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一团糨糊--转载者

造反派，真的反了吗？”
　　　　　　　　——“奉旨”、“请旨”、“探旨”与“假旨”


　　　　　　　　　　　　　　　　·朱学勤·


　　５０年后检讨文革，不难发现一“异象”——群众性“造反”一开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认其正当，遭拒绝，方有游行、绝食、乃至卧轨，最后列队进京，请求“圣旨恩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去甚远，确实“史无前例”。或如毛泽东所问：“造反派，真的反了吗？”〔１〕


　　李逊嘱我为其新著作序，我即从此处说起。〔２〕


◇　奉旨造反的开始


　　曾获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上海工总司”，是从“奉旨造反”开始。


　　王洪文现已去世，人们只记得他是“上海工总司”发起人，文革后下狱，罪名为“造反起家”。查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２日王洪文第一份大字报，即文革“起家”第一步，是批判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群众意见当耳边风。可见他并不是“造反”，而是“紧跟”１９６２年以后毛泽东突然拔高“阶级斗争”，切合王当年本身是保卫科干部这一红色身份。“工总司”另一领袖王秀珍也是以同一罪名“造反起家”下狱，但她参加文革时的身份并不是工人，属干部编制，是“技术员”、“劳动模范”，与王洪文类似，政治身份很“红”。查１９６６年王秀珍第一份大字报，也与王洪文类似，只是更具体：“厂党委对资方人员阶级斗争抓得不力”。他们都不是“造反起家”，而是与基层官员以及此后进驻的工作队“比左”——比后者更“积极”，在政治光谱上属更“左”一列。只是这样的“更左”不为基层党委、工作组“承认”，在单位内受压制，却受到毛泽东在北京不断接见红卫兵的激励，才一步步走向社会，成立跨厂、跨行业群众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成立这一组织之创议，也不是来自毛泽东激赏的“工人阶级伟大首创”，而是来自复旦大学“炮司”学生，以及南下串联的北京大学生包炮等人的提议。后者向工人披露“小道”消息：“造反”乃“圣上”旨意，是毛氏“文革”突破刘氏“四清”的新方向，这才消除这批人在那一年代必然会发生的安全疑虑。当包炮提出可组建“跨厂”、“跨行业”的“造反”组织时，在场者又有犹豫，担心这“造反”二字会被人揪住，质问“你们造谁的反”？此时黄金海提议：在“造反”这一名词前加“革命”二字，才让众人放心。王洪文再附议，加一个“总”字，即“工总司”这一简称之由来。


　　４０年后，曾任王洪文理论辅导员并因此下狱六年的萧木先生反思文革，曾这样回访黄金海：


　　萧问：为何要在“造反”这一名称前要冠以“革命”二字，不知道这是语病吗？
　　黄答：“只提‘造反’，会把许多人吓退的，加上‘革命’二字好得多。要知道在当时，‘革命’是很吃香的呀。”〔３〕


　　萧木是从汉语本义发问，此前“革命”已属“造反”，再加“革命”，岂非“造反”之“造反”？黄金海答问，是回到６０年代历史氛围，“造反”是“吃香”，“革命”是保险，既要趋时，又要避祸，这是那一年代“政治正确”的时尚。〔４〕王洪文被推举为这一组织的“总司令”，也不在于他有多少领袖魅力，而在于他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当时能将这三重“革命符号”集于一身者，无出其右。连王的一口“京腔”而非“沪语”，在那一年代的上海工人日常生活中本为弱项，但在此时也翻为强项：那一年代“突出政治”，来自北京的“政治正确”占据制高点，外省口音即使在当地，一登台即呈“短板”，知难而退。张春桥此后赴安亭谈判，凭他多年官场历练，肯定能看出王氏“京腔”字正腔圆，要比其它工人更能代表“工人阶级”，而正面谈判对手潘国平操一口上海腔普通话，虽能言善辩，却改不了底层工人之俚俗草莽，有待“提高”。此后张有意抬王抑潘，将前者培养为“工人阶级先进代表”，这才有王洪文后来居上，被毛泽东火速培养为接班人，却又始乱终弃的故事。


◇　吓退与吃香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批《水浒》，说“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语义含混，不知所指。如果也包含对文革造反队伍的怨恨，那也怨不得别人，这正是他手创１７年专制统治形成的社会化恶果。确实是“领袖不好”，才形成黄金海所言的普遍心理——“吓退”与“吃香”，既有消极恐惧，更有积极趋奉。如此“造反”，“这支队伍”在“上山”之前即已“招安”，此后“打方腊”，势所必然。由此才发生本文开头所述那一“异象”——汉民族素有两千年“造反”传统，却从未见“造反者”先请求“被造反者”“批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距甚远，甚至相反，却在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堂而皇之发生了。


　　１１月８日“工总司”筹备成立，首先要求市长曹荻秋到会，“承认”他们为“革命组织”。后者很快看出其软肋，即向市属各机关严令“三不”：“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并称这些工人是“社会渣滓”。“三不”令下，众人惶恐，即有动摇与逃散。〔５〕此时，那个北京大学生包炮向工人作第二次鼓动：一不做二不休，赴京请愿，“请毛主席批准”，请得“大旨”压“小旨”，才能避免“秋后算账”。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凌晨，“工总司”万人队伍冲向火车站，一千多人强行登车北上。他们之所以看中这列编号６２６次的列车，是因为它的终点站是北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住的地方”。“奉旨造反”不获“承认”，一跃为“请旨造反”，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就是在这样的“造反”逻辑中发生的。


　　这是一群向地方政府说“不”，却向皇恩屈膝称“诺”的“请旨者”，他们困顿在那个四级小站，凄风苦雨，饥寒交迫，理应同情。张春桥奉令去谈判，站在卡车上推开雨伞，忍受风雨以及工人的叫骂，亦属难得。但是，安亭工人的这一“先进觉悟”并没有超过１９０５年１月９日的彼得堡工人，后者也是举着沙皇圣像——称其为“小爸爸”，走向皇宫请愿。安亭道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与六十年前彼得堡“小爸爸”可谓同义反复。即使与中国本土工运比，安亭工人也落于历史起点之后：１９２３年“二七”工人大罢工，铁路工人林祥谦尚敢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此后四十三年，在毛泽东手创体制下，黄金海、王洪文不敢言“自由”、“人权”，只能在“造反”之前冠以“革命”二字，即使再加一个“总”字，那也与“造反”本意相去甚远，历史倒退了多少年？


