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北大时期的父亲母亲。

父亲身穿干部服，头戴制服帽。胸前别着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

母亲也穿着干部制服，翻出一对领子，柔和了单一的色彩与线条。发型变化最大，烫发变为直发，两鬓用发卡夹在耳后。

燕东园桥西大草坪东边的两个角上，各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树干粗壮，树冠茂密。春天杨树开花，洒满一地“毛毛虫”；夏秋天阵风吹过，肥厚的叶子哗哗作响，好像在拍手鼓掌。

1953年暑假的一天，我蹲在树下阴凉处，拿个小铲子挖土，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双小皮鞋，一个小女孩问：你在干什么呢？

抬头一看，圆圆的脸，笑眯眯。我说：我要种树。反问：你是哪家的啊？

她伸手一指紧靠我家的41号，说：就是这家！刚搬来的。

我们拉拉手，彼此认识了。她叫何三雅。后来知道了她的父亲是何其芳。九月里，北大附小开学，我俩在同一个班，一起成为一年级小学生。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东园里最直接的反应是：一些人家搬走了，更多的人家搬进来。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一下子结识了许多新的玩伴儿，到桥西游戏场打秋千、玩转盘、爬天梯都要排队了。

1952年秋天搬进桥西37号的孙才先，2015年曾撰写长文《燕东园－－我们童年的乐园》，他说：我们跟随爸妈－－孙承谔和黄淑清，从城里的沙滩中老胡同32号北大教师宿舍搬到了原燕京大学的燕东园。记得一起搬来的邻居还有张景钺（38号）、曾昭伦（30号）、冯至（22号）、贺麟（22号）、朱光潜（27号）等诸位先生全家。

文中提到的38号张景钺先生的儿子张启明，也在2015年写过《我记忆中的燕东园》。有趣的是：他俩对燕东园里的两棵大杨树都有很深的印象。张启明认为那是加拿大杨，他说：搬来时已有近10丈高了。白杨参天，绿荫匝地。而孙才先记得大杨树高高的树杈上有喜鹊窝。

孙才先的父亲孙承谔教授时任新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他家住到1958年搬至中关园公寓。他的小女儿孙仁先和我小学同班，也是我的发小级闺蜜。

张启明的父亲张景钺教授时任新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他家一直住到1995年。

当时从沙滩老北大宿舍搬进燕东园的还有两位经济学家，他们同住在桥东29号，赵乃抟先生住楼上，周炳琳先生住楼下。新北京大学中文系两位主任也搬进燕东园，系副主任游国恩先生住桥西34号；系主任杨晦先生，先住桥西39号，后搬至37号。时任新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的樊弘先生，先住桥西42号楼上，后搬至39号楼下 。杨晦与樊弘两位先生都是1950年就加入了中共的，而何三雅的父亲何其芳，当时任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当然这些背景情况，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有些院系的教授并入北京大学，当时搬进燕东园的也有好几家：罗大冈（30号）、李赋宁（33号）、王乃樑（38号）、李宪之（23号）、周一良（24号）、吴达元（26号）。清华来的先生们一律都有留洋的背景，留法、留德、留美。当然，这些也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当年园子里的气氛仿佛世外桃源，我们各家小孩厮混在一起，男孩子一群，女孩子一群，小学生一群，中学生一群，脑子里完全没有大人们学历、资历、待遇、职务等概念。见到各楼走出的大人们，一律恭恭敬敬招呼。例如遇见桥东26号绅士派头最足的洪谦夫妇，我们立正站好，弯腰鞠躬：洪伯伯、洪伯母好！ 他们的小儿子洪元硕60年后正是著名的北京国安足球队教练。 

2、

在我的印象里，燕东园几乎没有全职太太，各家的伯母们，天天同丈夫一样，早出晚归的去上班。我的母亲也是如此。1952年以后，她在北京大学幼儿园当音乐老师。我还记得那个幼儿园，在校内西南角勺园附近的一个大院子里，一大溜儿北房，院子尽西头有一大排高高的松树。 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不会上厕所，在家里只坐过马桶，没见过蹲坑。所以最初几天，下午家里人去接我，只见我两腿岔开，站在那排松树底下，老师说：尿裤子了，晒呢。当我从幼儿园毕业时，这个院子已改为北京大学幼儿园了。

