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指的民初，就是從民元到民十的十幾年。也就大約是一九一○年代。我正由小學轉入中學，也是由稚年進入成年。那個時期，是由袁世凱竊權亂國，經過軍閥割據，內戰頻仍，而快要達到國民黨興師北伐的前夕。

    上面這一首詩，不但表現了當時湖南人的精神及抱負，也說明了當時湖南青年心焉嚮往的一個共同鵠的。那便是禦侮、雪恥、救中國，同時向外國學「富國強兵」之道。大家還沒有甚麼這個思想或那個主義的研究和信仰。

    我現在用這個題目寫文章，固然是我個人生活的回憶，同時也想把當時湖南社會尤其是湖南青年的生活氣息，從自己的實際體驗，反映出那個時期的中國社會和中國青年。那雖然只是整體的一部份，也是歷史的一片斷，可是，湖南和湖南人不能不說在中國近代史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頁。五十年前的湖南青年動向，影響了五十年來的中國局勢和現狀。

    民國成立以後，我才由私塾轉入小學。我在私塾裡讀了三四年的四書五經。我每天刻版似的聽講、背書、和習字，後來也誦幾句唐詩，學做簡短的論文，但是對於塾師所講授的實在只懂得一點皮毛。我的父親是由福建永定來到長沙經商的。他看見民國建造，萬象更新，我不應再讀私塾，乃把我送入福建會館所辦jingsh全閩小學。不到一個學期，我便因學校離家太遠，走讀不便而停止。他後來發現我家附近有一個第二公學，設有小學程度的中學預科，便送我去讀了一年。我上了一些國文、修身、歷史、地理、算術、體操的功課，立刻覺得那裡比私塾有趣味；每天往返上學，午間回家吃飯，一天也不肯缺課。父母因我好讀書而各科又得很高的分數，也同樣的覺得高興。

    第二公學不久改爲岳雲中學，校長爲何炳麟先生。它後來由東茅巷遷到荷花池，離家又稍遠一點。我因成績好，跳了一班升入中學一年級，還在那裡繼續讀了一年。在這兩年當中，我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啟發，復因天天讀本地報紙，故對國事逐漸發生濃厚的興趣，許多教師都是過去參加革命工作的留日學生。他們一面對我們講述日本明治維新的史實，一面叫我們要知道中國國勢的危岌，要學日本的發憤圖強。我這個幼稚的心靈，便是這樣受了一個終生不能磨滅的影響。

    那時湖南教育界眞是充滿了這一類年富力強而又富有朝氣的教師。他們有的在留日時期，就已約定不求名利，不做官吏，只以全力從事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曾和黃克強先生合辦明德中學的胡子靖先生。由於這班熱心人士的倡導，長沙一個小小省會，居然到處都是學校，滿街都是學生。美國教會在那裡辦了一個雅禮大學。同時還有一個高等實業學校，主持的是留德的賓步程；一個商業專科學校，主持的是留美的湯松。也有一兩個留日學生所辦的體育學校。此外幾乎盡是小學和四年舊制的中等學校。中等學校以辦學認眞出名的，爲岳雲、楚怡、修業和兌澤學校，還有第一師範和長沙師範。女校則以周南和福湘比較最出名。湖南教育在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蓬蓬勃勃，盛極一時。

    在袁世凱當權的那幾年，他所委派的湖南都督湯薌銘，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屠夫。我在課堂裡常聽老師講日本如何滅朝鮮，併臺灣，鼓勵我們雪恥救國。我認爲他們所說的是天經地義。可是不少教員常因言論激烈而有被捕或無故失踪的事。後來袁世凱要做皇帝，我又聽見老師申斥他背叛民國，說他承認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件，是喪權辱國的行爲，甚至罵他是賣國賊，是專制魔王。他們又常對我們宣揚講人格、重氣節、犧牲小我、盡忠報國那些道理。

    我那時已經常常在報上看見孫中山先生的名字，但對他的革命歷史，和他所倡導的三民主義，知道的很少很零星。我所聽到的幾乎全是有關黃克強先生的故事。他於民國成立不久回湘省親，我便是站在街邊搖旗吶喊的一名小學生，所以至今還記得那種萬人空巷的熱烈情況。長沙一條很熱鬧的坡子街，曾有改爲黃興街的提議，因被黃先生反對而未成爲事實。湖南的革命志士雖多，但當袁世凱稱帝的時候，發起籌安會去勸進的楊度，居然也是湖南人。長沙復有不少參加勸進的不良份子。大家覺得這是湖南的奇恥大辱。教育界更是忠義憤發，對那些無恥文人，口誅筆伐，不遺餘力。

