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在文革中的遭遇比军队来的倒霉些，军人比较简单， 就是上战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地下党不一样呀， 身处对方地盘， 不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大喊大叫， 那会找死的，尤其是搞情报的， 还得伙同敌方机要人员一起骂GCD， 别人才有可能让你接触到情报吧， 您还能开口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可事后搞起运动来， “你， GRD， NND， TMD， 和敌人一起骂过GCD！”！！！不是内奸是什么？！

一不小心被敌人逮进去了， 就算是李玉和， 也得想办法和鸠山糊弄一番不是？ 随便说一句， 按文革中的定叛徒条例， 李玉和也可以算成叛徒， 因为他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 那段唱词作证：“ 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

文革期间， 有个油印的江青同志对小说《红岩》的讲话， 记得有一句， “这部小说是叛徒写叛徒”。

倒霉呀， 地下党。

--转载者

地下党为何成了叛徒集团

林启山 发布于： 2007-05-18 11:29

地下党为何成了叛徒集团？

——张必烈回忆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的悲惨遭遇


原中共金秤市地下党支部,是早在抗日战争前夕,在“塘田战时讲学院”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解散之后,以讲学班学生党员为基础,办了一次党员训练班,由马列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同志（吕系当地人），于1939年在金秤市油塘村建立的。直属省工委领导。当时有党员11人,由吕振羽同志的夫人江明任支部书记。江随吕北上后,由吕一平接任支书。吕一平去了解放区,李树荣接任支书。李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走后,由吕楚成接任支书,李毅卿任组织委员,彭义方任宣传委员。他们坚持在本地工作,以金称市中心完小为阵地,宣传马列主义,举办短期培训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一边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一边为上山打游击做准备。
他们艰苦备尝,出生入死，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麻布袋子兜起丢到河里去,谁知在日夜盼望的解放后,在“极左”路线统治下,却成了“假党员”、“叛徒集团”,有的不承认党员身份,有的被开除,有的坐牢,有的冤死,有的被自己的同志丢到河里喂鱼,沉冤三十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起死回生,重见天日。