　　另一被毛泽东激赏的文革标志性事件，所谓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更是一场被夸大的神话。这些人在党政机关中生活多年，正统奴性比王洪文、黄金海们深厚，如果说工人是从“奉旨造反”走向“请旨造反”，这些人则是“探旨造反”，一步三探，探得“圣旨”方“造反”。


　　写作班缘起复旦历史系几位中、青年左翼教师，初名“罗思鼎”，似有古意，其实是谐音“螺丝钉”，也是在“紧跟”当年之“吃香”。１９６４年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将其纳入麾下，拨“丁香花园”供其内部办公，对外署名“丁学雷”。“丁”即丁香花园，前清大臣李鸿章家族秘蓄小妾之私园；“学雷”，即当时的红色时尚“学习雷锋好榜样”。“丁香花园学雷锋”，岂非滑稽？而当时的授、受双方却浑然不知。“为革命而写历史”，本身即生活在历史的嘲讽中。


　　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在上海私下策动文革，朱永嘉以史家身份为姚文元提供批吴晗《海瑞罢官》明史数据，自第八稿起，直接参与此文修改。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上旬，两人参加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文教书记张春桥等参与的定稿会议。文革“造反”后，这一班人对内改称写作组，学科从史学扩及文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成上海地区舆论总管，听命于张春桥、姚文元。文革十年上海之所以不成立宣传部，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班子已行使宣传部职能，学科“齐全”，足够使用。林彪事件后，这个班子为毛泽东提供专项服务，注释古籍大字本，密印专送。个别人从事与学者形象不相称的特殊任务：在不服张、姚文革新秩序的中学生里安插卧底，密写情报，则又超过了宣传部职能。


◇　垂手肃立，甘为驱使


　　与北京梁效比，丁香花园可谓南书房行走，地理上属“南方”，政治上却比梁效更贴近中南海。“梁效”取名仅为北大、清华“两校”之谐音，比“丁学雷”晚出十年，仅在文革晚期“批林批孔”，既不承担宣传部职能，亦无缘介入中枢政治，也不从事与学者身份不相称的特务使命。“梁效”固不足取，但将南北两个写作班子简单并列，则有可能忽略上海写作班的特殊性，遮蔽那一年月知识阶层某些“特殊人”更为幽暗的一页。〔６〕


　　可想而知，１９６６年底要“策反”这样一群人，要比“策反”王洪文、黄金海困难。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既是“包衣”又是“帝师”：对上为“包衣”——恭迎“圣旨”及张、姚“传旨”，垂手肃立，甘为驱使；对下为“帝师”——自恃“南书房行走”，高视阔步，斥“工总司”为“工字头”、“那帮‘小兄弟’”，语多轻蔑。１９６８年，姚文元在京“接旨”，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南书房帝师”并不把身边的“领导阶级”放在眼里，还是闹摩擦，以致积隙成怨，酿成“《朝霞》事件”。〔７〕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有复旦红革会、中国科大南下串联大学生许小昆、忻鼎亮等人与徐景贤接触，启蒙他们“造反”。徐事后回忆，他对这些大学生内心佩服，但不敢行动。这是因为写作班有内部纪律，张、姚不拨，他们不动。安亭事件后，“造反”成新朝“时尚”，写作班内喧嚷不已，唯恐落后，徐景贤内心彷徨，开始向北京张、姚请示，频频“探旨”。


　　１２月１２日晚，姚文元在电话中催促：“你们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遂有写作班议决“造反”，这是１２月１４日上午。徐当晚“再探”，又打电话向姚文元汇报此一决定并请示。这一次姚回答得更明确：“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支持的”，还在电话中明示：“要把主攻矛头指向陈丕显和曹荻秋，以批判资反路线打开市委缺口。”徐回忆说，“当时姚说的是‘革命’，不是‘造反’，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一电话无意中切合前述“造反”一定要加“革命”二字，可见黄金海所思所虑不虚。四十年后徐景贤有所反思，坦承当年心态：


　　“在打出造反旗帜之前，听到姚文元的表态，我就放心了。他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们同意我带领写作班和市委决裂，我就有了强有力的后盾与靠山，足以抵御市委的压制和打击了。”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上海市委写作班在文化广场宣布“造反”，“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一时轰动。朱永嘉代表“罗思鼎”宣布对陈、曹造反，徐景贤代表“丁学雷”全体作长篇报告，表态要“紧跟张春桥、姚文元”。这在当年各式造反宣言中亦为首创，那时的造反宣言都只说“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一个星期后，姚文元从“红机子”来电话，以罕见的兴奋语气告诉徐景贤：“毛主席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上海大有希望！”对徐景贤们此时还在担心的“内外有别”，张春桥代他们就近“探旨”，两次“探问”，毛回答得很慷慨：“内外有别，不是早就打破了吗？”


　　徐景贤闻言雀跃：我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兴奋万分，向写作班的全体成员作了传达。我还说：有毛主席撑腰，我们不能再犹豫了，我们要在全国全面内战中立新功！〔８〕


　　毛之言亦不虚，他是“无法无天”，一贯践踏党纪。就在此前半年，即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给夫人写家信，“黑话”连篇，放言无忌，早已打破“内外有别”。而“丁学雷”为臣下，跪惯了，一时直不起腰来。“探”得如此“内旨”，“有毛主席撑腰”，方敢站起来向昨日主子喊一嗓子。即使如此，有一个细节不能忽视。


　　１２月１７日晚，就在“丁香花园”已议决“弃旧图新”，次日即向旧市委亮出“造反”旗帜，徐景贤以工作需要为由，代“旧主”曹荻秋写检查，向市委办公厅要求安装“红机子”，其实是为“新主”拉起一根与其通话更秘密的专线。“红机子”装成，姚文元果然关照徐景贤，号码只能让他一人知道，不得外传，徐立即派专人２４小时守护“红机子”，守护这条生命线。


