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当时不少高层干部对“文革”爆发不理解，愤愤然地说：“因为有饭吃了，所以又要搞了！”   从这句话来看， 大概真的有人希望大家还是别吃太饱为妥？--转载者

１９６５：“文革”前最富足的年代

·石剑峰·金大陆·

经过四年的调整，中国国民经济至１９６５年时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原子弹爆炸，石油自给，提前还清了外债，“到处莺歌燕舞”。而在此时的上海，市民平均消费水平也在平稳增长中，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始终并未被频密的政治运动而彻底扼杀。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认为，“金钱”、“财富”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上海市民的意识中。即便经历了“文革”“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礼”，仍然不曾消散和退却。

问：您之前写了一本关于“文革”期间上海生活的书《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那么从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调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之前，上海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呢？比如到１９６５年，上海的社会生活是否也呈现“非常与正常”的状态？

金大陆：这个话题太大，我仅从当时人们的“金钱观”来讲。１９７６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其中有一句“到处莺歌燕舞”印象深刻，好像是在说“形势大好”，实际上“文革”已呈现颓势。再仔细一看，原来这词是毛写于１９６５年的，是指“文革”运动前形势的。自１９６１年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来，１９６２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开始稳步增长，至１９６５年时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除了原子弹爆炸，石油自给，提前还清了外债等，具体在社会生活方面还表现为：票证供应范围缩小；市场物价回落；给４０％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较大提高，比如全国人均１９６２年猪肉供应为４·４斤、棉布１１·１尺，到１９６５年为１２·６斤、１８·５尺等。

上海如何？在上海，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５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２５·８２亿元到２６·５５亿元再到２７·１３亿元；城乡居民存款则从７·３１亿元到８·６４亿元再到９·９８亿元，说明当时人民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对“金钱”的拥有和支出也是平顺的。至于，是否有人利用职权和机会贪占“金钱”？有材料说，１９６５年上海共查处犯有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错误的党员就达１３０７人。尽管有理念和程序之差异，但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始终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合法”，还是“不合法”；在于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存款的稳步上升，也代表着当时上海市民物质生活开始丰富，但在这背后是否已经涌动着政治潮流？否则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６６年，仅仅几个月时间，整个社会就开始集体政治转向。

金：与此同时，“莺歌燕舞”的背后却是“阶级斗争”的潮流涌动，从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到“四清”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批判“封资修”一片萧然，到江青联络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划发动“文革”的《评“海瑞罢官”》。包括我们出身不好的在学学生，在入团、升学和日常的活动中，都是明显感觉到压力的。难怪当时不少高层干部对“文革”爆发不理解，愤愤然地说：“因为有饭吃了，所以又要搞了！”

问：您刚才讲到，在“文革”前夕，人民对金钱是有追求的，甚至有党员还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是始终存在的。但随着１９６５年的结束，１９６６年“文革”的到来，这种“金钱观”发生了变化吗？

金：“文革”爆发的时候，“破四旧”、“抄家”是“革命恐怖”。我们收集了很多抄家的资料，结果发现，“革命恐怖”来到了，有极个别的人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我这个街区有个姓花的地主，那时叫“四类分子”，平时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抄家那个晚上，是花地主家住在市区的孙女、孙子带着红卫兵来的，进行了摧毁式的打击，弄得邻居在旁边都很害怕。有一些人是非常无奈的，真正感到了恐怖。这个例子是复旦一研究生说的，他的爷爷是上海开车行的，抄家的时候害怕得把黄金都拿出来摆在桌子上，等红卫兵来拿。但是，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更多的家庭是转移财产，是藏匿财产的，方法也各式各样。前些年《收获》杂志有一组“文革”记忆的文章，其中有一女高中生，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个老板了，她就将家中的金条藏在这女孩子的私处，弄得两边大腿都磨破了。也有报道说大串联广场上有丢失的金条。关于抄家物资，初期均登记造册（北京红卫兵抄名中医陈大年家的财产就交到了银行），中后期则发生比较严重的偷盗。