一、 处 境 艰 难

当时,金称市地下党支部的活动，是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进行的：
1942年,国民党以“限制异党”为由,活动猖獗，矛头直指地下党。武冈县（当时地属武冈）党部安插在金称市的代表人物吕音南要求当地青年都参加国民党,否则以异党论处,其目的就是孤立、挟制共产党,形势极其严峻。支书吕楚成跑到原邵阳县城（即今邵阳市区）找到了党的联络员曹广才向组织汇报。经组织批准,同意吕楚成、李毅卿、彭义方三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及组织活动。
后来,另一股反动势力——陈南翔、陈中州等流氓豪绅集团,在金称市成立了一个三青团区中队,扬言有枪支,矛头也直指地下党。党的外围组织“营业社”成员吕应中想另成立一个“三青团区中队”与之抗衡,希望吕楚成支持。吕认为这个背景完全有利于党支部的活动，决定派张必烈、吕振夷、吕希文三人参加,以了解情况,掌握枪支,后因组队人数不足,又有地下党员李众青、易延庆、吕基学、张贤享等十人参加。进一步壮大了组织力量。
此后，地下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中断。
1944年日寇入侵,地区沦陷,吕楚成等曾多次寻找组织末果,虽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但从未丧失斗志,仍按原指示精神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分散积极活动,等待上级来人。
1946年,抗日胜利后，内战迭起,支部除继续传播马列主义,发展组织外,并设法夺取了金称市中心完小和伪乡公所的领导权,作为文化宣传基地和掌握伪乡公所的枪枝弹药,为壮大革命队伍,搞武装起义作准备。嗣后又夺取了伪古峰乡的领导权,从而动摇了国民党在当地的统治基础,并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抗丁、抗粮、抗税、清算被土豪劣绅侵吞的校产、会产等,支部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金称市地下党支部从1940年发展吕振夷入党，41年发展张必烈、易延庆（易萍）入党起，到1949年解放前夕，该支部共有党员31人，除江明、吕一平、李志国、江景、易延仁等五人先后去了解放区外，坚持在本地工作的26人，虽身在白区与敌人殊死搏斗，却无一人投敌叛党，或半途退缩变节，党员唐远蓬在剿匪中不幸被抓，虽惨遭肢解，仍坚贞不屈就是明证。
1949年2月,原四望乡乡队副莫新春在白仓,（时属武冈,现属邵阳）举旗起义,自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第九支队,被国民党保安团围剿,各方黑手都伸向起义部队,企图诱骗“招安”。起义后的第三天,该部领导人之一唐道光找到支部成员张必烈,要求帮助寻找地下党,张必烈立即向支书吕楚成汇报,吕当机立断,派张必烈、易延跃二人加入莫团,迅速掌握部队情况,积极帮助寻找组织。恰在这时,支部党员李众青的好友莫昆州来了,当得知莫是有备而来后,大家欣喜若狂,李众青立即陪同莫昆州与唐道光见面,三人谈得非常投机。几天后莫昆州即陪同县工委书记龙仲秘密来到白仓,与起义领导人莫新春、李梦麟、唐道光三人商谈接受地下党领导事宜。
同年6月,地下党县工委通知唐道光、李梦麟、曾明州、张必烈四人去县城（今邵阳市区）接受任务。地下党领导叶苓、江鹜接见了他们,传达了省工委决定在农村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通过个别谈话,吸收了曾明州、李梦麟入党（唐道光因急病未到）,张必烈第二次入党,组成临时党支部,曾明州任支部书记。他们回白仓后立即发展党的组织。此时,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己有14位党员参加了起义部队。张必烈任团部军需主任,彭义方、李业成被派往大队或中队负责军需,建立了用粮制度。易延跃带领直属分队收缴了伪古峰乡和五皇冲联保的枪支,彭义方、吕国华不费一枪一弹,收缴了唯一乡20支步枪和4支手枪。
6月底,地下党派江鹜、刘少川、覃文魁到白仓，起义部队正式命名为“湘中二支队第三团”,莫新春为团长,李梦麟任副团长,唐道光任参谋长,江鹜任政委,原支部成员吕基贤任团副,张必烈任二大队教导员,其他党员都分到各中队任职。
部队改编后,江鹜找吕楚成谈话,说：“原金称市党支部因无上级组织证明,对整个支部的组织关系暂时不宜接收,但承认支部成员,在失去上级组织的联系期间,仍能坚持艰苦的地下斗争,可以重新入党。”于是批准吕楚成重新入党,再由吕楚成介绍,先后批准李树荣、李毅卿二次入党,重组金称市党支部,吕楚成任支书。唐远逢、唐健梧、夏堂元、李众青等分别举行第二次入党,胡作策、曾令英、吕基贤是在新支部领导下发展入党的。同年8月,经江鹜批准,还组建了金称市支部新宁县回龙寺分支部,曾明英任支书,胡作策任组委,曾令英任宣委,后吕楚成去回龙寺考察,又发展了吕一琦、伍炳讷等六人入党。
解放后，三团去武冈整编，金称市支部成员，除唐远篷、吕基贤随部队去武冈外，余该留地方工作。

二、晴 天 霹 雳

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成员,怀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地下活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迎来了解放,因此在解放之初,这些人自然而然的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戴和党组织的关怀、重用，成了县、区政府的骨干力量,有的当了科长,有的当了区长或区委书记,和全国人民一道,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心情何等激动舒畅。谁知,1952年整顿党的组织,平地一声雷,把这个地下党支部炸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当时的中共邵阳县委,忽视了南方地下党在白区工作的特殊环境,而用北方老解放区党组织的标准去衡量,认为金秤市地下党支部的成员成份复杂,又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不苻合组织标准,报经邵阳地委并湖南省委批准：除李众青、吕基学两人保留党籍外,其余支部成员吕振夷、李业成、吕基贤、易延跃、吕国华、彭义方、张贤享、曾明英、胡作策、曾令英、曾祥安、肖体新、伍炳讷、吕一琦、邓集征、江积儒、唐健梧、唐远逢、李有栋等一概不予承认。解放前夕重新入党的吕楚成、李树荣、李毅卿、张必烈、夏堂元等五人被清除出党。整个地下党支部被否定,说成是什么“叛党支部”、“骑墙支部”、“国共支部”等等,政治压力极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支部成员都被按“假党员”、“叛徒”对待，他们被压得抬不起头,伸不直腰,很不服气,一边工作,一边申诉。答复说：这是中共邵阳地委决定的,湖南省委批准的,是“铁水淋死”的,你们先参加地下党,后又去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不定叛徒,已经很宽大了,还想翻案？！