　　至此，北京与上海千里一线，京中“内廷”与沪上“外臣”频密互动。何为“探旨造反”，何为“再立新功”？何为“上海起来了”，毛泽东青睐这座城市超过他的政治之都？“红机子”知道“双城记”太多秘密，它应该列为“红色”文物，进入文革十年博物馆，真正值得重视的，是４０万上海临时工、外包工等底层工人“假旨造反”。“假”者，“借”也，不是“假传圣旨”，而是“借”旨为名，为自己切身利益“造反”，当时即被视为异类，遭“奉旨、请旨、探旨”者连手绞杀，至今未得正名。


◇　真造反假造反


　　李逊置于全书篇首有一文革前体制身份等级图，按此排列，王洪文、黄金海等为工人上层，自喻“共和国长子”。在此之下，还有更多临时工、外包工，同工不同酬，无劳保，无福利，甚至无城市户口（“大跃进”失败后被哄骗返乡）。后者如果还能称工人，至多是“次子”，有临时工自称“小老婆养的”，可谓“庶出”。


　　“庶出者”第一张大字报即直指“人的尊严”。据“假旨造反”发起者沈福祥回忆，当时他们是去国棉十七厂看了王洪文的大字报，难以认同，回厂商议自己的命运，即想为自己政治上被歧视、经济上被压榨的处境造反。初稿写成后，也曾有争议。


　　沈福祥：我们公开提出要求人的尊严，这与当前的政治空气很不合拍，是否会带来麻烦？　事实上１７年来从不提倡人的尊严，从教育小学生开始就不允许发展人的个性，把人人变成一个个呆板的螺丝钉。从现在的眼光看，黎提出人的尊严，实质就是争取人权。


　　黎伯昂（执笔者）：我们“临兄”受人歧视，处处不平等，连起码的人的尊严也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连这一点也怕受到围攻，那我们根本不用动笔了。〔９〕


　　虽有犹豫、顾虑，这张大字报还是贴出了。可见“庶出”者“首出”，即比“螺丝钉”、“丁学雷”高出一头，也可与前述黄金海回答萧木的对话相比。在那一体制身份等级下，“政治觉悟”恰与人们在体制内外的地位成反比。


　　沈福祥去上海外滩，发现王洪文等人以“永忠队”名义贴出的大字报，是“炮轰”当时进驻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队长，占据有最好的位置。而在这张大字报的上方四五米，还有另一张大字报，题名“为什么”，提出１４个疑问，直指当时的用工制度，落款也是一群临时工。人们驻足仰观，目光越过王洪文“永忠队”那一张大字报。沈福祥敏感到：人们在这张大字报上感受到一种“真造反”的气息。


　　什么是“真造反”？陈胜、吴广起义是真造反；攻打巴士底狱是真造反；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青年巨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是真造反；井冈山武装割据，偏要升起一个太阳给老蒋看看是真造反。真造反是离经叛道，是独立思考。可是，由首席发动几亿之众去反对老二（刘少奇）、老七（邓小平），反对后来的老三（陶铸），发对再后来的老二（林彪），并支持学生工人、农民反对本单位大大小小的头头，也算是“造反”吗？这不由使人联想起斯大林、朱元璋。只不过这两人是秘密地干，而“文革”却是沸沸扬扬地征讨，造成一种大民主气氛。〔１０〕


　　沈还注意到，仰观“真造反”者多为工人、市民，因为它涉入“假造反”不曾触及的禁区——等级身份与劳动制度，触及人权压制，每一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感同身受。而当时造反风头正健的学生群则是另一种态度：那些可爱的小将们却露鄙夷之色，不屑一顾，轻飘飘地走了。


　　小将们对这张大字报的轻蔑使我觉得十分震惊和失望。——为什么在红旗下长大的红卫兵却对生活中贫困中的临时工失去了同情心呢？为什么他们竟有如此敏锐而冷酷的政治嗅觉呢？为什么他们一看到这样的大字报，立刻能嗅出与“大方向”背道而驰的味儿，而且绝对不再去追问几个为什么，坚信上面红色司令部的指示绝对正确呢？他们在学校里读的什么书？是什么样的教育使他们泯灭了人性？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血管里流淌的果真是热血吗？这样的一代青年，和“二战”时期的德国青年有多少不同？〔１１〕


◇　要转正、要户口、要同工同酬


　　沈福祥上述回忆留有当年的现场感，也有后来深化的反思。但与当下更多红卫兵回忆录相比，后者大多局限于校园，至今无人将反思触角伸及社会层面。如果说学生“不知稼穑之艰难”，那么同处一个阶级的“工总司”们，每天都在同一工厂、同一食堂、甚至同一家庭内与“庶出者”朝夕相处（王洪文自己的妻子崔根娣即临时工），却对后者遭受的身份压制视若不见，斥其为“干扰斗争大方向”，更令人心寒。


　　庶出者假旨造反，与王洪文、黄金海们奉旨造反同时。１１月９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临时工、合同工亦曾参加。十天后，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始出现群众性劳动保障诉求，工总司斥其为经济挂帅。这一组织成立当天，曾去工总司总部请王洪文参加，即遭冷遇，拒不见面。此后，临时工们又以十万之众声援１２月初上海色织二十四厂造反派与赤卫队冲突，希冀以“友军行动”换得“工总司”支持，尽管王洪文当时只能调动五千人，还是不理不睬。


　　为消除歧视，“庶出者”不得不把原初名“临时工、外包工”删除，代之以“红色工人”，改称“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所发宣言比“工总司”更“红”：从五四运动鲜血、共产党“一大”明灯，直至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将种种不相关的红色符号涂满全身，方战战兢兢吐露他们真实的要求：要转正，要户口，要同工同酬。〔１２〕