问：在一般的印象中，因为革命或者“文革”，人们对金钱是没有诉求的，事实是否并非如此？

金：即便“文革”前期，许多事例都证实人们对金钱的认同和追求。下面讲的全是来自档案的材料：１９６７年时，不少街道工厂挥霍公家的钱，购买电视机、毛巾、保健药品等；筹办一个《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竟然申请二百多人次的出勤补贴，达五千多元。１９６９年时，上海化工局革委会报告“抄家”物资情况：“全局２００个单位有散失、失窃及私自动用的有１４２个单位，占７１％”，一只被偷的钻戒就是从门顶上的肥皂中挖出来的。以上数例均发生于单位体制内，具体表现为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盗“公”为“私”，等等，总之，是通过各种技术性的手段，以“公”为“私”。在此，“公”不仅是大头，更因为是“公”才具备成批量、集团性地化为“私”的可能，即在当事人的普遍的心态和认知中，“公”成为了“私”的源头。

再看发生于１９７６年的两个事例：１９７６年时，因有大量的肿瘤病人及家属来往于上海肿瘤医院，其旁边的上海保健旅社就公然成了“票证交易”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住在旅社旁的八十四岁的孤老太康翠英，便用家中的煤炉“代客服务”：代烧鸭子四毛钱一只，代煮蹄膀三毛钱一个，弄得生意火热，群众反映康老太每天收入二元多。于是，康老太扩大生产规模，“从一只炉子扩展到三只炉子，从清晨到夜晚十多个小时炉火熊熊”。邻居纷纷效仿，其中一家搭建违章厨房，准备大展“宏图”。

再据１９７６年６月的简报，上海《文汇报》记者在一周日的下午，分别在淮海路、延安中路、南京东路现场观察，两小时内共发现五处十六人次的摊贩现象，这些摊贩一般都是男女搭档，一个叫卖，一个望风，主要出卖自己编印的《菜谱一百种》《家具图样》《绒线编织法》和《数学游戏》等，能赚不少的钱。

有意思的问题是：这可是私人面对市场的作为，不是揩公家的油，不是吃公家的肥，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甚至是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创造，看准了市场的缝隙，然后勇敢地扒开这条缝隙，从中既满足和推进了市场的需求，又从市场赚取了钱财。浸润于在中国最大的工商口岸，浸润于百年以来中西方混合的市场运作，上海市民对市场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灵巧，勇敢和智慧。

当然，１９７６年的面对市场，与１９６７年利用形势倒卖像章、印制地下报刊的情况不同。近十年来的时空跨越，可见前者是谨慎公开的，后者是刻意隐蔽的；前者是服务于市民生活的，后者是倚仗于政治宣传的；前者具备“劳动致富”的含义，后者属于投机取巧的行为。其间的内容、手段和境况的变化，大致可反映整个社会变化的意涵。

问：社会秩序的混乱恐怕还为一些人提供了更多机会去争取个人物质和利益诉求。

金：这就是所谓“革命诱惑”。革命了，便引动各种利益的诉求，且都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最终发生“经济主义”风潮。当革命造反汹涌而起的时候，对“对象”的恐怖与对“自身”的诱惑是同时伴随着的。其实，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反“经济主义风”之前，上海就有民办小学教师和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外语学院在读函授生等，吁求“革命资格”的“造反”，目的分明是为了确认“正式编制”的身份认同。所以，“革命”是名义，“资格”是媒介，“身份认同”是实质。

问：普通工人是否也借助“革命”来提高自己的待遇？

金：１９６７年１月前后，上海确实因各方力量签了一些补加工资、增加福利的条规。结果夺权以后，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提前发放工资的通知》。其中第八条规定：从今年一季度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就是原来当权派签的一切条规都不算，但是可以以去年第四季度实际支付的工资总额为基准。在此，什么叫“实际支付”，什么叫“总额”，那就是除了工资以外，保留你的奖金。到１９６７年９月，市革委会劳动工资组下达《意见》，明确规定“按季、按年发放的奖金，节日加班工资等，仍可按原来规定发放”。再到１２月份的时候，市革委会工资组有关《请示报告》称：各单位再按“文革”前，即１９６５年奖金发放水平，但不得增加。年末使用的职工缺勤的奖金，因缺勤病假是要扣奖金的，怎么办？就是到年底的时候综合地发放，但是对“保守派”不再停发奖金，扣除的也不补。同时规定各造反派负责人，都要把奖金维持在原来的状态，原是工人水准的，就拿工人奖金，原是干部水平的就拿干部的。这就告诉我们，上海在“文革”期间，是保留着奖金这一块的。当然，各行业的奖金水平也不一样，如市属交通运输局年七十一元，区属集体所有制房修队年四十五元，菜场年六十元，清洁管理站年三十五元。一般情况每人每月五元至六元。