三、在 劫 难 逃

原组织委员李毅卿，在1956年审干中，因追查所谓的“叛徒”历史，被迫自杀身亡；
党员李有栋，新宁县人，1943年入党,53年先后任新宁县副县长、县长,58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说他为“右派翻案”，被逮捕入狱，死于狱中；
易延跃，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莫新春的起义部队，任该团直属分队分队长。1968年被诬为“黑杀队”，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不治身死。
党员吕基贤、以所谓“叛徒”“闹粮荒”被捕入狱,死于狱中；
支部书记吕楚成,1939年入党,翌年任职,直到解放,同国民党反动派做了十余年的殊死搏斗,为武装群众抗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出生入死。家乡解放了,奋斗目的达到了,心情是何等的舒畅！谁知在整党运动中,担任了十多年的支部书记,不仅被强行否定,反而被戴上“叛徒”的帽子清除出党。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分子”。叛党加右派,老帐新帐一起算,被开除公职,遣送回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改。尽管如此,他还能利用自己衰老的躯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苟延生命。1968年农历7月28日，“文革”中“抓黑杀队”,又诬说他是“黑杀队员”,被抓后酷刑拷打,五花大绑,丢入芙夷江中喂鱼,连葬身之地都没有。
党员吕基学,出身贫苦，靠吕楚成多方扶持，成家立业。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1年任邵阳县一区区长,53年任十二区区委书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8年亲眼看到老支书吕楚成被打得遍体鳞伤,又被丢到河里喂鱼的惨状,就想不开了：解放前,国民党特务专抓共产党员,抓到了就装入麻布袋子往河里丢,当时拼死斗争,未被抓住,。现在解放十多年了,反被自己的同志大张旗鼓地丢到河里喂鱼,连尸体都不准收,这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那有如此恶毒的深仇大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自己及早行动,免受吊打之苦,便投河自尽了。
李众青,1943年入党,1951年划县后,任十一区区长,52年“三反”后任县建设科长,后任县农林水利局副局长,以后又改任县文化科科长。56年内部肃反,因李众青曾于抗日战争时随其兄李江（中美合作所福州气象站站长,后参与起义）在外读书一年多,因其兄李江在审干中属“反革命”,他亦涉嫌“反革命”,批斗时逼得吐血,饮食不进,卧床不起,。1957年,他放弃科长职务,去中学教书,正科级的78.5元的月工资不要,只领48元。后又申请回家务农,在家时精神颓废,思想混乱,寻求寄托,相信“因果报应”,笃信迷信,谟拜岳飞、关王、药王、家神,被县委领导批评。他说“迷信不违法”,拒不认错,于1966年5月16日去找县领导评理,因当时他身为农民，手拿锄头一把，便诬陷他“用锄头挖县委领导”，立即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捕入狱,拷打问罪，百般审讯凌辱，1968年端午节死于狱中。
张必烈,1941年入党,曾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加入莫新春起义部队,是领导骨干之一。1950年4月任十七区民政干事,十月任区文教助理,兼任武东中学校长。51年冬划县后,任十二区区长。52年任县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县保险公司经理。53年调省保险公司。1958年2月因所谓“叛徒历史”下放回县，在一中教书,时李众青任县文教科长,两人经常促膝谈心,1965年，张调十中（白仓）,李在家,两人又经常接触,相互劝勉,后因李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而备受牵连,就地关押审讯。由县公安局一个姓刘的股长负责。审讯的方式比较独特：在一间小房子里砌四个土砖,要张坐在土砖上,双眼平视,腰挺背直,两手下垂,必恭必敬。然后要他交代怎样与李众青搞反革命组织的,还有哪些成员？反革命组织的目的和纲领是什么？交不出来，就这样坐下去。从天黑到天光,又从天光到天黑,一天24小时,一直这样坐,又不准打磕睡。审讯者轮流换班,不打磕睡不口干,尽职尽责。这样坐了三天三夜,浑身疼痛,觉得生不如死,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怎样死法？看守很严,悬梁、割颈、投河都不行。