　　这一真实诉求触及北京最高当局的分歧，由此引发“一月革命”，“假旨造反”百日未遂，即被镇压。而“一月革命”为何导致对他们的镇压，真相遮蔽５０年，此处可略作申论。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北京召开中央工交会议，国务院系统以谷牧为代表的经济官员担忧文革乱局扩展至工矿企业，将引发被压制已久的经济诉求，难有财力应对。１２月４日，谷牧向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下滑，经济风潮已经出现，形势危急。这些经济官员原来就对文革不理解，此时以经济风潮为据，对毛泽东进一步扩大文革范围的要求，消极抵制。毛泽东视为要挟，怒称：“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毛对“张屠夫”之厌恶由来已久。１９５３年斯大林去世，毛开始寻求苏式计划经济与官僚科层制之外的“中国式道路”。１９５５年以底层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敲锣打鼓”为依据，毛写作“中国社会主义高潮”系列编者按，痛斥邓子恢等人为小脚女人。１９５８年批周恩来反冒进，迫使后者流泪检讨。此后大跃进造成大饥荒，毛之“探索”在农村惨败，遂将视线转移至上层建筑、城市厂矿。此时文革在上层建筑已经发动，却为国务院经济官员所阻滞，不能在城市厂矿全面铺开，毛当然不满。此时他寄望于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一如１９５５年来自农村的“敲锣打鼓”，能为他打开被“张屠夫”卡住的瓶颈。毛与后者僵持了三个星期，终于等到从上海这一“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先进城市”传来他急盼的“政治回声”。


◇　造反、被造反坐在一起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毛曾令张、姚返沪，就地观察。此时经济风潮已从邻近上海的江苏等地蔓延至市区，因授权有限，张、姚二人抵沪后只是在第二线调研、听取汇报，并未有多大动作。


　　于此同时，从工交会议开始的“张屠夫”那条线为“维稳”所迫，提前运作。安亭事件后，上海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也北上请愿，酿成“昆山事件”，京沪线再次受阻。１月１日，周恩来半夜打电话转告陈丕显，令其速去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在那里等他电话。凌晨２点，陈丕显穿军装披军大衣，威风凛凛赶至现场。周以中央名义令其停止病休，出面主持工作，并在电话中下达指令，就地逮捕赤卫队负责人、铁路调度王玉玺。这是文革期间全国第一次动用专政机关直接捕人，此举显然是吸取安亭事件为张春桥抢得先机之教训，先下手为强。但也成为陈丕显主持工作后，对“工总司”等人的见面礼。布置完抓王之事，已是２日后半夜３点，陈披着那身军装赶至东湖宾馆，召集各大群众组织开会，由在场大学生起草《告上海人民书》，呼吁市民、工人返回生产岗位。３日下午《文汇报》告急，有群众组织因闻言该报将被《解放日报》兼并，迫于生计，冲进编辑部门，宣布“接管”编辑业务。晚１１点，周恩来再让北京日报办公室给《文汇报》打电话，传三条指示：一，报纸接管，没有这种先例，社会上只有封报纸，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做法；二，不要在报纸上点刘少奇和陈丕显的名字；三，办报要慎重。


　　张春桥、姚文元抵沪，先见的是写作班，后见陈丕显，转达周恩来要他出来工作的指示。但陈丕显此前已得周恩来令，提前一日站上第一线，三箭齐发：逮捕王玉玺，主持东湖会议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令文汇报全文刊载。工总司虽在《告上海人民书》上领衔署名，但王洪文在东湖宾馆会议期间一直打瞌睡，未发一言。醒来后说：“这种会有啥开头，没有一个名堂！”


　　陈丕显再发第四箭：１月８日下午在锦江宾馆召开各部、委、局、办负责官员与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制定《紧急通告》。陈见朱永嘉在场，要他坐到自己身边，记录发言并整理纪要，朱此时已宣布对他“造反”二十天，陈一仍其旧，亲切招呼曰：“小朱，来来来”。朱内心也还是认陈“毕竟是市委负责人”〔１３〕，一听“招呼”，果然“来来来”，“造反”与“被造反”又坐到了一起。


　　纪要草成，朱请示陈，是否称《紧急通告》？陈应允，大笔签发。事后证明，这是一件大事，陈办成后应向周恩来报告，但他却让秘书向张春桥报告，或许示好张，或许希望张将自己这一功劳转呈毛泽东。不料此后形势急变，张将此功劳占为己有，而且将陈单独关押。此后多年，陈丕显亦无可能向周恩来那条线汇报。此事在陈可谓小误，但对文革全局却造成重大后果：呈报《紧急通告》切换至江青那条线，引发毛误判，以为这正是他盼望中的工人阶级“首创”，遂将此推高为“一月革命”，号召各省市群众组织向“走资派”“夺权”，文革失控，全国大乱，竟由此肇始！


　　朱永嘉等介入《紧急通告》，起初也浑然不知此事具“伟大历史意义”。朱从锦江宾馆返归写作班，将《紧急通告》带给徐景贤看，请示能否交《文汇报》发表？朱仅欲争取“双保险”，虽经陈丕显签发，最好还能征得徐景贤同意。徐未及思量，果然同意。


◇　张屠夫救了混毛猪


　　李逊梳理上述史料至此，提示读者注意，《告上海人民书》与《紧急通告》相比，语气发生变化，前者是向市民呼吁，后者不仅有呼吁，还责令市委与公安局照此执行。这一提示很有见地，但由此而生的判断则可商榷。她认为这是“市委的权力和权威已经转移的标志”，而我以为相反，此处能看到的不是“市委的权威已经转移”，而是这一权威的“回归”，由此，或能触及“一月革命”的真相：


　　一，陈丕显接周恩来令——“主持工作”，是“一月革命”的始发动力。此时他虽被“造反”，但华东局第一书记、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未免去，动用专政机关半夜捕人，令行禁止，“权威”犹在；


　　二，东湖宾馆与锦江宾馆两次会议，与会者发生重要变化。前者仅群众组织头头与会，后者则增加了市委各机关负责干部，包括强力部门。只有第一书记才能召集这些“张屠夫”，可见“权威”不仅“在”，而且在集体性“回归”。


　　三，两份传单语气有变，即两次会议参与者变化的结果。１月３日的传单出自在场大学生之手，是群众组织向群众呼吁，并无强制性，即名副其实的“传单”；１月８日的“传单”出自朱永嘉之手，机关文秘奉机关首长之令，向属下各部门书写指令，形式还是“传单”，内里已是“通令”，具强制性，语气当然变化。


