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可以这么说那么说， 说不清楚就乱说， 倒是参与的人后来如何， 应该很有趣。 按照套路， 林彪四人帮指使的， 后来这些人应该在清查五一六时应该都被审查过， 文革后肯定控诉被“造反派”迫害， 殊不知他（她）们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啊-转载者

红卫兵抓走彭真
——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

范世涛

1966年12月4日凌晨，两辆满载红卫兵的汽车停在台基厂7号，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门卫进屋看信时，红卫兵强行冲进大门，将隔离审查中的彭真抢走，随后摆脱了追来的警卫人员。整个过程历时5到7分钟。
不少书刊谈及这一事件，但大都语焉不详，且情节出入很大。2010年7月，笔者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地摊上购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一位教师（暂不披露姓名）写的7册文革时期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其中记录了干校时期若干当事人在批清运动中的交代和军宣队对此事的调查。本文以《日记》记载的信息为基础，结合相关材料，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一简要回顾。

（一）事件经过
此事来由可以从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开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吴德等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并发表讲话，谢镗忠宣布了中央军委决定：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按照军委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将北京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
在这次会议上，江青按照毛泽东多次审改的讲话稿发表长篇讲话，称“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周恩来随后也作了长篇讲话，称文艺界为“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毒素，创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要求“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次日，即11月29日，一些参加了大会的红卫兵到叶楚梅（叶剑英之女）家开会研究斗争陆定一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叶向真（叶剑英之女，叶楚梅之妹，她曾经在昨天的大会上发言）、北京电影学院彭宁（老红军彭加伦之子，导演系61级）、中央音乐学院刘诗昆，首都三司召集人、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后来也来到叶家参加了讨论。
中戏、北影、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原归文化部管辖，这几个单位红卫兵此前活动的重点在文化部。而江青在头一天的讲话指出了“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相互勾结”，为什么不把批斗“黑帮”与破“三旧”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找更“大个的”呢？虽然陆定一比周扬的“个头”更大，但彭真不是更大的目标吗？顺着这样的思路，当有人从游斗陆定一的汽车问题跳到批斗彭真问题时，与会者均热情响应。在红卫兵中有很大影响的朱成昭也拍板同意。几年之后，会议参与者彭宁说这次会议是“捉彭的雏形”（《日记》，1971年8月29日条），另一位抓彭行动参与者钱学格说“这显然是一个决定性的会议”（《日记》1971年8月17日条）。
彭真当时在家中隔离反省，警卫严密，怎样把彭真弄出来呢？红卫兵们进行了严密的策划。12月1日他们确定，行动由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四个单位参加。当天叶向真在戏剧学院传达，刘诗昆去音乐学院做了传达；12月2日早晨叶向真找电影学院的彭宁讲话，彭宁随后告知杨韬（后来是铁路文工团副总团长-ZZ），要抓大头，揪彭真，说他是海瑞式人物，同日晚有人去摸彭真的住址，研究具体抓法。
12月3日晚是最后的布置会。叶向真主持会议，她讲了为何要抓彭真，并说已经与戚本禹通过电话；彭宁赞成叶的发言，并宣布了抓人名单，其中包括彭真、林默涵；大家研究了“黑帮”抓来后住什么地方，陈立提出住中央乐团；大家还商定了游斗路线，决定各单位在农业展览馆集合，随后沿东西长安街过天安门游街；朱明宣布，四个单位的头头担任尖刀班、警戒等任务，刘诗昆、彭宁负责相关宣传；行动总指挥是郑国喜（因字迹潦草，此人名尚待进一步考证）、叶向真、孙增华（《日记》1971年8月27日条）。
另据《日记》1971年5月3日条记载，北京电影学院参与策划的红卫兵有彭宁、孙增华（中国当代油画家、书法家-ZZ）、孔都（后来是编剧）、朱喜年、张泽宇（是不是山西冶金厅厅长？），参加此事者有钱学格（电影学院的教授）、滕文骥（电影《生活的颤音》的导演， 流氓导演）、丁荫楠（导演）、杨韬、司徒，现场指挥有吕英亮（音乐家吕冀的女儿？ 名摄影师）、孙英、崔雁敏、刘建革、何玲（俞家熙）、张克敏、李国基、曲？？（看不清楚）。
接下来，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事发当天，周恩来总理对叶向真、彭宁等红卫兵说，“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司令部都给瞒过了。”（（12月4日周总理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单位三司所属红卫兵组织代表的谈话纪要，载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67年2月）；
江青对傅崇碧说：“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区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见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吴德这样描述：“彭真在他住的台基厂7号，被不知什么人抓走了，是1966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记不准。周总理在大会堂找我、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谈话，让我们去把彭真找回来。周总理提出弄清楚彭真的下落，再弄清楚是什么人把他揪走的。我们派人去，茫无头绪，找也找不到。”（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显然，如果从红卫兵的角度看，他们的行动很成功。