1954年1月，我家第5个孩子徐浣出生了。母亲休完产假，不再去北大幼儿园上班。她有燕京大学音乐系学士的学位，主修过钢琴，当时很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有几个单位想调她去工作。听母亲说，一个是进文艺圈，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一个是进教育圈，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需要教员。母亲选择了后者，她说：家里孩子多，大学里的工作更稳定一些。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的教育系并入了北师大，还有一所与燕京、北大、清华齐名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也整体并入北师大。母亲到北师大上班的时候，北太平庄的新校址刚落成，原来在和平门外新华街的旧北师大，以及在涛贝勒府南院的辅仁大学，正在分批陆续迁入。母亲入职的音乐系，当时还在城里辅仁旧址，有汉白玉的大拱门，教学楼屋顶铺着绿琉璃瓦，她主教钢琴和乐理。两年以后，母亲才转到北师大新校区上班。

无论到涛贝勒府南院，还是到北太平庄新校区，母亲上班的路程都很远，且出家门只有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可乘。这条被两行杨树夹着的马路，当年跑着颐和园－－平安里的31路公共汽车，在蓝旗营有一站，然后向东驶去，沿线经过八大学院。她天天赶车，售票员都认识她，有时她忘记带月票了，或者偶尔过期还没有换月票，售票员从来不为难她，还亲亲热热地打招呼。母亲告诉我，车友们中一些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每天风雨无阻地赶车，她看着这些襁褓中的孩子如何一天天长大，有一天竟可以牵着大人的手自己上下车了。

母亲毛线活的不少花样，也是在公共汽车上学会的。勤快的母亲从不浪费坐车的时间，她手里常带着毛线活。那时候的公共汽车没有那么拥挤，上车只要找到座位，母亲马上从包里抽出竹针，飞快的编织起来。我们6个孩子小时候穿的毛衣毛裤，都是这么一针一针织出来的。

母亲的车友中还有一位陆士嘉阿姨，我一直以为她是母亲师大的同事。直到陆士嘉阿姨去世，我去采访，才知道她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著名流体动力学家，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者之一。她还是清华大学张维副校长的夫人。

1956年，母亲又面临一次职业的选择。那时高校院系还在调整，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美术系被通知与东北师大音乐系、华东师大音乐系合并成立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母亲可以去这所新的学院，也可以留在北师大，那就要去一个新的系科了。当时北师大教育系有一个学前教育专业需要教音乐的老师，于是母亲欣然投奔那里。

1950、60年代北师大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很有名气，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校第一个创建的专业。并有幼儿教育的名师坐镇。

一位是关瑞梧先生。她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专修儿童福利。后前往美国留学，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香山慈幼院第一校主持工作，同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系。1942年随燕京大学迁往成都。抗日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儿童福利，并任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中保育系与教育系合并，后历任教育系副主任、主任。

关瑞梧先生在民国时期就有多部学前教育的论著问世：《婴儿教保实际问题》《保育法》《家长手册》《区位儿童福利个案工作》（《儿童机关之管理》等。

母亲在燕京读书时，就认识关瑞梧先生以及她的丈夫、同在燕京大学经济系任教的郑林庄先生。夫妇二人住在燕南园。

一位是骆涵素先生，她比关瑞梧先生资格还老，1926年即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研究院攻读营养学，1929年获科学硕士学位，是我国为数极少的第一代营养学家。1946年她任北师大家政系主任，1952年任保育系主任，保育系并入教育系之后，她继续从教，主讲学前儿童营养学、学校卫生学等，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学校卫生教研组。

骆涵素先生就住在燕东园桥东29号楼上。与我家一桥之隔。她的丈夫正是著名经济学家赵廼抟先生。由于母亲和骆涵素先生成为同事，我家与赵家有了走动，我们都尊称两位老人“赵公公、赵婆婆”。赵公公长须冉冉，道骨仙风，赵婆婆一年四季，中式长衫。那真是燕东园里少见的一对老人，如此低调、敦厚、谦和、淡泊，那1920年代就双双游学西方的经历，深厚的西学功底，从不显山露水。

还有一位是卢乐山先生。她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1938年毕业于教育系 。1940年再入燕京教育系研究院攻读硕士。1948年赴加拿大留学，1950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幼教专业。回国后即一直在北师大教育系任教。1952年院系院系调整后，北师大教育系设了学校教育与学前教育两个专业，她担任了学前教育教研室主任。

