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电线木头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自己写的换房条子（那时不叫小广告， 也不是牛皮癣）， 为上班近点而换房， 为邻居关系太糟而换房， 急得走投无路换房的话大致就会吃点亏， 所以有时会写上“大换小”， 其实这时的大小最多不会相差2-3个平方米， 现在的房子这点面积可以忽略不计， 但那时两三个平方相当于一个“人均面积”啦。说到因邻里关系不好而换房的最“出彩”宣言是“阿拉是拿侬一点办法还没有， 我怕你们， 扯哪我吃点亏， 去调一家江北人来， 看侬还有啥本事！！！” 对不起， 不是我又偏见， 这是真实故事。--转载者

在我的印象中，调房子的过程艰难而又曲折，当时就有一句戏言：“调房子比找对象难”。的确，找对象是一对一你情我愿的事情，而调房子是一家子对一家子的问题，只要家庭成员中有一人投反对票，那便全盘否定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大概算得上是全国住房最困难的城市了，平均3平方米/人以下的蜗居家庭比比皆是。 那时候上海人常常被外省人嘲笑精于算计，原因之一可能缘于在如此逼仄的环境里照样可以“螺蛳壳里做道场”，为自家创造一个舒适妥帖的小小空间吧。

那时还没商品房的概念，但改善居住条件又是许多人家的“刚性需求”，怎么办呢？于是，调房子便成了上海人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个市场相当闹猛，绝不亚于今天火爆的房屋交易。

我家当时也是这支调房子大军中的一员，只是几十年的调房心愿，漫长的看房历程，最终连一次房子也没换成。不过，房子没调成功，收获还是有的，我妈的一些老友都是在调房子的过程中相识的，而他们的后代有不少也成了我的朋友，至今仍有往来。

在说调房子的经历前，先来介绍一下我家的格局：我家住在愚园路909弄，那条弄堂临近江苏路。听父母说，他们是用几条“小黄鱼”（黄金）向二房东“顶进”底楼一层楼面的。父母原本住在江苏路安定坊前楼的一间房里，后来我出生了，父母觉得空间小了，这才搬来了909弄。

几年前我得知安定坊5号就是作家、翻译家傅雷的旧居，不知我家那时住的是几号？跟傅雷是不是贴隔壁的邻居？我问过至今健在的老妈，可惜她也吃不准了。

909弄是新里结构，三层楼高。当年，二房东一家住在二三楼，我们住一楼两间房。老早没有建筑面积这一说，每间房都是实打实地计算，我们的前间有21点几平方米，后间18点多平方米，一共差不多40个平方米。再加房前有个小花园，后面有个小天井，在当时的居住条件下，我们一家三口人住得算是宽敞的。

有人会问既然住得如此舒适，调啥房子啦？是呀，我们和二房东相安无事地住了十几年，没承想就在某一天的下午，二楼的木楼梯“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接着就是二房东直着嗓门跟对方大声地理论了好几分钟。我妈拖住我不许探头张望，当时还以为他家又被抄了，可等到烧晚饭时，我看到了奇怪的现象：一直紧闭的大门敞开着，门外有许多看热闹的邻居，一楼的走廊里堆满了旧家具和包袱，还有好几个陌生人上上下下地搬东西……

邻居告诉我二楼前间被人抢了，“啧啧，这是块‘肉’啊。”她的话语里满是惋惜。看来，抢房子的早就看准这块“肉”了，而且还看准了二房东没有抵抗力。没料到前间刚被抢去几天，二楼后间又被一家人抢去了，现在的二楼一下子多出了11个大人小孩，原来我们两家合用的卫生间顿时变得臭哄哄的，而一楼合用的厨房也被塞进了煤球炉。居住格局被完全破坏了，我父母于是萌发了换个环境的想法。

说是调房子，可怎么个调法？对父母来说是个新生事物，而对他们“启蒙”的是父亲的一位远房亲戚。那位我要叫他什么哥的人有一句“经典名言”——“你要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房子肯定调得成”。

1970年代初，这位哥婚后便挤进女方在彭浦新村一套30平方米不到的二室户里。用了“挤”这个字，那就真是挤了。那二居室里住着女方的父母和外婆以及还没成家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如今再挤进一个夫婿，还要辟出几个平方米给他们做新房，各种矛盾便滋生出来了。

他第一次换房子就遇到了好机会，对方住在淮海西路一套公寓里的5楼，33平方米的一间朝南房间，开门就是个百把平方米的公用大晒台。远亲对父亲说，从看了房子第一眼后他心中就有蓝图了：朝南的层高3.5米以上，搭个大阁楼等于上下二层，可以解决居住的大问题了。而那个大晒台虽然是公用的，只要先下手为强占领它几十平方米，搭建几间房，从奴隶到将军，矛盾顿时化解。