（二）“中央文革小组操纵”？
很多年以后，吴德说，“实际上抓彭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搞的”（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抓彭行动总指挥之一叶向真也说，中央文革小组“下了指令”（凌孜的回忆http://www.china.com.cn/culture/lishi/2010-03/03/content_19509211.htm）；
童小鹏则指名道姓说红卫兵抓走彭真是“江青指使”（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29页）；
傅崇碧说，这是“江青、戚本禹等策动”（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
12月4日红卫兵突破警卫抓走彭真，果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指使”、“指令”或“策动”吗？
从《日记》来看，只有一条信息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红卫兵12月4日行动直接相关。这就是12月2日或3日，叶向真在行动前就电话问过戚本禹（1971年8月27日条），戚本禹当时的回答是：“你们看着办”（1970年12月5日条）这个回答符合戚当时的身份——既不明确阻止，也不明确支持，虽然红卫兵通常理解为支持，但这与“下了指令”、“指使”、“操纵”或“策动”毕竟不是一回事。
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信息表明这次行动得到过江青、陈伯达或王、关、戚的“支持”。
《日记》是否没有充分反映中央文革小组与12月4日行动之间的直接联系呢？这也不大可能。在清查“5•16分子”运动中，抓彭行动被列为“5•16反革命专案”。江青当时是“中央首长”、“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中央专案组最高领导人之一，如果抓彭得到过江青“指使”或“指令”，此事列为重点清查案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时，“王、关、戚”或陈伯达已先后被视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但凡与他们能挂上钩的造反活动都被系统追溯和清理。如《日记》1971年8月17日条，就记下了彭宁交代的与戚本禹的7次接触，时间分别是1966年9月25日、12月4日、12月12日、12月22日（斗彭大会）、12月23日（“首长接见”，可能指江青接见，戚本禹也在场）、1967年1月14日（文化部）、6月23日（中宣部）。假如12月4日的行动事先有王、关、戚或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具体“策划”、“指使”、“策动”或“指令”，在长期反复交叉问讯压力下，是不大可能挖不出来的。
同时，《日记》有明确的记载表明抓彭真是红卫兵主动发起的。如11月24日，首都三司的召集人朱成昭到文化部，谈形势时就已经提到“文艺界斗黑帮，抓出来，已养得胖胖的，有上线”，让“文艺界自己搞，告叶向真、彭宁。”（《日记》1971年8月27日条）这表明首都三司的造反活动中，叶向真和彭宁分工负责文艺口。作为抓彭行动的“雏形”和“决定性会议”，11月29日在叶楚梅家的会议本来商量的是游斗陆定一问题，而非抓彭问题，话题转到抓彭，其实是即兴性质的。
因此，我认为说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策动”或“指令”红卫兵抓彭真不符合事实；12月4日抓走彭真，只是中央戏剧学院等四个单位红卫兵在特定环境下的主动行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的结果。