从卢乐山先生的履历可以看出，她和母亲是燕京同学。当然，还有另一层关系：卢乐山出生于天津教育世家，她的祖父卢木斋和外祖父严范孙（严修）创办了卢氏与严氏学堂。研究天津文化的学者、作家徐凤文曾经说：近代天津留下的最大的可持续的文化遗产，与其说是建筑街区，不如说是弦歌不辍的先生之风，而严家、卢家为中国培育的人才之多，放眼中国，罕有其匹。母亲祖上和严家 “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卢乐山在严氏幼稚园上学时，教她音乐的两位老师，正是母亲的四姑韩昇华和五姑韩咏华。

1956年母亲从音乐系转到教育系学前教育教研室时，卢乐山领衔完成了《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用书。如整个共和国处于阳光明媚的青春期，那时的学前教研室教学与科研生气勃勃。母亲给学生们上钢琴课、乐理课，并讲授幼儿音乐教育课。她还积极加入了卢乐山先生大力倡导的“多下园去”的教学实践。那时师大教育系学前组的老师们，纷纷下到北京市十几个公立幼儿园，直接指导与培训幼儿园老师。

任教不久，母亲就发现儿童歌曲匮乏，尤其学龄前的幼儿歌曲更很少被音乐人关注。于是激发起她的创作欲望，母亲笔下流淌出一串串自然、清新、活泼的旋律，形成了富有幼儿情趣、独特的音乐语言：《摇啊摇》、《小小鸭子》、《小老鼠吃米》、《堆雪人》、《粗心的小画家》等等，一经创作出来即不胫而走。

情由心生。我以为这与母亲的天性有关，她对音乐、对孩子、对世间万物有一种纯真的爱。纯真的人，自然童心未泯。母亲还醉心于创作儿童音乐游戏，她擅长通过不同的音调、音色还有节拍变化，生动快乐地开发着孩子们的智力：《我来藏你来找》、《小兔和狐狸》、《老鹰捉小鸡》，还有律动舞蹈《走和跑》、《进行曲》、《娃娃》等等。

1990年母亲病逝，在她的讣告中，有这样一段评价：韩德常同志对幼儿音乐教育有很深的造诣，长期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从事幼儿音乐的研究与创作，前后创作了近百首幼儿歌曲与乐曲，受到几代幼儿的喜爱，在全国传唱至今。

我仔细翻阅了母亲创作的歌曲与乐曲，发现绝大部分是1956年至1963年间的作品。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母亲的事业和名声达到巅峰，当时北京市各大幼儿园几乎没有不知道“韩老师”的。

而在我们的印象里，母亲每天早出晚归。父亲常常带着我们，站在燕东园后门的一个高坡上，迎接下班的母亲：暮色合围，只见母亲穿过31路公共汽车站经过的那条马路，下坡再上坡，远远地快步向我们走来。

母亲忙得顾不上给我们裁剪新衣服了。在我的记忆里，小学四年级以前，也就是1957年以前，我和大妹妹过六一儿童节穿的裙子、衬衫，都是母亲亲自动手，选择花布，挑选镶在白衬衫领边袖口的花边，然后踩着家里一架长梭缝纫机赶制出来的。常常有燕东园的伯母们，上下打量着我和妹妹，好奇地问：这么漂亮的衣服，在那里买的呀。

1954年出生的小五徐浣，不满两岁就被送进了中关园托儿所全托。记得刚进托儿所不久，小五就发烧了，园里把她隔离起来照顾，也不让家里接回去。母亲只好下班后到幼儿园偷偷去看她：“一个小人儿孤零零躺在一张小床上，心疼极了。”母亲泪光盈盈，回来后反复念叨。幸好小五很快退烧了，也很快适应了幼儿园的集体住宿生活。她后来是我家姊妹兄弟中最早独立生活的一个， 15岁就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修理地球”去了。

两个弟弟也有一段趣事：老三徐澂，5岁多就拉着4岁多的老四徐浩，两人每天自己去北大幼儿园上学。幼儿园在校园的西南角，他们从东门进去，过未名湖，过临湖轩，再过六院，才到幼儿园。这段路程大人也要走上二十多分钟。而这小哥俩，早上八点多从家里出门，一路溜溜达达，到学校向老师问好：老师早！老师回答：早什么呀！都该吃午饭了！