到了１９６８年初的时候，对部分资本家、小业主，在奖金上仍然是扣掉的，因为这是“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问题。但对所有的群众，仍然是要回到１９６５年的水平。例如杨浦区房修队革委会通过忆苦思甜、个别谈心，将１９６６年提高全年奖金额五十五元，改为１９６５年水平的四十五元。我认为这并不是少要奖金，而更多是集中于政治上的得失考量——或许确实认同、服膺这条革命的红线；或许受制于已变化的身份、角色的限制；或许判断政治上的“得”将大于经济上的“失”。总之，革命造反的政治判断，在是否忠于毛的路线的托举下，占据了上风。如果说这种选择属于革命造反的大势下的“正常”，那么，这种“正常”中，既有“顺应”的一类，即顺从政治趋势；又有“应对”的一类，即利用政治趋势。

当然，这是“上海视角”，因常年政治运动不断，长期不增加工资，以至这份奖金格外重要。许多上海人是把这份奖金纳入正式的收入计划，上海人讲“照牌头”，请病假算准天数“克扣克”，为什么？为了不能“敲奖金”。所以奖金虽然名义上是额外的，是附加的，客观上却是实体性的，计划内的。不知道“文革”时期的北京、天津或者外地的企业是否保留着奖金制，想必是保留的。所以，研究“文革”期间的工资、奖金制度，对全面理解“文革”社会很有价值。

我这里想说的是：至“文革”中后期，关于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已是在认可并尊重原有工资的框架和体系中，进行柔性的处理了，不再是“文革”初期强暴的侵占和剥夺。这种政策的调整，说明情形变了，境况变了，但根本的革命原则变了没有呢？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变了没有呢？应该都没有，所以这是一种灵活的处理。

问：越到“文革”后期，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是否越来越公开化？或者说，到那个时候，人们开始直接讨论金钱问题？

金：可以这么说。这里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市二中学召开“批判右倾翻案风”现场会，其中有份材料《一堂生动活泼的政治课——记一场“金钱与原则”的辩论》（送审稿），相当典型地记录了“文革”后期，这种思想冲突。现摘录第一回合的辩论：

辩论会开始，红卫兵首先发言：“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为了钞票，这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我们革命青年绝不应该有这种思想。”
小丁反驳：“你活着要吃饭吗？要吃饭就要钞票，所以钞票是人的第一需要，你们懂吗？”
红卫兵：“那么你是为钞票而活着啰？如果每个人都像你那样只图钞票的话，我们拿什么来建设共产主义？”
小丁被问住了，有同学支持小丁：“建设共产主义，也靠钞票！”
红卫兵：“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究竟靠正确路线还是靠钞票？”
同学：“画图要有笔，买笔靠钞票，现在国内外钞票就是决定一切的！”
红卫兵：“那在你看来，钞票和原则哪个重要呢？”
同学：“钞票重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就缺少不了钞票。不然，你废除一下看看，两个钟点之内会发生什么情况？”
红卫兵：“确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现在我们还不能废除它，因为它还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货币的危害性。”
这时，下课铃响，第一次辩论结束。全班支持小丁观点的有六个同学。

我想问的是，此辩论有可能发生于１９６５年，或者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吗？不太可能！有可能发生于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吗？有可能，但不宜公开。现在，此辩论发生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且以“公开辩论”的形式出现，那么是不是社会变得宽松了？认知变得有弹性了？从政治的角度回答：不是！——反而是九年来的所谓“革命思想教育”，强制、浮夸而空洞，普遍地使人们失去了认同和信任。同时，“商品－货币”的现实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生活。我的结论是：近十年来的“文革”思想路线和价值判断，已丧失了集体认同的群众基础。

□ 原载《东方早报》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４日第B０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