终于想到了学校的小便池,请假屙尿还是允许的,经过反复思考,决定走这条绝路。一天深夜,趁向看守请假屙尿之机,纵身跳入尿池。谁知池内藏尿不多,淹人不死,空费了一番心思。但转念一想,当年加入共产党,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为什么今天反而经不起考验了呢？既便遭受冤枉,相信只要有共产党在,一定会把问题弄清楚,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又有何意义？岂不是害怕邪恶势力？畏罪自杀的帽子自然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这样一想,脑子忽然清醒了许多。赶快爬出尿池,向看守汇报,说：“瞌睡来了,头一晕就跌到尿池里去了”。第二天立即转变以硬碰硬的斗争方式,改为顺着杆子爬,以等待时机。便承认和李众清有过非组织活动,目的是推翻上层领导体系,夺取各级领导大权。大帽子尽往自己头上扣。审讯者觉得大有收获,就是反动纲领没有交代清楚,于是狠挖反动纲领。可是张必烈也着得自己水平太低了,老是编不出一个象样的反动纲领来,编来编去,总不象样,硬是通不过。如能蒙混过关,就可以与李众清一起坐牢了,就免得坐土砖了,因为坐牢比坐土砖好受。谁知审讯者又转了话题,问：“我们研究要逮捕李众清,可是他却提前投案自首了,是谁给他报的信”？至此,张必烈已经坐了七天七夜,听到这样的问话,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姓刘的,你的意思是我给李众青报的信！别的东西我都可以编出来,是谁送的信我怎么知道？我也编不出来,你把我抓去坐牢好了”。奇怪,发了点怒气,他们反而不审了,解除了坐土砖之苦。短短的七天七夜,他身上的肉,飞跑了十多斤。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过了一年多,全县到处“抓黑杀队”,张必烈又变成了“黑杀队员”,被酷刑批斗,挂黑牌游街示众。行程几十公里,捆绑、罚跪、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最难熬的是“吊半边猪”,用麻绳栓住他的一个右手大姆指,和一个左脚大脚趾,在屋梁上悬空吊起来,一个脚趾头和一个手指头要承担全身一百多斤的重量,已是何等难受,还要往身上加土砖,从三个加到六个,手指被吊断,人被摔倒在地,土砖压身,昏死了不知多少次,苏醒后又被押往塘渡口，在县公安局关了三个多月,1969年被开除回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改,修水轮泵抬石头,挑河沙,都拣重的干。
此外，还有一大批同志因参加金称市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以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等罪名，被整得呜呼哀哉，九死一生。

四  重 见天日

七十年代末，党中央把落实地下党的政策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向全党发出通知。《通知》明确指出：“由于对白区工作的特点缺乏全面了解,也由于‘左’的影响和工作失误,全国各地的地下党都遭到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待遇……”。
1980年,中共邵阳地委和邵阳县委,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原金秤市地下党支部进行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调查、核实,做出了如下结论：“该支部较好的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坚强的支部。其中党员的大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决定撤销1952年的错误处分。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成员,在1952年被清除出党和不予承认党籍的同志,全部恢复党籍,恢复职务。
1981年12月,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得到了彻底平反,撤销了对吕楚成及其他同志的处分决定。并对健在的原支部成员,因年事已高,一律作离休处理,其中张必烈定正县级,彭义方、夏堂元、李业成定副县级。对非正常死亡的吕楚成,1980年纠正错划右派问题,1985年平反“黑杀队”,对其爱人张金姣给与抚恤。李毅卿、李有栋、易延跃等人的老伴也享受同等待遇。
至此,经过了近三十年负屈含冤的原金秤市地下党支部,被人为扭曲的“狰狞”面目完全恢复了常态,又成了一个光荣的地下党支部，可惜幸存者却寥寥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