1959年10月，我家第六个孩子徐涟出生了。父母卧室里先是添了一个藤编的摇篮，后来换成了一张木制的小床。小六享受着姐姐哥哥没有的特权，晚上一直由父母亲自带着睡。

其实特权背后的实情是：好不容易经过了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的折腾，谁承想大学里的政治运动又多起来，阶级斗争的风声又紧起来。母亲首先遇到音乐创作的困惑，少年儿童歌曲，甚至幼儿歌曲也要突出政治，怎么突出？母亲尝试改变风格，努力跟上形势，但经常茫然无措，尴尬在于想跟也跟不上，想学也学不来。然后又是不断地“下幼儿园”改造思想，去农村参加社教，教学科研频频被打断，几乎成为生活的常态，母亲有时候一两个月不能回家，放在我们身上的时间和精力更少了。乃至留在小六的童年回忆里：“爸爸带着我玩，我们之间的暗号是“玛德琳娜”。（巧克力糖）。

3、

其实，父亲更忙。从1952年到1965年这13年里，父亲完成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

此话要从院系调整说起。

根据院系史记载：1952年秋天，北京大学数学系与清华大学数学系、燕京大学数学系组建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段学复为首任系主任。当时共有教员29名，其中教授10名，有原北京大学数学系江泽涵、许宝騄、申又枨、庄圻泰；原清华大学的段学复、闵嗣鹤、周培源、程民德；原燕京大学的徐献瑜、戴文赛。

当年的亲历者丁石孙先生在访谈《我在北京大学的前期经历》中，也谈到这段公案：他说院系调整是按照“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进行的：一是把综合大学的工科分出来，只保留文学院、理学院；二是模仿莫斯科大学把数学系改为数学力学系。其实搞力学的只有周培源先生。谈到当年新北大数力系的领导班子，丁石孙说：据我后来了解，院系调整时，这3校数学系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由3位系主任和各系一位党员组成，负责北大数学力学系的组建工作。清华数学系出的是段学复、林建祥，北大数学系出的是江泽涵、刘世泽，燕京数学系出的是徐献瑜、吴文达。三位系主任中，虽然段学复先生最年轻，但在政治上最进步。

1953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成立了7个教研室：数学分析与函数论教研室，代数教研室，几何教研室，微积分教研室，高等数学教研室，力学教研室。父亲担任了高等数学教研室主任，这个教研室负责为外系讲授数学课，教学任务相当繁重。当时正在全盘学习苏联，改在大教室上大课，听课的学生多时超过一百人。父亲所讲的大课如在燕京时同样，仍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只不过教材改用苏联的，父亲突击学习了一个多月的俄语以后，就参加了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微积分学教程》。

父亲的学术生涯转向从1956年开始，北大档案馆的一份资料显示：

1956年2月27日，北大数学力学系给学校的报文：为加强计算数学方面的领导，拟即成立计算数学教研室，任命徐献瑜先生为教研室主任，请即呈报校长批准。此文经马寅初校长和江隆基副校长批复。

这个新学科方向的酝酿，在前一年已经开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敏锐地察觉到：开拓电子计算机这个新兴技术领域，计算数学将担当大任，北大数学力学系应开风气之先。于是父亲与胡祖炽、吴文达等筹备组建计算数学教研室，这是全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计算数学教研室。

对中国数学界来说，当时计算数学还是一片处女地，许多学者连计算机是什么模样都没有见过。对父亲来说，也是如此，况且从事计算数学，意味着他在年近半百时还要转行，由他所熟悉的理论数学，转向不大熟悉的应用数学，特别是转向应用数学中面孔陌生的计算数学。他是如何起步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芙清，1955年从北大数力系本科毕业，被分配留校到新建的计算数学专业攻读研究生。她的导师正是我的父亲。她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回忆了当年父亲指导她的情景：

第一次拜见导师是在北大燕东园40号，一座掩隐在绿树丛中、小桥旁的小楼中。带着期望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敲开了门，一位高高身材，清瘦的老师，带着亲切的微笑打开了那扇带有纱门的单扇户门，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走进明亮宽敞的客厅中，好像长辈牵着孩子的手一样，一股暖流消除了我的不安，我像回到了家中。