    那時反日潮流，遍及全國，長沙也有抵制日貨的運動。最激昂的自然又是我們這些十多歲的學生。父親說我聰明好學，對我十分鍾愛。但是我看見父親商店裡陳列着強盜牌香烟，有人說是日本貨品，我就把那些香烟毀掉了。我又聽說賭博是不良習慣，要救國便要革除賭博，所以就把父親所喜歡的麻將牌丟進家裡的水井。我常常不知天高地厚的對人大談國事痛罵袁世凱。父親聽了，嚇得趕緊用手掩住我的嘴巴。袁世凱暴卒，我聽了歡天喜地，以爲中國從此大有富強的希望了。黃克強、蔡松坡兩位先生不幸先後逝世，我又認爲湖南喪失了這樣的英雄，中國的前途一定會很黯淡了。

    我雖然具有少年時期的熱忱，但是，由於所知道的太不够，無論是思想和行動，都犯了上面所述的那麼嚴重的幼稚病。好在我的求知慾望很強烈，除了小說以外，好讀有關國事及世界局勢的書籍。我和當時的許多中學生一樣，最喜歡梁任公先生的飲冰室文集。我從那部文集裡，獲得了不少關於日本和歐美的知識。我被他的滿腔熱血所感動，在學校裡做文章，不知不覺的做倣效了他那氣壯山河的筆調，儘管那不過是一個小孩子的「東施效顰」。

    湖南的文風一向都很興盛。有人以爲那是所謂中興名臣曾國藩等一班人的流風遺韻。我覺得滿清末年湖南人從事革命工作的，幾乎全是國學很有根柢的青年志士，他們後來辦學校，當教員，發刊報紙，對於湖南文風的增進，當然有很大的影響。我有若干同學，都和我一樣的有文學的嗜好，讀古文及詩詞旣仍不感滿足，大家又去閱覽林琴南先生所譯的西洋小說。我在岳雲中學認識了全校國文最好的陳闓同學。他勸我熟讀史記以後，再讀前後漢書及三國志。我在那一年的讀書及作文上，得自他的提挈，超過國文老師的講解。

    我後來考進了美國人辦的雅禮大學預科。那實在就是舊制四年中學，不過特別注重英文而已。全校只有一百多人。百分之九十是讀預科。前後升入本科的不到十人。主持雅禮的都是耶魯大學畢業的傳教士。他們唯恐長沙社會誤會雅禮忽視中國學問，所以聘請了好多位國學湛深的國文教員，又把國文分爲六班，不論一個學生是在本科或預科，必照他的寫作程度編入國文班次，每天上二小時國文，每週寫文章一篇。我初入預科一年級時，被他們編進國文第五班，不及兩年，我便由第五班依次升入第一班。說起來很奇怪，我的國文進步最快的時候，正是在這個外國人所辦的教會學校。

    那時長沙青年不但好做文章，而且好談國事。大家絕對不是要做官，而是看見國勢阽危，政府太糟糕，個個想獻身救國。我們並沒有學生組織或集會。但是長沙地方小，學校多，我和他校學生往來及交換意見的機會，幾乎每月有好幾次。我入學校較早，常被他們看作小弟弟，邀到他們的家裡，論時局，言志願。我遇見不少慷慨悲歌之士。我們都痛恨日本，但又很崇拜它的強盛。有一位學生對我反覆吟哦伊藤博文「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權」的兩句詩。他說伊藤博文就是他要模倣的英雄豪傑。大家都把日本當作不共戴天的仇敵，但是又認爲要抵抗日本，就要學它的軍國主義。

    也有人覺得日本的一切，是從德國學來的，我們與其學日本，不如乾脆的去學德國。我們知道普魯士以德國一邦，而能造成統一德意志的局面，我們何嘗不可以湖南一省，而把整個中國的國運挽救回來。一位姓楊的學生一見着我就大談德國。他對鐵血宰相俾斯麥可以說是五體投地的欽佩。他立志要做中國的俾斯麥。他因爲幼時跌傷了一隻腿子，走路有一點搖幌。他對我說：「你看我走路都和俾斯麥一樣。他也是一個跛子。」這班自命不凡的青年，心很大，志很堅，意氣很豪放，不但沒有「升官發財」或「揚名聲顯父母」的念頭，而且儼然以天下興亡爲己任。那幾位想學伊藤博文和俾斯麥的人，簡直有非「爭天下」不可的氣慨。

