们都这样称呼束纫秋总编）亲自动员并讲第一课，老报人梁维栋、李仲源、陈亮、吴崇文、周珂、陈榕甫、沈毓刚、张林岚等担任讲师，讲习班上既学新闻业务基础知识，又有理论联系实际的采编实习活动。每天上课之后就出去采访，限当日回到报社写好稿子，第二天由授课老报人讲评。一个多星期里，每个学员一般要写10篇左右稿子。此外，还学习了新闻编辑业务，试做标题，修改稿件等等。记得有一天下午，突然要我们去淮海电影院看影片《伤逝》，看完即刻回报社写一篇影评。老报人讲评大都严厉，丝毫不留情面，但我们听了却很受用。这个讲习班实际是对应聘人员的第二次考试，是作为记者生活的一次实践。有的学员经不住“疲劳轰炸”，半途退出了跑道。学习结束时，每个学员还要交一篇叫《自画像》的自传，其中还包括写自己的外貌特点。1981年9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了新民晚报编委会班子，由赵超构、束纫秋、朱守恒（未到任）、周珂、任荣魁、冯英子、沈毓刚、张林岚、梁维栋、李仲源、赵有余11人组成首届编委会（1982年1月14日，市委宣传部正式批复本报领导班子名单：赵超构任社长，束纫秋任党组书记、总编辑，朱守恒、周珂、任荣魁、冯英子、沈毓刚、张林岚为副总编辑。并同意聘陈铭德、邓季惺为报社顾问）。在赵超构的主持下，新的领导班子酝酿了新的办报方针，就是“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十六个字。这十六字方针，报社职工一致赞成，经向上海市委请示，得到批准，正式成为《新民晚报》的行动指南。1981年10月16日，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到新民晚报临时社址视察，并参加了报社职工大会。他代表市委讲话，充分肯定赵超构提出的十六字办报方针。那天报社安排我和王明国做记录，并由我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筹备复刊期间，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陈沂来报社向全社职工作报告陈沂是代表市委来催促复刊的。他说，最近他本人又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要求赶快让《新民晚报》复刊。晚报本来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现在是千呼万唤快出来的时候了。不能是“争取”，而是一定。市委希望和要求就是这个，1982年1月1日一定要出版，这不光是党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的心愿。第二天，晚报编委会举行第一次编委扩大会，会上决定1982年元旦正式复刊，每日出版四开一张半，六版。第一版要闻版，第二版文化版，第三版体育版，第四版社会新闻，五、六版为“夜光杯”副刊。1981年11月5日，离复刊不到两个月了，老社长赵超构为晚报全体编辑记者作了《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兼谈新民晚报是怎样一张报纸》的报告，他用温州口音的普通话，亮出了他对即将复刊的《新民晚报》的种种设想，对十六字方针逐条作了阐释。在老社长论述办报方针之后的11月11日、12月12日和26日，编辑部进行了三次试刊。“11-11试刊”是编辑部的首度演习，也是编辑部与排字房的一次磨合。每个版的编辑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各种报纸上剪资料，然后，排字工人将文章排成晚报的6号字，打出小样让编辑画样拼版。那一次，连未到任的副总编朱守恒也兴致勃勃地剪了许多材料，拼了个第一版，头条是“中国女排夺冠”。在体育消息远没有今天这么火爆的当时，这个头版是有突破性的，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在这基础上的后两次试刊，则是真刀真枪的实战，稿件全部由记者采写。两次试刊各印了5万份，向各界免费赠阅，征求意见，结果大受欢迎，都说“像《新民晚报》”。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正式复刊。如凤凰涅槃，它在火焰中复活了。1982年1月1日，《新民晚报》正式复刊，当天发行量达58万份。图为《新民晚报》复刊头版这一天，《新民晚报》出版编号是7257号，以示与1966年8月22日被迫停刊那天的编号7256号相衔接。这一天发行58万份，大大超过了“文革”前的最高发行量33万份（复刊当年发行突破100万份，利润达到100万元）。复刊当天的第一版上，赵超构先生亲自执笔，撰写了《复刊的话》。这篇文章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首次提出了《新民晚报》的宗旨：“它只是穿梭飞行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它栖息于寻常百姓之家，报告春天来临的消息，衔泥筑巢，呢喃细语，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我想着重讲一下复刊那一天“夜光杯”的版面及其筹备情况。复刊那一天“夜光杯”占两个版，三分天下有其一，显得十分醒目。为了复刊第一天的版面，从上到下筹划了很长时间。当时副刊组共七位编辑，四老三新。四老是：分管副刊的副总编辑沈毓刚和胡澄清、陈榕甫、吴承惠，他们都是老晚报人，有丰富的编辑经验。三新是：王金海、涂渝和我。副刊定名“夜光杯”，取自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1946年《新民报》晚刊在上海出版时，副刊就取名“夜光杯”，后来改名“繁花”。这次重举“夜光杯”，显然更贴近晚报的特性。谢晋导演在复刊这天写的《夜光杯抒怀》，对此有更深一层的阐述。他说：“三中全会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代到来了。没有这个转折，晚报副刊命名‘夜光杯’怕也是难以想象的。人们在劳动之余，下班之后，读点小文章作为休息，也是不可能的。”复刊第一天两个“夜光杯”，共有14个头子（即题目），并配书法、插图、照片四幅，杂文、散文、诗词、文史小品、生活常识乃至灯谜，可谓琳琅满目，别具一格。“夜光杯”三字字体，集自黄庭坚墨迹。赵超构先生的“未晚谈”重新开张，首篇为《暂别归来》，他深情地写道：“一个冬天的沉默，加上一个春天的酝酿，《新民晚报》这棵饱历风霜的五十多年的老树，终于重发新枝，绿叶成荫，吸收阳光雨露，散发清新空气，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祝愿《新民》，永远不要脱离人民的生活。”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陈沂同志送来一首诗，是说青年人的婚恋问题，这位将军文人，真是非常了解“夜光杯”的风格。为了美化版面，他还特地请书画大家陈佩秋先生将这首诗书写在宣纸上，供我们制版刊出。老作家马国亮先生的《四条腿的婚礼》、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康教授的《乐苑识小录》等都很具可读性。在那一天的版面上还推出了一个新的栏目“十日谈”，十天左右谈一个题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第一组文章的总题目是《萍踪杂记》,叙说一些海外见闻，这在国门初开的当时，感觉很新鲜。复刊后的第一部长篇连载是晚报前辈张友鸾先生（笔名草厂）写的《清风楼》，说的是杨家将的故事，由画家颜梅华配图，堪称文图并茂。这一天的版面上还有一首赵朴初先生的贺诗，是我通过北京的姑妈约来的。当时还有两页纸的注释，是赵老解释时我姑妈记下来的。可惜那天版面实在太挤，无法同时刊出，不能不引为憾事。赵老贺诗的最后一句是：阔海遥天烂漫春。“阔海”指上海，《新民晚报》在上海元旦复刊，正好迎来了烂漫的春天。
赵超构社长说：《新民晚报》的复刊，证明了“伟大的党没有忘记这家报纸，正是党，大力支持了《新民》复刊。这件事同样地说明，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忘记这张报纸，正是广大读者从四面八方给《新民晚报》以慷慨的同情，为这张报纸呼吁，促成《新民》复刊。”
党和群众跟《新民晚报》是生死患难之交，新民报人万分珍惜这份深情厚谊，所以决心要把报纸办好，这才有了日后的辉煌。
复刊总结会上赵超构社长发表讲话
1983年1月，复刊一周年全体职工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