先生告诉我，他也是第一次进入计算数学专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计算机科学，教研室的教师们也都是从数学专业转过来的，我是这个专业的第一名学生，一切要去探索，而且仅有苏联的教材可以借鉴。先生交给我的任务是读一本“线性代数计算方法”，还千方百计为我提供了一台手摇计算机。要求我 ，不仅要读懂方法，而且要弄清演算过程，因为我们是要用来解决科学计算的。并为我规定每周见一次面，每周在教研室讨论班上报告一次，并说，我们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只要严谨、踏实、勤奋，一定能读好。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王选，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力系，二年级下学期末开始分专业，他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成为这个新建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他在日后的回忆中说：

计算数学专业那年刚成立，我因为看到了计算机的前景而选择了这一专业，当时的专业主任是徐献瑜先生。

徐献瑜先生教过我们两门课程：微分方程和程序设计。他讲课风趣生动。例如在讲授朗斯基行列式的特点，即“行列式内有一点为0，则统统为0”时，他打比方说，好比学校内有一个人伤风，则全校所有人统统都伤风。”此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使我至今仍记住朗斯基行列式的这一特点。

图片说明：1956年的父亲 他46岁。

正是从1956年开始，父亲有幸参与了中国电子计算机事业创始阶段的全部工作。他经历了四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1956年3月10日至22日，苏联在莫斯科召开题为“计算技术发展之路”的国际会议。我国应邀参加，组成的代表团，闵乃大任团长，胡世华任副团长，团员有徐献瑜、吴几康 林建祥和张效祥。一行6人于3月8日乘苏联民航伊尔-14去莫斯科，3月28日返回北京。 

我检索了一下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发现4人来自中科院数学所：闵乃大、胡世华、吴几康、张效祥，2人来自北大数力系：父亲和林建祥。

有意思的是我在搜索代表团团长闵乃大时发现，他竟然是一位德籍华人科学家， 1948年还是被梅贻琦校长看中，两度邀请，从海外召回清华为母校效力的。1952年秋天，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他被华罗庚先生亲自点将调任组长。从这时起，在中国电子计算机创业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件大事与他无关，但1958年闵乃大返回德国定居，从此在中国学科领域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访苏期间，中国代表团参观了苏联科学院的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中心以及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计算中心，看到了苏联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父亲详尽了解了计算机原理、程序设计以及如何做机器翻译工作等。他说：当时最吸引我们的是会上讲到的计算机到底是怎么研究制作的，还有就是怎么运用计算机来计算各种问题，开发计算机的功能和作用。当时苏联已经研究制作出一个叫箭牌的计算机，运行速度每秒2000次。他们演示了如何利用计算机作翻译工作，演示的是英文翻成俄文，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

第二件大事：父亲回国后，立即到西郊宾馆报到，参加了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我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的制定工作。他分在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由华罗庚领衔，全组26名成员是：华罗庚、严养田、温启祥、闵乃大、吴新谋、苏步青、陈建功、徐献瑜、胡世华、张钰哲、孙克定、黄纬绿、关肇直、江泽涵、段学复、郑曾同、李国平、曾远荣、张效祥、刘锡刚、夏培肃、吴几康、周寿宪、范新弼、蒋士騛。

周恩来总理邀请了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参加12年规划的制定，同时邀请了以拉扎连柯为首的18位苏联专家。会议期间，周总理注意到苏联专家中有三分之一是从事计算机、半导体等新科技，他立即召见了当时负责新中国电子、电信、广播事业的王诤和李强，专门询问计算机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听完汇报，周总理斩钉截铁地提出：“突出规划重点，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

按照周总理的要求，规划委员会将计算机、自动化、半导体、电子学四项作为“紧急措施”写入规划。在华罗庚的坐镇指挥下，计算技术与数学规划组经过从4月到6月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这次国家科学规划中的第41项“计算技术的建立”任务说明书。

1956年6月14日，父亲第一次走进中南海，与参加科学规划制定的500多名科学家一起，在怀仁堂前的大草坪上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的接见。在那张长长的合影照片中，身着制服的父亲站在最高一排自右至左第三个位置上。