　　可见“一月革命”之起，不是因为旧权力“转移”，而是旧权力“回归”，甚至是“强力”回归。如果说“一月革命”是“路线斗争”，那也不是文革这条线之“首创”，而是国务院周恩来、陈丕显那条线抵制文革乱局所致，是“张屠夫救了混毛猪”，而不是“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文革之荒谬即在此，谁是“一月革命”的发动者？不是别人，恰是“一月革命”此后指控的对像——陈丕显等“张屠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


　　那么，此后被宣传为“一月革命”功臣的张春桥、姚文元那条线，与此事的真实关系又是如何呢？


　　１月４日，因昆山事件京沪线再次受阻，张春桥确曾让工总司在上海铁路局的负责人谢鹏飞去把生产组织起来：“他们不管，你们管”。〔１４〕张确有此话，但并未重视此事。１月５日上午，“告上海人民书”刊载于《文汇报》，张感到突然：“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啊！连发表“告上海人民书”也不打个招呼？”


　　１月９日，《文汇报》再刊载“紧急通告”，张进而恼怒：“怎么搞的，刚发表了个‘告上海人民书’，又来了个‘紧急通告’？！”张回头训斥徐，为什么派朱永嘉去参加陈丕显主持的那个会议，并起草这个“紧急通告”？徐景贤转身训斥朱，为什么擅自代表写作班签署“紧急通告”？就在张训斥徐，徐训斥朱，朱无人代嫁，眼见大祸临头时，忽闻“中央贺电”到，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毛泽东点石成金，眼前这份“紧急通告”从“烫手山芋”变成了“一月革命”！


　　原来不仅张、姚“错过”圣上心意，连毛身边的《人民日报》在第二次转载上海传单时，也未跟上毛激越多变。《人民日报》１月９日以头版头条醒目位置转载此前“告上海人民书”，配发编者按，但到１月１１日，转载《文汇报》“紧急通告”时则不甚重视，排在了第三版。众人皆未注意这个“第三版”，唯江青慧眼独具，理解毛此时所急所盼，将“紧急通告”与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放在一起，专呈毛。毛此时注意力就在上海，读１月３日“告上海人民书”，正是他急盼中的“工人阶级首创精神”，为之大喜；再读江青专呈“紧急通告”，居然有那么多群众组织联署，几乎是再现他青年时代“民众的大联合”，为之狂喜。毛将两份“传单”捏合成一个“东方的巴黎公社”，打破人民日报狭小格局“第三版”，欣然命笔，敕令四大中央机构向这３２个群众组织发公开贺电，号召各省市仿效上海，大联合大夺权，这才是大手笔大格局，不仅刷新１９４９年中共见政以来的记录，亦刷新１８７１年自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共运的所有记录！


◇　对学生运动始乱终弃


　　可怜“一月革命”，原来是一场“张冠李戴”的“大乌龙”：本出自“张屠夫”那条线之“应急”，或可称“维稳”；却因江青所报而非陈丕显所呈，毛竟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反抗“张屠夫”的“伟大创举”，而张、姚、朱文革这条线则随之转向，再不提此前“恼怒”，立刻跟上“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齐声颂圣。张春桥暗示朱永嘉，不许提及此事原为陈丕显主持，将此“功”据为己有；朱心领神会，缄默不语（见朱永嘉《己酉回忆录》）；陈失去与北京周恩来那条线联系，打入“牛棚”，被迫“封口”，八年后恢复官位，又因邓小平已“彻底否定文革”，虽能出版官式回忆录，但对“一月革命”只能含糊其辞，等于第二次“封口”。如此“张冠李戴”，其实是多方乃至对立方有意无意间合谋，共犯“欺君之罪”：张偷梁换柱，朱守口如瓶，陈有口难言，眼睁睁看着圣上在京手舞足蹈，打破各项记录，却没有一人上前将真相道破。文革中把毛泽东“高瞻远瞩”捧上了天，“伟大战略部署”云乎哉？由此可见一斑，亦可一叹。


　　本文关注的是：１月８日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群众组织有３２家，“工总司”与其下属的二兵团、三兵团并立签署，甚至出现此前此后再也不闻声息的“上海工人安亭兵团”，学徒工组织也有两家，显然是凑数，以沪市俚语称——“阿猫阿狗都有”，为何不见那个拥有４０万“临兄”的“红工司”？


　　原来他们不是没有参加，而是被轰了出来。“红工司”代表费敏章参加了锦江宾馆１月８日那次会议，但没有签字。费在现场争辩：“紧急通告”会给临时工、外包工带来压力，要求增加条文，结果在争执混乱中“耽误了签字”〔１５〕。而据徐景贤令人编写的《一月革命大事记》，是这一组织的代表不肯签字，被轰出了会场。与他们一起不肯签字，同时轰出会场者还有回乡工人的“支农司”、农场工人的“农司”。这三个组织后来都被视为“经济主义组织”，被勒令解散，严加批判。


　　前文已述，如果说文革时期上海地区还有什么真“造反”，只能是红工司“假旨造反”，假作真来真亦假，此时却遭到“奉旨、探旨”者与“走资派”的联合绞杀。“一月革命”虽为乌龙，乌龙也成垫脚石，参与那一神话的三方都踏上了一只脚，踩在了他们头上。〔１６〕“假旨造反”仅为隧道中途的瞬间一闪，照亮了这一阶级的真实处境。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只有从欺骗性的“政治挂帅”向后回转，才有可能触及这个阶级的真实处境，走向这个阶级早已失落的解放起点。沈福祥们距“工总司”远，离林祥谦近，距彼得堡１月９日远，离安源１９２１年近，可悲的是，这一步不是被吴佩孚镇压，而是被“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本阶级自诩的“革命长子”、以及“革命文人”联合镇压，历史的起点再一次被推远。


　　文革中曾有“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单张印刷九亿多，堪称世界之最，此时已成讽刺。毛１９２１年赴安源即为“经济挂帅”，从工人的经济诉求入手，组建工会，发起罢工。此后赴京登基，抛弃“经济挂帅”，强调“政治挂帅”，则与１９２１年判若两人。１９５７年鸣放初起，各地曾出现类似安源当年的经济风潮，毛批示：“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１７〕１９６７年“红工司”再起，毛干脆以“经济挂帅”罪名镇压之。１９６７年在全国范围镇压工人的这一民生诉求，〔１８〕１９６８年又从政治上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对学生运动始乱终弃，以“工宣队”掩护“军宣队”，帮他做一次穿工装的“宪兵”而已。