（三）“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彭真忽然被人抓走，中央怎样反应呢？
吴德在口述回忆中说，周总理找了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和吴德，让他们弄清楚彭真的下落，结果却茫无头绪。随后傅崇碧对周总理说，这件事要找戚本禹。戚本禹果然“一找就找着了。好像把彭真关在了戏剧学院”。
吴德这段回忆有两个地方不准确：一是戚本禹也只是很快就确认了此事系叶向真等人所为，并非“一找就找着了”彭真在什么地方。二是彭真被抓走后，先被关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而不是戏剧学院，随后又被转移到了西山山沟里。
吴德还说：“知道彭真的下落后，周总理叫我们负责要回来。我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护，他们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
去西山要回彭真确实是卫戍区部队所为。接受任务的战士每人都带了一条背包带，傅崇碧说“做什么用，你们去想”。据说救出彭真时，彭“在西山被折磨得早已筋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也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拉代替。”（刘烊《特监轶事》，人民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98-99页）
不过，吴德的口述回忆给人一种印象，与红卫兵交涉的似乎主要是北京卫戍区，其实，周恩来才是与红卫兵交涉的最主要人物。
据《日记》1971年5月3日条记载，彭真被抓走后，周总理在12月4日三次接见有关单位红卫兵。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在凌晨，电影学院参加接见的是张泽宇；第三次接见在傍晚4、5点钟，电影学院参加接见的是彭宁、孙增华、张泽宇。三次接见的主要内容是：1、批评这事事先未向中央打招呼，中央被动，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积极与卫戍区配合；2、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3、总理指示中央由汪东兴、吴德、戚本禹、周荣鑫负责。
如果说上述内容过于简略，当时群众组织编印的资料汇编中收录的“12月4日周总理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单位三司所属红卫兵组织代表的谈话纪要”就比较清楚了：
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像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我们每个行动都要估计，要再三估计，考虑到后果。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
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三极”宣传想得很理想，做出来很不好办。长安街的人那么多，你们怎么走得动？很不好办，如果出点事情，很麻烦。所以要我来说服你们……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游街示众，我们感觉没把握……开大会这个办法好，可以出出你们的气，当然不仅是你们的气罗，而是公气。
（见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501页，1967年2月。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从内容判断，这个纪要是12月4日下午4、5点钟周恩来第三次、而不是前两次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内容；其中提到 “现在确实像上午同志们分析的”，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周恩来当天上午已经接见过参与行动的红卫兵。
周恩来说，“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表明他比戚本禹事先的“你们看着办”更前进了一步，在事后主要是认可、支持和鼓励这一行动的。他说，“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要我来说服你们”，那么，他的意见也就不仅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代表了中央的意见。从周恩来和彭真的地位推测，“要我来说服”的人，未必只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很可能是毛泽东。
周恩来对红卫兵“革命行动”的支持不只是口头上的，还有两项实质性内容：一是红卫兵原计划是四个单位在农展馆集合，然后沿东西长安街带“黑帮”游街示众，而周恩来指出，“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开大会这个办法好”；二是红卫兵关于12月4日行动的策划没有超出江青在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所谓的“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相互勾结”范围，他们也找不到远在山西的杨尚昆住处，但周恩来对红卫兵说，“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参见凌孜回忆，出处同前）从而帮助红卫兵将游街示众斗“黑帮”的计划转为“斗争彭、陆、罗、杨”的大会，杨尚昆也果然在不久之后被及时送回北京。
关于筹备“斗争彭、陆、罗、杨”大会的过程，吴德这样回忆：
周总理让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我去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提出他们是否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师大的什么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联合批斗。
我又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他住在地质部或是地质学院的四楼上。我和丁国钰去后，但见朱成昭的楼层层设置了他的警卫。我说找朱成昭谈事情。这些警卫让我们等着，他们去报告获准才让我们上去。我向朱成昭谈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持。我提出让他问一问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电话把韩爱晶和韩的一个女秘书小朱请来了。韩爱晶来后，我告诉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
说通朱成昭、韩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
这个会还没有开，这些造反派又为由谁主持批判会吵架了，我又去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这些造反派忽又钻出一个念头，他们说斗彭真是为了转移对北京市委“资反路线”的视线，这是北京市委在捣鬼，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矛头对着我来了。我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我挂起电话，好像是陈伯达的秘书接的。我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这些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人到会。来的人好像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他们表示支持召开联合批斗大会，并说这不是市委的阴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戚本禹没有说几句话，他们就同意开会了。（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就这样，一次四单位红卫兵的突然袭击行动，在中央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为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
这次大会有12万人参加，姚文元、吴德出席会议，一批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至会上接受批斗，彭宁做了大会发言。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讲话，“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 所谓“英雄行为”，自然包括四单位红卫兵突破警戒抓走彭真的行动，也包括他们同意与其他单位联合召开大会。

（四）“七分钟反革命事件”
数年之后，红卫兵抓走彭真的事再次被提起，不过不再是“革命行动”或“英雄行为”，而是“上面有人”（暗指戚本禹）的“七分钟绑架彭真事件”（简称“七分钟事件”、“七分钟反革命事件”），又称“12.4事件”了。这个变化的关键人物还是周恩来。
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与康生、江青一起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作了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一一介绍了所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人物，他这样描述戚本禹：“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又说 “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
为了说明戚本禹“根子是很深的”、“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周恩来提到了抓走彭真的事：
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笙，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得非常不利。（《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http://www.xj71.com/?action-viewnews-itemid-41869）