第三件大事：据有关文件披露，1956年8月1日 ，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致函高教部，拟请清华大学周寿宪、北京大学徐献瑜、北京航空学院蒋士騛参加考察苏联计算技术的考察团，以便考察回来后在大学筹设计算技术专业。8月22日 ，总参三部给科学院干部局发函，通知选10 名干部以科学院的名义派往苏联科学院学习电子计算机技术。最后中方确定出考察团的15人名单，团长闵乃大，副团长王正，成员有吴几康、范新弼、蒋士騛、夏培肃、徐献瑜、周寿宪、莫根生、孙肃、严有光，秘书何绍宗，翻译张伟、穆立立、李象生。

1956年9月，父亲作为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赴苏考察团团员再度访苏。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三个月。在苏期间，当结束了面上的参观以后，考察团的成员分别深入到相应的研究机构，带着各自的问题进行专题学习。父亲说：当初去的大部分都是搞计算机的，搞硬件的，只有我一个人是搞计算数学的，搞软件的。他们每天到计算所看机器，只有我一个人到计算中心去，我觉得我去学习的目的是怎样利用计算机来算数学题目，以及怎样处理数学问题。

父亲在计算中心时有一段颇具传奇性的经历，1990年我应江苏教育出版社约稿 为父亲写自传时，他曾简单和我讲过。 2006年6月中科院计算所50周年大庆时，他向前来采访的记者详细讲述了这个故事：

那个时候计算中心的副主任叫迪特金，他让我在计算机上造一个数学表。数学表的用途很大，这个方面美国很发达，这个数学表美国当时已经做出来了。但不是用计算机做的，是用穿孔卡片做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摩尔根教授写了一本关于这个数学表的小册子，名叫Tables of Bessel Functions of Imaginary order and Imaginary Argument(1947)。迪特金就给我看了这本表册。美国当时做数学表是用的4位数组，他们是用这个数学表来做飞机的风洞试验的，而迪特金要求我用8位数组来完成这个表。这个题目很复杂，我拿到时不知怎么去做，也不知怎么去上机操作。后来经过分析，做这个数学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找出这个数学表的数学公式，二是完成上机操作。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在美国时候学过相关的数学函数。经过一个月的查资料演算，基本完成来。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编程序，因为不会讲俄文。他们拍了个讲英文的来教我编程序，那个时候还用机器语言来编。在回国的前一个月，才正式开始编写。程序编好以后，第一次上箭牌计算机运行时，有很多错误，通过我和教我编程序的人一起需要改，第二次上机时，就顺利地运行成功了，结果也算出来了。取样打印出8位数的前四位，完全与表册中相同。回国以后，大家都说我的这个程序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计算的程序，而且是完整的完成一个数学题目的程序。

父亲从苏联回来的第二年，就把自己的研究生杨芙清送到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和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了。她在苏联留学时的一张照片，即是她在父亲曾经使用过的箭牌计算机上操作。我们对杨芙清的印象是1959年她从苏联回国以后了，家里来了一位穿布拉吉漂亮的大姐姐，梳着两条大辫子。而她对我们的印象从她第一次走进燕东园40号就有了：先生家孩子很多，当然都比我小，很热闹，在这个家中我不觉得拘束。                                                                                                                    

图片说明 外宾参访中科院计算所 左起第4人为华罗庚。第1人为徐献瑜

第四件大事：1956年岁末，父亲回到北京后立即投入了计算所筹备工作。

科学规划会议以后，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阎沛霖、何津和王正，委员有赵访熊、闵乃大、徐献瑜、吴几康、范新弼、蒋士騛、周寿宪、张效祥、张克明、夏培肃，共14人。 

中科院计算所成立初期主要肩负两项任务：一是尽快研制出电子计算机，二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解决国防与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计算任务。计算所下设三个研究室，一室和二室分别负责整机与元件的研究，主要承担第一项任务；三室则从事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主要承担第二项任务。父亲被任命为三室计算数学室主任。

父亲从1957年初开始，经常去位于二里沟的西苑大旅社三号楼开会。经周恩来总理特批，计算所在此租了一些房子，有的用作办公室、实验室，有些用作学员宿舍。直到1958年2月，一座五层的灰色科研楼在中关村落成，计算所才了自己的家。这栋楼又称“北楼”，父亲所在的三室办公地点在三楼。（如今这些有历史性意义的建筑都已不复存在。西苑大旅社1958年被改建为西苑宾馆，后又几经翻建，现在是五星级的北京西苑饭店。而见证了中国最早的计算机诞生和计算数学发展的“北楼”，在21世纪的一片拆迁声中也未能幸免。）

