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个家伙跑过来，嘴里嚷嚷着，大特务，反革命，死了拉倒！他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一下子就冲到屋里，把绳子套在蒋老师的脚踝上，打了个结，就使劲往外拉。“

这个“家伙”， 如今也应该是七十开外的老头了， 到底是谁？作者应该是知道的， 但不说出来，这就有点意思了， 好比打死卞校长的那几位女红卫兵， 就是没人敢说出是谁。-转载者

－－作者：张宝林

张宝林，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曾受聘担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000年后，从事残疾人事业研究，参与中国残联重要法律法规、文件、讲话起草，业余撰写大量论文、杂文、散文、诗歌及其他作品。著有杂文随笔集、人物传记、诗集多种。

蒋荫恩教授。

（一）

1968年4月7日中午，我刚吃完饭回宿舍不久，忽听得窗外一片嘈杂，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出去看个究竟。

新闻系宿舍在人民大学的南一楼。南字头的楼全用灰砖砌成，两层，好几栋，一模一样，后面几栋依次叫南二楼、南三楼……语文系、经济系、党史系的宿舍都在这里。这几栋楼离学校西门很近，南面紧挨着大操场。

小楼朴实无华，东西两头和中间有楼梯，每个楼梯下的斜角，都隔出一个小杂物间，放些笤帚簸箕之类。靠南边有宽大的走廊，隔三四米一根柱子。一层的走廊高出地面一级踏步。二层走廊的外沿有半截隔墙，宽宽大大，中间还留着一排十字漏窗。

走廊的北边就是宿舍，一间挨一间，每间有一窗一门，从东向西连续编号，总共大约二十间。房间不小，放四张双层单人床还富裕，住八个人没问题，但是只安排五六个人，空铺放箱子。中间一人一桌，对着拼成一个大长桌。

我的舍友有杨义、王汉文、姜文斌、邬善康、李佳金。屋里冬天烧煤炉，夏天穿堂风，住着还是很舒服的。楼中间，有厕所和水泥盥洗池。池子半人高，一圈水管子。

我从1965年考进新闻系，已在这个小楼生活了近三年。可惜的是，从1966年6月革文化的命起，我们就不上课了，整天“斗批改”，瞎胡闹。

我之所以这么详细地描述小楼的结构，是因为接下来要叙述的事，与这个楼的结构有重要关联。

我当时住在二楼东边，出门一看，走廊里已有不少人，而且东边的都往西边走。

1960年代人大新闻系学生的讨论会。

“谁啊？”“谁啊？”有人问。

“蒋荫恩。”

我一听，知道大事不好，又有人出事了。

文革以后，造反派闹出了不少事。已有好几个老师自杀，包括当过朱德秘书的副校长孙泱。

我挤到西边，只见大家围在15号宿舍门口，从门缝里和窗户往里张望。可是，门窗里面都贴了白纸，什么也看不见。

互相打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前几天，系里专案组找系副主任蒋荫恩谈话，说他的历史问题严重，还有人揭发他是“国际间谍”，要隔离审查。文革一开始，蒋老师已被打入另册，经常和系主任罗列、总支书记洪一龙、“反动学术权威”甘惜分、方汉奇等接受红卫兵的批斗。有时斗争校一级的领导，他们还得陪绑。

不过，那时候，批斗完了，还允许回家。这回，谈完话，就把他安排在这间空宿舍里，形同禁闭。

那天早上，没人注意他起没起床，中午才发现他半天没露面。专案组的人敲门，也无人应。这才急了。消息传开，系里系外，好多人都跑来了。

没人敢轻举妄动。忙乱一阵后，有人从门上气窗爬进去，开了门。我看见蒋荫恩老师挂在北边窗户的把手上，头歪着，身子还是站立的。人们把他放到地上。下午两点多，警察来了，拍了照。

蒋老师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大着胆子，进屋看了一眼。老师的脸色有点发黄，舌头堵在唇间，并没有吐出来，颜色已经发紫，眼睛微张，不肯瞑目。我心里一阵阵发紧。

这事该怎么办，好像都不知道，也没人管。蒋老师就这么在地上躺着，忘了是谁，在他脸上盖了一块白色的手帕。

北大燕南园55号，这里曾是前北京大学总务长、新闻学教授蒋荫恩居所。

（二）

这件事，顿时成了南一楼议论的焦点。我回到宿舍，发现屋里多了好几个外系同学。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有个同学看得比较细，说蒋老师是把被单撕开，拧成绳子上吊的。有的同学说，人死不能复活，不管有多大罪过，也不该自杀，家人怎么办啊。

我心里放不下，又出来看看这事究竟怎么了结。突然，一个家伙跑过来，嘴里嚷嚷着，大特务，反革命，死了拉倒！他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一下子就冲到屋里，把绳子套在蒋老师的脚踝上，打了个结，就使劲往外拉。

干嘛？拉哪儿去？大家都很吃惊，但谁也不敢吱声。牛鬼蛇神、国际间谍，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这些都是现成的词儿，谁敢表示一点同情？

这家伙一边拉，一边继续骂骂咧咧。遗体本来头朝着门，他一拉，就转了个，变成脚朝门了。脚拉出来，腿拉出来，上身也拉出来，再拉，两只胳膊卡在门框上，拉不动了。只见这家伙一使劲，咔嚓一声，一只胳膊折了，整个身体也拉出来了。我真想骂一句“畜生”！但还是没敢。