◇　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就“工总司”而言，从“奉旨造反”即排斥本阶级底层“兄弟”，到一个月后与陈丕显、朱永嘉共聚一堂，将“红工司”们轰逐出去，足见“革命新贵”的偏狭与短视。昨天他们被市委歧视为“社会渣滓”，转过脸来却视本阶级底层为“革命渣滓”，只许自己“革命”，不许他人“造反”，显露出他们昨天还在反对的“赵老太爷”心态。当年流行一时的列宁曾用《圣经》名言：“勿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其实是一群自以为是的“共和国长子”，为那碗“红豆汤”，出卖了４０万“庶子”的“生存权”。至１９６９年“工总司”改称为上海市总工会，他们也曾勉力挣扎，如恢复工人文化宫、组建工人夜大学等，但大限已至，限定这些人有心无力，行之不远。从“社会渣滓”到“革命新贵”仅一天，此后为“这一天”各领刑期十年、２０年，他们的结局并不比沈福祥们好多少，甚至更惨。待刑满出狱，黄金海们走出“提篮桥”，当年的“领导阶级”在哪里？不是“领导一切”，而是整体消亡。安源乎、安亭乎？其实都是“临兄”、人数更多的“临时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也许只有到这时，这群“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才有可能醒悟。


　　至于“丁香花园”里的左翼文人，他们为“巴黎公社”而悲情自许〔１９〕，数十年念叨“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那就请他们记住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这一天，他们对“巴黎”的工人干了什么，这一天之后又干了什么？林祥谦当年还有施洋律师并肩作战，４０年世异时移，施洋之后裔早已蜕变为“丁学雷”，走进那座脂粉气浓郁的私密花园。让这样的花园文人谈论公社起义，且不论公社对错，首先是对公社精神的羞辱。同样是５０年后反思，他们是否有勇气把马克思的这句名言颠倒过来喊？


　　——“革命万岁，革命死了”，“革命”是在高喊“万岁”的那一天，被“万岁爷”和他们这群奉旨、请旨、探旨者连手，亲手掐死！


　　一部文革史，是多种人物、多种力量、乃至多种理念被毛泽东始乱终弃的历史。只要连接文革史两端——１９６６以“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始，１９７６以全民跪诵“专政理论”终——即可见这场“继续革命”之起落，距离有多么遥远。毛发起“造反”，又掐死“造反”，既有西方红色浪漫，也有东方五斗米教、天国圣库制杂拌，还有拜占庭式的权术黑暗。由于早年所受教育不够，毛的理论能力远低于他的政治抱负，以致其晚年思想越接近生命终结，越形混乱。但“造反有理”的底线，在他发动文革之初即已划出，清晰可见。这一说法起源于１９３９年他庆贺斯大林寿辰的延安讲演，当时毛在野，正是他对当朝者“造反”的时候，怎么都“有理”，当然不设限。但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重提“造反有理”，给清华附中学生覆信——即点燃红卫兵运动烈焰的那封信，即开始悄悄设限。从现存盘案馆的覆信底稿上看得很清楚，那封信由秘书遵嘱起草，原稿引用了他１９３９年的说法，但毛泽东在此处亲笔添加“对反动派”四字，全句成：“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热烈地支持你们”。


　　１９６６年夏天在中国气象史上也是高温，绝大多数青年学生被那封信里的“热烈支持”冲昏了头脑，没有注意此处另加的四个字。年长者却有本能反应，一时“有理”，不忘“有限”，黄金海之所以对“造反”添加“革命”，徐景贤即使在宣布“造反”之后还要“一探再探”，就是对这一底线的本能反应。１９６７年２月，湖南中学生杨曦光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毛早有预感，此前一年即立下戒律：“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局部改善”，不能“彻底改善”，杨因此获刑十年。毛的“造反有理”不仅有对象限定，还有时间限定，１９６７年上半年即发出警告，“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１９６８年清华园武斗失控，毛派出他的他的８３４１部队指挥“工人阶级”，以３万人“工作队”开进这所大学。这是“波拿巴工作队”，超过“刘、邓工作组”百倍。蒯大富只记得反“工作组”曾获“圣旨恩准”——“造反有理”，却忘记“造反有限”——８３４１是毛泽东“亲兵”，只能跟，不能反。蒯和他的战友以棍棒、长矛迎“亲兵”，终于走到“造反”终点。


　　７月２８日深夜２时，毛已服睡药入寝，突接周恩来电话，清华发生流血事件。毛从睡梦中惊醒，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吗？！”这是黑暗中的闪电，足可划破１９６８年的中国夜空。所谓“奉旨”、“请旨”和“探旨”，这里才是“圣旨”之底线，“黑手高悬霸主鞭”。紧接着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毛再吐其黑话史〔２０〕有记录以来最黑的一句：“你不是要抓黑手吗？我就是黑手！”


　　从这一夜开始，“造反派”用后见弃，大势已去。至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去世，天平已倒向“张屠夫”们——官僚阶层，此后的接鞭、执鞭者自然是这一“新阶级”。１０月６日，毛泽东尸骨未寒，怀仁堂事变即已发生，张春桥等锒铛入狱。又三年，推张入狱者也被推下船，新胜者组织“正义路法庭”审判。后者不敢触碰毛氏神龛，只审判神龛之下“传旨”、“奉旨”、“探旨”者，被判者也不是没有理由喊一声“冤”。但他们不应忘记“正义路”是从“丁香花园”逶迤而来，途中虽有一次曲折，却还是同一谱系上的“家族相似”。早于这场审判１５年，是“丁香花园”开始了“硬装榫头”〔２１〕之作业，正是当年指鹿为马，才有此后指马为鹿，请君入瓮。也因“家族相似”，他们曾以为是“南书房行走”、“共和国长子”，贴近“家族继承权”，为此，不惜出卖从吴晗到“三家村”，从“炮司”到“红工司”等一应“庶出”者，剥夺其“生存权”。