1957年春天，计算所三室已经集结了70余名青年科技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比如高庆狮、黄鸿慈、许卓群、仲萃豪、蒋尔雄、刘慎权、董韫美、李家楷、储钟武、张绮霞、谢铁柱等后来成为中国计算数学界的中坚力量。几十年来，我们从父亲的口中多次听到这些的名字，有些人还来到过家里。

当然那几年，父亲经常挂在嘴边、让我们听得耳熟能详的是冯康先生。

冯康1957年到三室任副主任，他37岁，刚从莫斯科大学斯捷克洛夫数理研究院进修归来，年富力强，踌躇满志，他深通物理、纯数学，现又转向工程和计算数学。他对所有的课题都亲自过问，进行具体的指导，很快就成为三室业务的领军人物。父亲轻易不夸奖别人，但对冯康先生却赞不绝口，常说：“他可是聪明绝顶。”尤其冯康先生1964—1965年间，在中国与世界数学界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创造的微分方程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并先于西方建立了严密的理论体系，“有限元法”被国际公认为当代计算数学的一项重大成就，父亲说：他真是为我们这个专业争气啊！

被父亲夸赞“聪明绝顶”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1956年携全家从美国回国的董铁宝先生，他参与过美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设计、编程和应用。1960年以后他和父亲同样，在北大任教，在计算所三室兼职。

1961年三室又迎来了最早一批送到苏联留学的大学生学成归来。当时三室共有6个组，且看下面这张照片，仅第一组就如此兵强马壮。

图片说明：计算所三室一组全体同志合影。摄于1961年6月13日

前排自左起第5人即是冯康先生。美国数学会会长皮特。拉克斯说：那个小老头，他瘦小的身影不知疲倦，听到提问题就眼睛就发光。

左起第7人为父亲，他那时经常骑着一辆旧锰钢自行车去计算所上班。父亲个子高，右腿一蹁，跨上自行车，脚一蹬就骑走了。那辆自行车的大梁上有一块木条儿，是为我们小时候专设的车座。

创建一个新学科并不容易。作为创业阶段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培养出我国第一支计算技术专业队伍。从1956至1959年的三个学年内，计算所连续举办了三届计算技术培训班。父亲为第一届计算数学班主持“初等函数逼近”专题讨论会，为第二届的计算机班和第三届计算数学班主讲程序设计，并带领第三届学员和北大54级学生完成了由他提出数学公式的超音速飞机的超音速干扰气动力计算项目。

在《中科院计算所五十年回忆录》对这个项目有比较详细的报道：

当时正值1958年科技跃进之际，国防部门设计超音速飞机时遇到小展弦比宽机身组合的翼身干扰问题，当时还没有建成跨音速风洞，所以要估算超音速飞机气动力只能借助数值计算。军事工程学院罗时钧教授提出计算方案，从苏联留学归国的北大青年教师黄敦教授画出了翼身图形，徐献瑜据此图形做出了数学公式。然后指导学员们用电动计算机算了一个月，得出了小展弦比宽机身机翼组合体的超音速干扰气动力，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1958年8月，我国第一台通用数字小型电子计算机－－103机试制成功。1959年9月，104通用数字大型电子计算机开始运行。当时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所有的工程建筑、国防工业、科学尖端，都需要计算。父亲以及冯康、董铁宝带领中科院计算所三室投入上机实践，从1959年到1965年文化革命前夜，完成了82项工程计算的数学问题，包括电力工程、天气预报、大地测量、石油开发、水坝、建筑、桥梁、飞机、机械制造、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及两弹一星相关的重要计算问题。父亲几乎参与了每个计算项目，这对于一个愿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快意的事情！

4、

这段时间其实国家并不消停，反右、大跃进、拔白旗、反右倾、社教等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但父亲忙着创建新学科、培养专业队伍，解决计算数学问题，没有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而且他虽然在北大任教，但一部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中科院计算所，躲开了北大校园里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是非与风浪。父亲是幸运的。他对此所下的结论语重心长：“还是搞自然科学好，能为国家干点事。搞社会科学风险太大了。” 1957年3月，他的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双料校友、社会学、人类学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因为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登在人民日报上，被打成大右派。父亲为此曾深深地感慨过。