    這是五四運動以前的一個時期。一般青年的思想，雖然有時候似乎很傻，又很激昂，但大體上還是簡單純潔的。等到五四運動一發動，北京的學潮登時掀動了全國的學生。湖南的青年也風起雲湧的響應起來。當時湖南的督軍張敬堯是一個典型的北洋軍閥。他很仇視我們的愛國運動，尤其痛恨學生開會演講和罷課。我們雖常聽見學生被捕，黨人被殺，可是，各校的學生不顧生命的危險，依然秘密集會，也有不少人跑到街頭去喚醒民衆救中國。我的父親很怕我在外面鬧亂子。主持雅禮的美國老師，也力阻我們和外校學生往來。

    那時我們除看上海的「申報」和「時報」外，又常讀北京出版的兩種雜誌。一是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胡適所辦的「新青年」。一是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所辦的「新潮」。這兩種雜誌的每一期每一篇，我都着迷似的熟讀，立刻覺得他們所帶思想和主張，很新奇，很够刺激。他們所反對的官僚軍閥，正是我平日要反對的。他們所攻擊的舊社會舊家庭，也是我一向十分不滿意的。他們說要打倒孔家店，我便寫批評孔孟的文章。他們提倡文學革命，我就在學校的「作文」上改用白話文。我曾因此二事而被學校各記大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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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時起，我不但看了若干外國的新文學作品，而且了解一點西方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有關社會主義的思想。我除了「求知」與「好新」外，一切都是一知半解，聽見俄國革命成功，只知道推翻沙皇專制是對的，而根本不知道共產主義是什麼東西。蘇俄以反對帝國主義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爲號召，我又覺得它的作風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而發生一種驚奇和羨慕的心理，只想進一步的多明白一點蘇俄的政策和它所標榜的主義。

    我同班有一位一心想做醫生的柳直荀同學，也是「新青年」和「新潮」的忠實讀者。他和我很談得來，雖然我預備要學的是工不是醫。我們都覺得無論是讀醫學或工程，一定要跳出雅禮的樊籬，而且要離開長沙到上海或北京，才有考入著名大學的希望。我們談了又談，計劃了又計劃，始終想不出一個遠走高飛的辦法。當然，最大的問題，就是經費的籌措和家庭的允許。我們一想到自己身無分文，便減少了冒險犯難的勇氣。

    正當大家一籌莫展的時候，我們忽然聽見「勤工儉學」那個吸引青年的運動。據說那是吳稚暉、李石曾二先生所發起的。任何人只要籌足一二百旅費，就可以到法國一邊做工，一邊讀書。這眞是天外飛來的好消息。我們於是到處打聽長沙有無接洽「勤工儉學」的門路。柳直荀發現第一師範有一個年紀很大的學生，名叫毛澤東，也有人說他是師範附小的教員。據說他和北京的勤工儉學組織有聯繫，甚至很多人傳說他是介紹湖南學生到北京的負責人。我和柳直荀認爲機會不可錯過，有一天便渡過湘江而至岳麓山脚的一個小村莊去訪問毛澤東。我們大失所望的找不着毛澤東。出來接待我的是一個名蔡和森的老學生（我們那時看見二十左右的學生都稱爲老學生）。他很耐心的告訴我們許多關於勤工儉學的進行辦法，及學生到法後可能遭遇的種種困難。他便是後來赴法留學而因肺病早死的一名共產黨員。

    我們訪毛澤東不成而只見了蔡和森，復聽了他一篇不太樂觀的話，我們在精神上自然受了很大的打擊，想要繼續向各方查問，又因爲我們的學校在北門外，和城內的交通不太方便，始終不得要領。最令人失望的，就是毛澤東不像是一個對勤工儉學有辦法的人。凡去找過他的學生，都說是浪費時間而沒有結果。我們徬徨了幾個月，便把那個勤工儉學的念頭完全放棄了。過了一年以後，另外兩個同班同學，胡安愷和周璜，自己籌足旅費到北京，居然達到了去法國的目的。可是他們一在法國登岸，就找不着工作，又不懂法國語文，所以看風轉舵，很快的轉到了美國，才算爭得了半工半讀的機會。那一大批留在法國的學生，旣不能勤工，亦不能儉學。當初發起那個運動的幾位先生，並沒有給予他們任何援助及指導。他們的經濟來源一斷絕，蘇俄的駐法代表，就用盧布把他們的大部份變成了共產黨員。聽說周恩來、陳毅、李立三等就是屬於這一類。

