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地挥一挥手
居美国华盛顿, 就职政府部门, 花甲年岁,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正文
大约十岁前， 阿拉江南新村的江南小学门口， 也有一些老阿哥在那儿练拳击， 不过上海的洋奴思想十分严重， 大伙是不说“拳击”而是“巴克辛”的。那几位中友谊个事我同学的小叔叔， 一位是我同学的大哥哥， 也就十七八岁， 有的读中学有的还是社会青年。
小男孩看到这种还是蛮稀奇的， 不过打出血就有点吓人了。
好像真的打巴克辛的这几位老阿哥， 的确不太像“好人”， 穿花格子衬衫啥的， 哪怕家里比较穷没钱置办“行头”， 头发上搞点名堂是没什么花费所以“包头"也是有的。
里弄干部老阿姨见他们不顺眼得很， 58年江西开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到上海招生， 哎， 立马送了几个去，这是真的。
后来逮到了机会， 又弄去或白茅岭劳改或大丰农场劳教， 大丰是后来现任副主席李源潮去的时候才变成知青农场的（突然一想， 好久没此人的消息了？）。--转载者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法租界，大都是仿法式住宅。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是比利时房屋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着几个孩子，家境还算不错。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着书，却坐不住，是个特别顽皮好动的孩子，后来进了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一个大学生，叫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个五六岁。黄晓阳是个业余拳击爱好者，就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提起已经去世的黄晓阳，余吉利仍然充满敬意和感激，把他称作是自己的启蒙老师。那是1946年、1947年之际，余吉利才十六七岁，就在他即将成年、却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拳击运动让他忽然有了人生的方向。
初入拳坛
早在1915年，上海虹口娱乐场一带就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也就是今天的虹口公园（鲁迅公园）和虹口体育场一带。上世纪前半叶，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运动会。拳击运动在19世纪末传入上海，在租界地区流行。那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体育活动中心。1908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专派了体育干事艾克斯纳前往上海，协助成立青年会体育部。1940年，青年会开始举办拳击训练班，还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邀请赛，邀请精武体育会、西侨青年会、俄罗斯总会、法国总会、犹太总会等拳击手比拳。黄晓阳把少年余吉利带到青年会，直接向外国拳击手学拳。余吉利身体条件好、刻苦，对拳击非常投入，长进飞快。
余吉利拳王诞生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5月27日，上海解放。19岁的余吉利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拳击爱好中，基督教青年会仍然是拳击运动的中心，其中的四川路会所由当时著名的中国拳王周士彬担任教练。在余吉利刚刚开始学拳的1946年，24岁的周士彬已经成了青年会举办的七国拳击赛的冠军。余吉利至今珍藏着当年他们的合影照片。
1950年5月4日，青年会还在八仙桥会所举办了拳击比赛，有十几家学校和团体的40多人参加。1950年6月，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军体部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联合举办中西拳击对抗赛，以门票收入救济失业青年。余吉利记忆中的那两年，就是不断练拳和比赛。他不善描绘自己的成绩，只简单地一句带过，说当时自己“打一打就赢，打一打就赢，就变成了上海队代表。”就在这段时期，渐渐地，犹太教练消失了，那些参加青年会拳击比赛的私立学校也消失在院系合并的潮流中。基督教青年会越来越边缘化，民间体育组织逐渐退出，政府的体育组织开始成为体育运动的中心。拳击也基本归了官办。余吉利不是很在意这样的变化，只要能继续打拳，他就满足了。
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了跑马厅，成立了足球队，还举办了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这样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这次荣耀给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惟一痕迹，是一张冠军杯的照片。就是这只冠军杯，给余吉利引出了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的父亲去世。不久，几个军人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原来，当时的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打算成立拳击队，看中了这个年轻的上海冠军。余吉利高高兴兴地穿上了军装。
五十多年后的余吉利，还保存着已经变得脆弱的“革命军人证书”，文字是正体直排，由右及左:“革命军人证书:余吉利同志系1952年12月参加我军，现在本院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下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署名。
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1953年11月，在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是全国运动会的前身。运动大会上，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的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的全国冠军。那一年，余吉利23岁。
余吉利人生突变
此后两年，没有举行全国性的拳击比赛。当了三年多体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1956年9月2日，他来到上海市曹阳第二中学任体育教师。1961年8月30日，由区教育局调动，他去了甘泉中学教体育。他的家搬到襄阳南路，余吉利已经成了家，妻子曾是篮球运动员，也在中学教体育，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女儿。
谁也没有料到，1963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我很想听听他自己的说法——怎么就去了白茅岭。余吉利的回答很简单。他说，“那时候买粮要粮票，买糕点要糕点票，鱼票肉票，什么都要票。我娘那时是靠着我，我就想，假如能去香港，家里和老娘都能日子好过些。”不用细说，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几年，不是票的问题，是持续三年的饥荒。余吉利看着饥饿中的老人孩子特别心焦，也是正常。