但在这次写作中，我回忆了燕东园左邻右舍伯伯、伯母们的境遇，发现父亲的结论只对了一半，园子里从事社会科学的：如哲学、经济学、外语、中文的教授们确实如此，在这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都领教过大字报、批判会，学术观点遭批判，本人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从事自然科学的，也未能幸免。1957年反右运动中，燕东园里被揪出的第一个大右派曾昭抡先生，就是著名的有机化学家，他家住桥西30号楼上，和我家一桥之隔。

曾昭抡俞大絪夫妇搬进燕东园的时候，他已任高教部副部长，夫人在北大西语系教书。没有几次看到曾伯伯的尊容，只见他在院子门口从黑色的小汽车里上下。查一下历史资料，可知他是1956年在民盟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一次会上，和当时发言的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一起被划为大右派，“六大右派教授”成为全国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

从此，30号曾家更深居简出了。1961年曾昭抡患癌症从武汉大学回京在家养病三年，都悄无声息。当我看到如下文字，感慨不已：在北京治疗癌症的三年时间里，他看了数百篇科技文献，撰写了100多万字的著作，自学了日语，还培养了一位青年助手编写讲义，接替他开的课程。这期间，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继续带研究生外，还坚持每年回学校两次，每次3个月左右，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

好像就是从1957年开始，本来就自扫门前雪的燕东园各家大人，开启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模式。只有我们这些不韵世事的孩子还是成群结队地各自玩耍。

在这次写作中，我还从自己的记忆中挖出了关于父亲的一段往事：那是1962年春天，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开会回来，非常兴奋，进屋就告诉母亲，“陈老总宣布给我们脱帽加冕了。还当众鞠躬道歉，说：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三个部分。父亲还说：聂老总（指聂荣臻）讲对大家的发言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个会啊，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我的印象里父亲说的这个会是 “广州会议”。但以后在父亲的简历中，在父亲的口述史记录中，我都没有再找到相关的记录，难以确认父亲是去广州开了这次会，还是当时听了会议传达。

但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一是父亲当时一反常态的愉悦；二是从父亲口中转述的词：脱帽加冕、三不主义等如此新鲜；三是当年我已经在一零一中学上初三了，学校里开始讲起家庭出身，我要争取加入共青团，对自己的出身问题当然敏感。

我查到《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8期上的一篇文章《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作者熊卫民，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文章证实：1962年2月16日－3月12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聂荣臻副总理主持，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卫生部、全国科协、中宣部科学处、中央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科技管理机构等部门的100多位主管科学技术的负责人，和全国各学科领域300余位重要的科学家参加。广州会议原定的主题是“动员并组织科学家讨论有关科学长远规划的编制问题”。三不方针就是聂荣臻在会议开幕式上提出的，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抒己见，充分争鸣，以很好地总结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改进工作。于是会议增加了总结科技大跃进教训的第二主题。

文章作者摘录了大量会议简报代表发言的内容，他说，参加会议的一些部门领导对简报里的话题都噤若寒蝉，而科学家们表示在发言时还是很有保留。陈毅和聂荣臻估计，因为“担心受打击报复”，“大家意见只提了60%”。这个估计恐怕还过高了。有科学家随即承认，关于知识分子和党的隔膜，他们只讲出了大约20%的心里话 。而对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定性，成为这个会议以及同时在广州召开的戏剧创作会议绕不开的问题。

此时在北京，中共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周恩来和陈毅立即南下广州。3月2日，周恩来向参加这两个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了几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再一次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因为工作忙，未等会议结束而提前返回，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于3月5日、6日向两个会议的代表明确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为什么这样重要的一次会议，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文章的作者熊卫民也提出：此次会议简报中的内容都极有价值，但长期封存，未见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对这次会议的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

再查历史，发现半年多以后，也就是1963年底，毛泽东和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反对“脱帽加冕”这一提法，而且有舆论已经把这次广州会议视为“与1957年同样的一次右派猖狂进攻”。再过不久，文化革命开始了。我猜想，这也许是父亲以后闭口不谈“广州会议”的原因，那种宽松的氛围仅是昙花一现。           

转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