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一篇陶斯亮的《武汉市长贻误战机，问题出在哪呢？》的文章，有些感触， 这一段话，说明了”当官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陶斯亮“家”的体制中， 最大的政治就是别犯”大“的错误， 文革时把错误的类别很形象地描述出来了， “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 前者是大后者是小。

比如疫情一开始时的武汉市长， 按程序上报实际情况， 而后等上级指示，未经上级授权， 什么也不能说，事后事变得再大， 上级也许不为他背锅， 但还是不能过多地责备该市长， 因为他是按照组织程序走的，错再大也是“认识问题”， 不是“立场问题”。

所谓“预警”， 连陶引用的中科院的学者也说“如果对法律灵活应用”的话， 预警是合法的，前提“法律没有规定预警合法”， 只是在“灵活”运用是才是合法， 那么“灵活”如何界定？谁说了算？小小的武汉市长， 能灵活运用的最多只能是“武汉”的法规，连湖北省的“法规”他也不能“灵活灵活”， 更不消说， 这个“灵活”是全国的大事， 何况前面还有个假定的”如果“， 一”如果“就等于什么都没说了。， 如果武汉没发生这场疫情， 如果疫情没有这么大， 如果...

俺们也如果一下， 如果该市长“灵活”地“预警”了，再如果事情最后又没有闹得这么大， 牵扯面就广了，对全国的影响谁也不敢估计大小了， 那么这个锅显然没有一个人会为市长背， 全部责任会压到他一个人头上的， 这个错就是“立场”问题了。

太平官场还算好混， 只要不出错就是有功， 特殊时期的官， 那碗饭就不好吃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官儿在关键时候喜欢生病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