双方看过房子后，远亲觉察出对方的犹豫。不用说，从徐汇区上只角搬到闸北区下只角毕竟心理上是有落差的，而且人家的房子多少挺刮，和新村工房的低矮相比，真正是从小姐到丫环了。但远亲抓住了对方的软肋，那就是他离异后又觅到对象要结婚，然而前妻和孩子们与他同住在一套公寓的另外两间，抬头不见低头见，他需要摆脱老环境。远亲“晓之以理”的结果，便是他们同时去了房管所开了调配单，然后完成了交换。

远亲的第二次换房更有成就感。搬去淮海西路后他在晒台上搭了一南一北两间卧室，厨房卫生一应俱全。可毕竟在晒台上建房，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又冷得要死。优势是厨房和卫生间独用，地段又好。

这一次他是三家连环调成的。远亲先找到了陕西路的对象：三楼34平方米的朝南正房间，全是落地窗，外加7平方米的亭子间，钢窗蜡地非常有气派，虽然卫生间与隔壁人家合用，可那家人不大回来。他中意陕西路，但人家不要他的房子。远亲不气馁，在他得知了陕西路的要求后，他便去交易市场找下家，在蹲点了好几个星期后，终于找到了在人民路有三间一套工房的人家，而人民路也喜欢远亲淮海西路的公寓房。就这样，人民路搬到远亲家，远亲搬去陕西路，而陕西路的到人民路，皆大欢喜。

远亲告诉父亲，要想住得好，无非是牺牲面积换独用，或者牺牲独用换面积，再不然牺牲地段换大房。他分析我家的条件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在地段好，卖相好，还有加分的地方：公用面积大，楼层高，可搭建阁楼。最大的劣势是煤卫合用。所以像我们家是需要牺牲面积换独用的。

远亲走后，我父母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决定将后天井的小卫生间和后房间打通，变成独用的大卫生，也避免了和二楼合用变了味的卫生间；二是有空就去复兴中路跳水池对面的黑石公寓，那边有个自发的换房市场，有需求的都会去那里寻找机会。我的远亲房子越换越好就是在那里“蹲点站岗”的结果。

那段时间，吃过晚饭后我们一家三口便行动了。我妈在煤气灶上捣浆糊，我在32K大小的纸上用“蓝印纸”覆盖着抄写自家房屋的情况以及换房的要求，然后坐在我爸自行车后座上，跟他一起乘着夜色在电线杆上张贴换房广告，顺便也看别人早先贴上去的招贴，有合适的房源赶紧抄下联系方式……

不过，贴广告的方式很短命，过一二天再去看，原来的广告要么被覆盖住了，要么被撕走了。于是新一轮的捣浆糊、抄写、张贴再重新来一遍……相比之下，周日的黑石公寓大门口真的很热闹，挤满了黑压压的急于换房的人群。至今回想起来，这情景有点像人民公园“相亲角”。大家面对面地谈条件的确要比在电线杆上贴广告来得直接。谈得拢的当场就去对方家看房子了。

在我的印象中，调房子的过程艰难而又曲折，当时就有一句戏言：“调房子比找对象难。”的确，找对象是一对一你情我愿的事情，而调房子是一家子对一家子的问题，只要家庭成员中有一人投反对票，那便全盘否定了。

我家曾和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家人谈妥了换房子的事，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家的二儿子死活不同意，使得两家人共同的努力打了水漂。后来才知原因，他家有只两三平方米左右的大壁橱给二儿子搭了铺单独睡觉，要是搬到我家他就没这个特权了，他自然不同意。

调房中我家还碰到过万分沮丧的事，我们和兴国路的一家子兴冲冲地去房管所办理手续，工作人员说这块地段属于特级地区，不是随便谁想进就能进的。当时我父亲属于被审查对象，哪能让他混进“特区”呢？

调房子尽管没调成，但回忆起当年调房子的故事仍然回味无穷。上海人为解决居住困难在换房中的智慧绝对令人佩服，“三调”、“四调”不稀奇，我甚至于听说有位老兄当年无房结婚，硬是靠着“七调”才有了间婚房。光是七户人家来来回回看房这个“工程”就有多么纷繁复杂了，这么活络的头脑使我联想起水中游刃有余的鱼儿。

调房，是当年草根阶层自行摸索出的资源整合的好办法，充分显示出本埠的民间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