　　“造反派，真的反了吗”？他们没有反，“奉旨”、“请旨”、“探旨”者，未上“梁山”已“招安”，齐齐打“方腊”。因此，无论是面对毛之“黑手”，还是面对邓之“审判”，他们确实有理由喊“冤”，而且是双重的“冤”。这群可怜的冒牌“长子”！最终是被另一群早就凭“血缘”自承为“嫡出”者，指认其“庶出”，一把推了下去。


　　五十年前“造反”，十五年后“审判”，中国史的漩涡就是在这里，转出又一轮循环。


（本文所涉史实，除专注外，皆出自李逊及此书，论述则由笔者承责，谨此致谢李逊，恕不一一。）


（朱学勤为中国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１，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中卷，第１１３３－１１３４页。参见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华夏文摘增刊６１４期，文革博物馆通讯４４７。


２，此书梳理当年发生在上海地区机关、厂矿里的“造反”主流，或可称“正统造反”，本文为其代序，大致范围亦限定于此。除此之外，文革中还有“另类造反”，如遇罗克反抗血统论、全国范围临时工“红造总”、湖南地区“湘江风雷”等。后者大多发生在校园大、中学生，我曾称之为“思想型红卫兵”，他们一度为毛利用，亦曾与本文论述的“正统造反”短暂汇合，后经“一打三反”、“清队”、“深挖五一六”镇压，亦遭“正统造反派”打击，走向独立思考，为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埋下伏线。我本人青少年时代之启蒙即身受后者之惠，曾在二十年前旧作“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有所论及。


３，此为李逊听萧木所言。


４，李逊曾听萧木先生言，当时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女工徐美英曾遭其父亲怒斥——“我老爹听说我在厂里造反，气呼呼跑来找我，一见面就是劈头盖脑一顿臭骂。他说：造反，历朝历代都是杀头大罪呀！你一个妇道人家去轧这个闹猛做啥，真是昏了头啊！要不是你已经出嫁，我今天就打断你两只脚骨，看你还怎么去造反！”徐美英向其父解释：“我们是响应共产党、毛主席号召造‘走资派’的反，是‘革命’的造反，不是反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反革命’造反。”这一“革命轶闻”不仅真实而且典型，验证当时人们闻“造反”而恐惧的普遍心理，又听说是为“革命”而“造反”，方能克服恐惧。


５，十年后官僚体系恢复重建，“清理三种人”重算旧帐，当可检验工人们的这一“心病”并不多余；又十年，换一茬年青者更以跪姿请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回到这一要求，一定要当局承认“高自联”为合法，并保证不“秋后算账”。二十年两代人，体制不变，“心病”难变。


６，写作班后期也做过一些好事，如出版知青数理化自学教材、《学习与批判》、《摘译》（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杂志等，后一类出版物充塞极左教义，但在文化荒芜年月，客观上也发生一些普及知识的作用，不应一笔抹煞。其具体成员也应区别，既有一心想圆文学梦却又只能服从党召唤的萧木，也有入觳不久即反叛、文革后大彻大悟的戴厚英。即使如徐景贤晚年，对写作班当年迫害知识界有一定程度反思，虽不到位，也不宜忽视。也有余秋雨这样的双开人物，文革、改革两个时代都能吃得开，畅行无碍。后者之得志，不在自身，而在他置身的这两个时代：文革虽被否定，但体制所需未变，写作班本质为御用，从“文革写手”到“文化大师”，“主”不变，“奴”亦不变。朱永嘉刚出狱时有所反思，但近年则持另一心态，虽以解释并维护“天子心事”为己任，诸多回忆亦有史料可读，不必因人废言。但他怒斥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张闻天，称后者为“佛头泼粪”，要李锐等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见朱永嘉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０日，“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则令人想起他年轻时使用的语言。此文要害不在于偏袒施害者，苛责受害者，而在于投石问路，为庐山会议翻案。此案一翻，也就为批《海罢》发动文革翻了案，由此，也就为朱永嘉本人参与批《海罢》翻案。庐山会议是联接朱永嘉参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节，故而他非要“说说这件事”不可。


７，１９７４年写作班已改称写作组，主办文学杂志《朝霞》，创刊号及第二期有三篇小说被“工总司”认为是影射，兴师问罪，遂成内讧。


８，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寿宴，毛举杯祝酒：“祝明年全国全年内战”！数日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这一旨意，稍有柔化，改称“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但徐景贤２０１３年《最后的回忆》再次确认毛这一原话，并说明是在从姚文元上述电话中听得，逐字记录。徐在这里虽表态要为“全国全面内战”立新功，但在１９６７年果然发生“全国全面内战”时——各省市皆因夺权派战，爆发大规模持续性热兵器武斗，上海却很快稳定下来，并未进入“全面内战”。个中原因与张、姚有上述优势，一手通过写作班控制舆论，一手通过“工总司”控制社会局势相关。文革时期的上海之所以称“首善之区”，未有第二次大乱，秘密即在这里。


９，沈福祥，《峥嵘岁月》（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０），页１２５。


１０，同注９，页１２９


１１，同注９，页１３０


１２，４０万人在街头集会中相互辨认，有一寒酸而又准确的自称：“临兄”。听一声“临兄”，即可认出对方是同样的编外零余人。此一细节可比列宁所言工人无祖国，听一声“国际歌”，即能辨认出阶级弟兄。


１３，朱永嘉《已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P１９４，２０１５年香港大风出版社


１４，此语出自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日李逊采访谢鹏飞，谢回忆转述。此事从１月４日救援运输，发展为１月９日“接管”上海铁路局，对经济形势有重大影响，不亚于《文汇报》群众组织“接管”编辑业务。张春桥将铁路“接管”也曾汇报给毛，囿于文人重意识形态不重经济，他并未在意此事具全局意义。毛亦有此偏向，只是他的文人浪漫处于最高权位，可任性发挥，张步步紧跟，亦有不及。毛抓住文汇报一事小题大做，向高处急推，将群众迫于生计之“业务接管”上升为“政治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对铁路局“接管”虽予表扬，并未予以同等重视。如此畸轻畸重，与当时周恩来对《文汇报》“接管”持三条保留、对K１４次特快驶达首都打通京沪铁路线分外重视，适成反照。


