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听杨绛一面之词不够，确实需要看看濮赵是咋说的。

找到一篇濮的： 

致《书屋》编辑部的一封信 　　 　　 林 非

主编先生： 　　 　　

近好。　　 　　

贵刊登载的两文都已看到。对于“文革”那荒唐岁月中发生的往事，说起个人的恩怨来真是没完没了。譬如在当时搬迁后邻里纠纷的事儿，也常听说过，住在同一个单元里，难免会引起一些争执。最悲惨的是有个工友在调整住房后，其年幼的女儿，竟被原先住户的儿子所凌辱。 　　 　　

许久以来在有些吹捧钱钟书和杨绛的文章中，早已用某些不实之词对我们进行攻击。从杨绛那篇大肆诬陷的文章发表后，为了说明当时的实情，肖凤写了《林非被打真相》，我也写了《我被钱钟书殴打的前后经过》。此后就陆续出现了一批争论性的文章，其作者有的是认识的，有的却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像传记文学作家陆仁先生，就曾读到过他的不少文章。而萧为这名字却从未听说过，总是钱钟书弟子的化名，学生替老师执言，该说是人之常情。不过本来似乎是无仇无怨的，何必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谩骂的话语？ 　　 　　

有关跟何其芳先生的矛盾，也发生于我被钱钟书殴打之后。在这场纠纷中间，我们并未动手，而他们却咬伤和打伤了我们，还八方出击地去告状。而像我这样可怜巴巴的底层小民，能够去找谁伸冤呢？却还挨了工宣队的一顿训斥，说是对方已经告到一位高官那里去了，如果要加以过问的话，就得遣送我去北大荒继续劳动。我觉得自己实在无辜，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厉害的克星？心里真觉得又恐惧又气愤又窝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要痛打他们一顿的念头，好歹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怎么能够野蛮地动手打人呢？对方说是“听到传言”，我们宣布即将要毒打他们。尚未动手就这样广泛地宣伟，不就让对方加强提防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傻子？然而作为说明对方内心的恐惧，倒是千真万确的，把我们打伤和咬伤了，他们却毫发无损，自然是昼夜都害怕我们会采取报复的行径。 正因为此种心理时刻咬噬着他们的灵魂，于是就采取了“流亡”的途径，听说是前往他们女儿的住处去了。几天之后，就有一位与他们经常交往的同事找我商量，说是已经跟几位领导谈妥，将他在建国门外的两间住房让给我们，自己则搬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去安身，而让对方搬回原处来。我们很快前去观看了他的住房，原来他也是跟另外一家邻居合住的，还告诉我们两家也不太和睦。那么我们如果搬迁过去，万一再跟别人有些什么纠纷，就会让对方舒舒服服与平平安安地看笑话，不真的成为愚不可及的傻子了？ 正在此时又听说了合住一个单元的小说史家孙楷第先生与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之间，刚发生过一场拳打脚踢的殴斗，总是由于住房的异常紧张，只能被安排着混杂在一起居住，才造成了这个令人唏嘘的后果。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更坚决地拒绝了搬迁的方案。 　　 　　

这时候被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迟群所批准，刚出任领导的何其芳先生也很严厉地命令我，必须立即搬走，换回钱、杨二人。当我向他诉说自己的困难与忧虑时，他就很不耐烦地发了通脾气，严厉地催促我赶快执行命令，要不然就会处理我了。我暗暗思忖在“干校”时跟他住在同一间草棚底下，相处得相当融洽，现在却为什么丝毫都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因为我没有服从这样的命令，后来想要从事的研究工作，竟也未获他的同意，心里觉得又苦恼又生气又害怕，却也感到不能坐以待毙地等候着灾祸的降临，就致函“中央文革小组”告了他的状，当然是毫无结果。我在走投无路中竟把专制的渊薮幻想成为保护小民的救星了，实在是万分的荒谬。至于将这说成是什么效忠信，那完全是恶意的歪曲。 　　 　　

关于朱寨先生咒骂我的事儿，我以前并未知悉。偶而见面时他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以为跟他并无仇隙。记得在“文革”期间，他跟随工宣队去南方外调有关人员的历史问题时，因为偷了一双长统胶鞋，被工宣队当众展示，进行批判。听说是他因为怜惜自己母亲没有胶鞋，下雨天去买菜时布鞋被湿透了，由于孝心的萌动才出此下策，所以是同情他的处境的。　　 　　