遗体被拉到中间的楼梯口，这家伙犹豫了一下，自己先下了几级台阶，再一使劲，蒋老师随着被拽下楼。这时候，盖在脸上的那块手帕掉了，老师那颗清癯瘦削的头颅，一颠一颠地磕在台阶上，头朝下被这个王八蛋拉到一楼。

我和几位同学跟着下了楼。蒋老师的衣服已经被拉得卷了起来，露出了肚子，断了的那只胳膊，夸张地张扬着，摇晃着，像是在抗议。蒋老师的身上、脸上全是土和划痕，头发披散着，也沾满了土，惨不忍睹。

谁知事情还没完。这家伙竟拉着尸首一路往操场方向走。他大概是要把蒋老师扔到操场去。        

这时候，楼下已聚了不少同学。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悲惨的一幕。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生前挂黑牌，戴高帽，低头弯腰，游街示众，受尽侮辱，死后遗体还要被丧尽天良的狂徒如此作践，天理何在啊！

我心里正骂着，王八蛋又转回来，把遗体放在楼前，绳子一扔，走了。

蒋老师的遗体，后来被暂时塞在东边楼梯角落那间装扫帚簸箕的小屋里。我似乎记得方汉奇老师也帮助抬过尸体。那间小屋，归方老师分管，因为扫帚簸箕都是他的部属，几间厕所也是他精心照管的领地。过了好长时间，他家里才来人，把尸体运走。

这个罪恶的场面刻骨铭心。49年过去了，只要回忆起这件事，一幕幕恍如昨日。我也不会忘记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但是，非常奇怪，我十分清晰地记得他那些暴虐粗鲁的动作，但却回忆不起这个家伙究竟是谁，脑海里是脖子以下清晰，脖子以上模糊的怪物。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是系里某个年级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那几年，这样的人随处可见，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口号喊得最响，打人出手最重。

是什么样的魔障进入他的心灵，让他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是什么样的“信仰”扭曲了他的理智，让他成为撒旦而不自知？他一定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正义，是最最纯粹的革命战士，正在以实际行动捍卫心中那轮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吧！

不知道这段历史后来有没有得到清理，也不知这个造反派小头头有没有受到惩处。

蒋荫恩担任最后一任系主任的原燕京大学新闻系所在地。

（三）

我们这届70届学生，是文革前最后一届，1965年入学，只念了一年书。我们上面最高的是66届，随后的67届没有招生，下面是68届和69届。我和系里的很多老师都不熟悉，因为没有机会上他们的课。但蒋荫恩老师，我还算熟。

1965年夏天，我刚入学没几天，突然有位戴眼镜的老师到我的宿舍，一进门就问，哪位学生叫张宝林啊？他一口江浙口音，我听着很亲切，因为我是上海考来的。

但是，他怎么会认识我呢。我问他。他说，我叫蒋荫恩，蒋介石的蒋，树荫的荫，恩情的恩。我看过你的试卷，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小时候练过吧？我喜欢写毛笔字，练过几年，还参加过上海青年宫举办的青少年书法训练班，这些，我都告诉他了。

他对着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说，把字写好很重要，现在人们不太重视书法，其实这是中国的国宝，要多练。他还说自己也是书法爱好者，以后多交流。

这是我第一次见蒋老师，当时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系的副主任。他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见到的蒋老师，总是衣着得体，举止端严，说话不紧不慢，有一种贵族气质。

文革中，哪怕是上台挨斗，他也不卑不亢，我从未见过他颓唐的样子。也许，正是这种高雅的气度，洁身自好的秉性，才让他就毅然决然拒绝更加屈辱的“隔离”待遇，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我后来才知道，蒋老师其实大名鼎鼎。

蒋老师生于1910年，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 1935年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1936年初到天津《大公报》任编辑，后来还到《大美早报》《大公报》桂林版当过编辑和编辑主任。1942年起，投身新闻教育事业，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

1948年，蒋荫恩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从事研究一年。1949年10月回国，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蒋荫恩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总务长、校办主任，兼中文系教授。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他任系副主任、教授。

从北大并入人大的部分新闻专业老师，包括方汉奇、甘惜分等知名教授。

蒋老师年轻时是名记者，撰写并翻译过大量新闻、通讯、评论。他还得到过中国报业的宗师张季鸾先生的亲传。他到天津大公报工作的第一天，张季鸾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办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没有信仰和热情，断不能成功。

他回忆上大学时见张季鸾的情景：“百十个青年围坐在燕京大学临湖轩的大厅上，除掉阳光透过树叶射到地板上的一点闪烁外，空气静肃得几乎听到各人的呼吸，大家似乎在等待什么。忽然，门呀的一声，走进一个人，矮小、瘦弱，不使人感觉什么。坐下了，开口了，可不同哪，健谈、渊博、诚恳，而且精神焕发，态度闲逸。五十几分钟的话，大家听完了还想听。可是，门呀的一声，这位矮小、瘦弱的人，又走出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季鸾先生。从此，他的神逸、潇洒的风度，精邃风趣的谈话，就深深地刻画在我印象上了。”

一个成功的报人，为了培养后进，毅然投身新闻教育事业，除了行政管理工作，他教过新闻理论、报纸编辑、新闻采访与写作、广告学等许多课程，可谓新闻领域的全才。他培养的学生，许多成为名编辑、名记者。可是，在新闻系，蒋老师却从不张扬，许多学生甚至不知他这段历史。

文革后，蒋老师获得平反。他的名字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新闻事业的后继者，不会忘记这位先驱，不会忘记这位殉道者。

（2017年2月18日）

转自《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