    我們在雅禮所學的外文是英文，自以赴英美留學爲最理想。可是赴英美的費用太高昂，任何人面對現實，便不敢作無米爲炊的妄想。現在勤工儉學的美夢一打破，我又回過頭來，再進行留美的企圖。我在計劃留美的那一年，經過了幾非言語所能形容的百般困難。可是，我很僥倖的一面旣有美國老師辛克豪斯先生的盡力幫忙，一面又得到了父親的允許和親友們的協助，居然在我讀完雅禮預科的時候，單槍匹馬的跑到美國，實現了半工半讀，自給自足的志願。我不得不感謝上蒼的護佑及扶持。

    柳直荀便沒有這樣的運氣。他是一位有志氣而無決心的好好先生。他一見勤工儉學落了空，不但上海北京不想去，就是近在眼前的湘雅醫學院也不投考。我到了美國以後，除了思家而外，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些志同道合的同班同學。我和他們通音信，詳告他們進大學和找工作情形，力勸他們放膽作留美的準備。不及一年，就有康辛元、陳科美、許滕八幾位同學，果然陸續加入了我肄業的意利諾大學。而柳直荀雖和他們一樣的想留美，却始終沒有來得成，後來連音訊也斷絕了。

    有人事後告訴我，柳直荀因爲留學失敗，學醫又不成功，鬱鬱不歡，便成天和一班思想激烈的左傾青年在一道，不久就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他在馬日事變的時候，居然自稱爲湖南農民協會秘書長後來他在長沙不能立足，便到湘西參加賀龍的部隊，不知怎的竟被賀龍所槍殺。他就是這樣很不幸的結束了他短短的一生。我現在一想起他，還只記得他是本性純良的有志青年，簡直不敢相信他會變成滅絕人性的共產黨員。

    半世紀來，這個時代造成了變化多端的世局，也促致了隨着時代而來的悲哀。本來，任何一個時代的青年，只要受一點教育，都是有理想，有志願，也有求知慾望的。我們在這個東西衝擊，新舊矛盾的時代，一方面看見世界列強的虎視眈眈，人類進步的日新月異，一方面又看見自己民族的抱殘守缺，國家的衰弱落後，只有憑着一股傻勁，滿腔熱血，有時候奮勇直前，建功立業，轉移一個局勢，有時候橫衝亂撞，到處造糾紛，鬧亂子，甚至犧牲了自己，禍害了國家。

    就在湖南這個小範圍內，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不滿意當時的現狀，更不滿意年長一輩的那一套頑固守舊的觀點和作風。年長一輩的也因爲年代的隔閡，不能給予青年一種明智的領導。青年們於是脫離家庭，脫離社會，跑到外面去求新知識，去找新出路。有的轉入大都市去讀書，有的跳到海外去留學，更有不少人參加國民革命的行列，其中若干體魄強健者便赴廣東投考黃埔軍校。這一批四五十年前的青年，便在這半世紀當中，肩負了北伐和抗日的兩大任務，造成了今天中國這個局面。而在這同一時期內，另一批要打破現狀，要摧毀一切舊東西的人，走進了蘇俄的圈套和共產主義的迷途，成爲危害國家民族的罪人。毛澤東就是這些比洪水猛獸還更可怕的一個總代表。這個時代的逆流，竟把我們的錦繡河山，變成了萬劫不復的人間地獄。這是這個時代的大悲劇。

    命運這個東西，是很神祕而不可捉摸的。我們固然有時可以創造命運，但是大部份仍然逃不了命運的支配。就以我這個大時代中的小圈子而言：我如果當年留法不成，留美又失敗，很可能滯留在長沙，做一個與世浮沉的自了漢。如果柳直荀當年也和我一樣的去美留學，他決不會墮入赤色的深淵。說不定，他早已成爲濟人救世的醫學權威。我至今仍感欣幸的就是我的同班同學，除柳直荀外個個學業完成，個個在事功上有或大或小的成就。我們雖然沒有產生過伊藤博文或俾斯麥，但是也沒有人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更沒有人變成禍國殃民的邪佞。

    我在這短文裡不談思想的左右，不論歷史的得失，只想把個人親身經歷的片斷，襯托出這個時代的倒影。我雖然有點傷時感世，但仍自信這是忠實、客觀而不參雜過多個人好惡的敍述。

    （一九七○年一月卅日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