我本来是想尽量不去涉及旁人的事情，既然萧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只好作出如实的陈述，贵刊也有责任将这发表出来，好让读者作出全面的判断，否则就不是公正的态度了。 　　 此致 　　 　　

敬礼！ 　　

林非（真名：濮良沛）

发现其妻赵翔凤（笔名肖凤）对此事写了三篇， 文章， 但没找到原文。

1.赵发表在《长城》一九九七年第四期上的《回眸•林非被打》； 　

2.赵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上的《林非被打真相》

3.赵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上的《林非被打真相》

只是说说自己的看法。

作为钱钟书一个单位的年轻同事，两人级别职务学术地位社会地位相差太远， 恐怕只是“点头朋友”， 一个是60来块一个月的研究实习员， 一个是345块的一级研究员，钱老不是高傲之人但待人不热情是真，又不是同一个研究方向， 所以这二位不该有什么交往， 文革初期小濮是否写过老钱大字报或有过什么革命行动？估计没有， 否则杨绛在文章中会提及， 因为这是攻击小濮的最佳材料。

在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的研究单位，小濮这类人员实在有点不起眼， 分房子只能比小青工快一点， 所以那时他家四口只有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 很正常， 结婚分到这间房也就不错了， 后来生孩子老娘来照看孩子， 变成四口之家，还不知道老娘有没有北京户口， 若没有的话， 分房只能算三口人， 人均四平方米， 超过北京人均了。

也算是沾了文革的光， 整个社会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一种极不待见（不愿意用更实际的说法）的态度， 而其中两项是冲击的重点： 工资和住房。

借着1956年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国家给与了高知很好的待遇， 主要就是工资和住房上（当年没有预料之后会有灾害三年， 但到那三年又给了特供的照顾， 这是后话），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嗨一声”， 形势大好起来的， 研究部门首当其冲该着挨整的就是高知，除政治的蹲牛棚挨批斗挨打等等之外， 直接令人想到的就是工资和住房， 在这个问题上， 最心怀不满的不是工人干部， 而是年轻的知识分子！！

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属于一个catagory，很难类比，而如同小濮（现在差不多变老濮了），大学毕业也十来年了，职称职称还是研究实验员， 工资工资大多没加过一分钱， 住房住房与大多数其他人一样在人均线上下，看着那些所谓高知们，大多是在三十上下就有了至少副高的职称，40来岁时工资大多过了二百！住房至少时三间， 若是和老钱比一下， 三口之家四间房！！不把人气死才怪！

这种气愤， 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关， 与斗批改也无关，   更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无关， 实际上就是标标准准的嫉妒。

不但工农出身的年轻知识分子有情绪， 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也一样， 谁不想多几个钱！？谁不想住得宽敞点！？无论他或她时造反派保守派， 天派地派， 没区别。

于是， 只要有人提出，扣这些老家伙的工资， 响应者“甚多”， 有人建议压缩老东西们的住房， 欢呼声一片。

说到老濮小赵， 能被挑中成“沙子”，至少要和当权的那一派关系不错， 成分也应该是中等朝上吧， 否则， 那时人均三四平方的绝不是三个五个人， 能轮到总还是有点道道的。

这是“进驻”老钱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

搬进之后的初期， 据双方说关系相互可以，这儿恐怕老钱夫妻心理多少有点压抑，原因不用说了， 但大环境如此， 人在屋檐下，没办法。

矛盾的产生， 可以猜测， 老濮应该可以， 这可以倒回来看， 文革后老钱如日中天的红， 若是想给老濮穿个小鞋，小case一件， 但老濮一步一步地出名又有了利， 想必老钱没点眼药。

那么， 只能出在赵姐姐和杨妈妈身上了， 女性的心眼偏小， 并且起矛盾的地方最容易发生在厨房厕所， 而这儿常情又居多是女性的领地， 这二位中， 小赵的责任似乎该大些， 毕竟“进驻”时时以“掺沙子”的模样进入“牛鬼蛇神窝“里去的， 盛气凌人也就不算奇怪了。

要不是有后1970年开始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老钱小老濮还打不起来，也就是说， 也算是落实政策给老钱老杨壮了壮胆。

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顺藤摸瓜， 看看小赵是咋说的。

家里住房被占过的， 可能看法比我还激烈。

添一句， 毛主席有句话真的没说错：”在 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占房和被占房的， 说法肯定不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