上述表态与“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不可同日而语，这时抓走彭真变成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超过了武斗”的“绑架”；杨尚昆也不再是由中央从山西押回北京交给红卫兵批斗的，而是叶向真等人“一下子逮走”的一员。
新的政治定性对叶向真必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叶向真专案由中央专案组三办负责，我们无从了解详情。幸好，《日记》系统记录了北京电影学院下放干校时期遵照周恩来指示清查“5•16”分子运动的大量细节。根据《日记》记载，全程参与了“七分钟事件”的彭宁，是其所在干校连队的首要“5•16反革命骨干”，“七分钟事件”作为他的主要“罪行”之一被反复批判。下面从《日记》中做一些简单摘引，可以约略了解当时的情形。
1970年12月4日，一位姓崔的连长在“大批判再动员”后，布置了第一项专题批判任务，即“利用红旗政策。重点批判7分钟事件。”方法是“先典型批判，后群众批判”，“普遍批判在班进行”，要求“从线索摸敌情”，“一定要结合事实，不要乱扣帽子”，“关键在相信不相信党的政策，自己解放自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才能真正划清界限”。
次日，连队召开“5•16反革命阴谋集团12.4（七分钟）事件批判大会”，彭宁、钱学格、马精武、谢飞“怀着三忠于四无限五保卫的心情”上台发言。《日记》作者的发言提纲是这样的：
1966年12月4日，正当我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一伙即将摇摇欲坠倒台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开始制造舆论，捞取政治资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王、关、戚、杨、余、傅直接策划演出了七分钟绑架彭真的反革命特务事件。这个事件的要害就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施加压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图挽救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失去的天堂。这个反革命七分钟事件的要害，就是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夺权的目的，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单是要彭真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一起串供，而是王、关、戚、杨、余、傅和他们一起串通起来，搞复辟阴谋活动，蒙骗人民。（《日记》1970年12月5日条）

会上另一位“五七战士”说，1966年12月4日抓走彭真是为了“串供”，而且“阴谋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彭真及一些黑帮串供，制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政变的一次演习，危害已经造成了。”周恩来1966年12月4日的表态被说成是红卫兵们“掩盖和篡改周总理指示，放反革命舆论”。崔连长评论说，“抓彭真即保彭真保黑帮”。
当晚崔连长传达了“最新指示”（其实是1967年的），“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以及林副主席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随后长篇大论，要求人人发言，“不发言就是中奸计”，“红旗政策恶毒之处在利用人心所向勾引青年，非如此不能号召”，并将“七分钟事件”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说一些人“在七分钟事件中，自己还庆幸是机会主义的头脑，其实已经上了三十年代的贼船。”
群众发动起来后，接下来的11个月是高密度的批斗。连队领导带头做“工作”，彭宁反复交代“5•16罪行”，写出了140多页的材料，其中包括“七分钟事件”，但这些交代被一再指责为“重复”；彭宁本人不断受到“背后有人”、“态度不老实”、“错误估计形势”、“掩盖罪行”、“避重就轻”、“狡辩”、“想蒙混过关”、“新的恶毒攻击”、“继续阴谋新反扑”、“以细节掩盖实质”、“搞迷魂阵，反攻倒算”之类的斥责，人们一再勒令他“严肃对待自己的罪行”、“竹筒倒豆子”。 有些当事人则发挥了揭发、质问的作用，有的可能参加了专案组，在会上专题介绍过“七分钟（事件）彭宁参与阴谋”的过程。
经历持久地“斗立场、斗态度”、“通过罪行打态度”后，彭宁渐渐承受不住压力，1971年10月4日开始交代天方夜谭式的“反革命计划”，但大家很快发现他的交代“不能自圆其说，掩盖阴谋。交代有阴谋有组织，实际又无阴谋无组织，自己推翻了，漏掉了。”（1971年10月27日条）
幸好，1971年10月下旬，连队内部传达了关于“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的文件，11月初文件在班里见面，运动的方向和重点从此转到林彪问题上，“斗彭”变得不再重要，有关“七分钟事件”的密集批判也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