１５，沈福祥，《峥嵘岁月》，２０１０，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


１６，当时的临时工、外包工等是以日计酬，因经济压力不敢擅离职守，只能坚持每天出勤（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日李逊采访谢鹏飞，谢坦承此一关键点，亦为难得），即使参与造反活动，也只能坚持“业余闹革命”，不可能像工总司那样可以在八小时内离开岗位“闹革命”，此后“经济主义妖风”之恶名却加在这些人头上，此其一。其二，他们虽然提出经济要求，但因没有可衡量的工资等级标准，即李逊所言无“政策资源”，临到“走资派”签字补发工资，却没有他们的份，实可谓“背恶名而无实惠”。其三，即使如此，红工司当时的实际行动也已打破了经济主义妖风这一恶名：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列车运行瘫痪，“红工司”组织铁路系统临时工编成临客１０２次乘务组，与京沪特快１４次挂为同一列，并任命一位女临时工金月雯为正车长，另一位姓张的正式工为副车长，１月６日开出上海站，节节北上。周恩来大喜过望，特命国务院派员去北京站迎接，接见金月雯等全体司乘人员。人民日报与中央广播电台专题报道，将１４次特快誉为“第一列红色列车”，一时轰动。但工总司却不愿临时工分享荣誉，在红工司负责人赴京参与周恩来接见途中，竟用轿车跟踪并冲撞他们去机场所乘车辆。（李逊书，P３２２）那位张姓副车长后来被工总司推举为中共九大代表，而金月雯为代表的那群临时工则消失无闻，功劳全部归于工总司名下。


１７，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载《毛选》第五卷。


１８，毛在这方面不如江青。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学生组织是提及临时工、合同工造反，江明确表示同情；１２月２６日晚，她接见这一群众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红造总”，曾声泪俱下。这一表现可视为演员作秀，也可视为她过于感性乃至神经质，但不能排除她因自己出身寒微而同情底层的真情部分。“红造总”是整个文革期间唯一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仅存在一个月，即被毛签署中共中央文件，下令取缔。毛有出身底层的叛逆性格，但他更具韩非子或马基雅弗利之权术，底色可见孟锦云回忆毛与中南海服务员谈一个女子落井，如何奚落那个下井救人者为呆子。对毛的这一底色，江青凭她那点文艺理解力，实难望其项背。


１９，语出朱永嘉闻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怀仁堂事变所言。文革十年，大陆中国时时将自己比附为“巴黎公社”之“创世纪”，连西方左翼知识界亦为之吸引，其实是一部多幕滑稽剧。第一幕来自北大校园，一张纠缠于人事之争的低端大字报，竟被毛泽东拔高为北京“巴黎公社”宣言，这大概是公社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为骇人的涂鸦记录。不过半年，“一月革命”又被毛泽东拔高为上海“巴黎公社”，此后突然焦虑“党往哪里摆”？竟以“改变国家体制牵涉国际承认”这一奇怪理由，下令改“公社”为“革命委员会”。可怜的“巴黎公社”，在上海尽管是涂上了小丑油彩，上演了滑稽山寨版，也只存在了１８天，此为第二幕。此后“全国山河一片红”，毛以“三结合”取代“巴黎公社三原则”，已经彻底掏空了“公社”，但盗用“公社创世纪”之文学比附，还时时在两报一刊欢呼各省建立“新政权”的连篇社论中闪烁不定，此为第三幕。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基本教训——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旧国家机器，被中国式波拿巴政体取代，要“打碎”的不是“国家机器”，而是对这些“新政权”的反抗者。“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只是借文革之名密集重补斯大林式的“镇反”与“反右”。所谓“革命委员会好”，确实是毛泽东一大发明，如果在语词上还与法国、俄国革命传统有一丝联系，那也是将雅克宾的红色恐怖、波拿巴的军管，乃至捷尔任斯基的契卡集于一体，与“公社”风马牛不相及。１９７５年批林批孔，毛将他这一生的政治追求作最后了结，一言以蔽之——“百代皆行秦政制”。此后再不提“巴黎公社”，无论是来自西方左翼之发挥，还是中国信徒之引申，皆可谓蛇足聒絮。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国版“热月事变”，“丁学雷”突然呼喊“巴黎公社”，无异于塔列朗或富歇呼唤“巴黎起义”。这不是法国式的“悲情”，而是中国式的“矫情”，是指望他人为其“火中取栗”。“栗”早已被食言者食空，即使如工总司这样的“工字头”，也没有义务为“丁香花园”上街当炮灰。当年上海市民闻讯北京事变，是疏离、冷漠乃至幸灾乐祸，不仅证明“巴黎公社”距离这座城市实在太远，甚至证明１９２０年代以来左翼文人构建这座城市的“阶级属性”，那一整套说辞是自欺欺人，整体破灭。


１９７６年“雾月”，上海无“战事”。“上海起来了”？上海沉默了。“这也是一道闪电——沉默的闪电，瞬间照亮这座城市的真实底蕴与腾嚣其上的意识形态，什么是泡沫，什么是静水潜流。“上海帮”不代表“上海”，双方如有关系，也只是外来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


２０，毛氏黑话其来有自，因独占最高话语权，唯有他能将三套话语混合运用，瞬间切换——马克思、秦始皇、山大王。前述１９６６致内妇江青长信，即自状“黑话”，并不掩饰。两次在庐山，一次以“操娘”时间之长短，定彭氏反党路线之是非；一次以山大王脾气突发“无产阶级雷霆之怒”，斥骂陈伯达“跳船”。其言语之“黑”，闻之不似人君。


２１，朱永嘉出狱后曾指责这场审判是“硬装榫头”——此为沪地方言，原指木匠作业，榫头不合，强行敲入，引喻为判官强势，迫人入罪。当年这一指责确有部分合理，审判本质上是政治审判，不是独立审判，更不是历史审判。朱本为史家，来日方长，可待历史之“上诉”权。可惜的是，为攻击胡耀邦庇护知识界，他认同邓氏之强权，又一次站在强权者这一边。如此，不待历史之“复议”，他已放弃历史“上诉”，自破“榫头”说，令人扼腕。


□　原载《新史记》总第３３期，２０１６年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