余吉利是个天性喜欢自由自在的人，数年体育兵的经历，并没有使他发生太大改变。回到上海，他回到原来的朋友圈子，黄晓阳还是他的好朋友。在这个圈子里，自然常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对他们来说，香港永远是个令人向往的迷人都市。在他们眼中，那就是亚热带的上海，有他们习惯了的逻辑和生活。
三年饥荒的日子里，香港又凸现为邮寄食品的丰富源头，谁家有个亲戚在香港，都不再愁饥。这时，余吉利的朋友圈子里，流传起广东人向香港大迁徙的消息。
此传言不虚。当时，大量乡村断粮，村民有性命之虞，广东也不例外。对广东人来说，香港近在咫尺，是个无法抵挡的诱惑。1958年港英当局实行出入口平衡，广东每天出入香港人数不过五十来人。1961年7月，在饥荒压力下，广东当局开始实行放宽出港政策。1962年4月下旬，广东出现大批人员越界向香港迁徙，5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正因为势头过猛，很快政策收紧。1962年6月14日，广东开始制止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当时各路消息传播缓慢，待广东宽容迁港的传闻传到上海，1963年，余吉利和朋友鼓起勇气去广东探个究竟，已经整整慢了好几拍。不仅迁港大潮早已阻断，在新政策下，这样的企图已被列入要打击的罪行之列。
在广州探了个究竟，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但很快一行人等就全被捕了。事后公安人员告诉他，考虑到他是全国拳击冠军，抓他的时候，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对他不客气。
说到这里，余吉利苦笑一下:我怎么会抵抗。他承认是想去香港，摆脱食物票证不足的困境，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希望获得同情，从轻发落。
这希望还是落了空。议论偷渡被归作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余吉利被处以三年劳教，被大卡车送往安徽郎溪、广德两县交界处，那是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的上海市白茅岭劳教农场。
余吉利万念俱灰
上海市白茅岭劳教农场建于1956年3月，最初为上海游民残老、流浪儿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距上海270多公里，占地40．6平方公里，俗称白茅岭农场。
一切发生得太快，在一片混乱思维中，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离婚。他知道，去了白茅岭，是终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株连。他的相册里，我发现一张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时光的纪念。泛黄照片上，憨厚的年轻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种健康而阳光般灿烂的美好，他们各抱一个女儿，两个孩子相差两岁，只一点点大，正在最可爱的年龄。
余吉利告诉我，他还是本能地怀一丝侥幸，企盼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大环境改善后，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能重新回家拥抱女儿……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必须留场，没有刑满回家的限期。在余吉利当年的“难友”李梧龄的回忆录中，无意中记下了余吉利内心的一点隐秘:余吉利当年想去香港，原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离开专业队，余吉利还是迷在拳击里。1958年全国20城市拳击锦标赛，余吉利和上海市业余队队友一起获团体第一名。单项比赛中，余吉利获轻中量级第三名。可以想象，他如何憋着劲想着下一次，想着一定要夺回冠军来。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1958年，中国迎来大跃进的年代，不仅是工农业刮着浮夸风，教育体育无不拖入其中，各省市摩拳擦掌，要在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放卫星”，拳击界亦不例外，突发高烧盲目发展。上海各校，不管是否有专业教练指导，纷纷成立拳击队，出现不少不该发生的伤害。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一时伤亡频报，国家体委仓促宣布，第一届全运会拳击项目取消。上海随即停止所有拳击训练。自此整整20年，拳击运动整个从中国消失。
余吉利和朋友们苦苦等候着恢复拳击运动的消息。可五年过去，1963年，他已经33岁，拳王生活在一个没有拳击运动的国度，他度日如年。恰在此时，朋友们议论起迁徙香港的可能，对1963年的余吉利来说，不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可能，更是拳王运动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绝望的白茅岭，已经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难友”李梧龄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有过的世界拳王之梦。
今天，眼前77岁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拳王的心已被他埋到深处。
余吉利重拾尊严
惟母亲还在等待儿子归来。1976年“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1979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有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也还存着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365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了。
1979年，整个局势在松动，49岁的余吉利感觉自己还强壮，年轻时独立闯荡的心又在复活。他作了个决定，闯出一条活路来，他跑到青岛开始教拳。作这个决定并不容易，那个时候，擅离一个隶属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劳教农场，要有触犯天条的勇气。这也是别人都不敢离开的原因。
上海的民间是韧性的，“文革”结束，始建于1910年的上海精武体育会（在同盟会陈其美、农竹、陈铁生倡导下，由霍元甲创办了其前身精武体操会）借着“拨乱反正”的东风，最早恢复了拳击训练班。
就在中国拳王余吉利惶惶为自己是否要回白茅岭而内心挣扎的1979年，美国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给中断20年的中国拳击运动带来了复苏希望。邓小平在接见阿里时说了这样一句，“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
国家恢复拳击运动是在阿里初次到访的七年之后。精武会却率自先行。精武会仍记得余吉利是它的会员，他们不管白茅岭而只认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会举行拳击表演赛，特请了“擅自离农场不归”的余吉利。
50岁了，他重新走上拳击台。这已经不是争强斗胜的年龄，他却永远感激这场比赛，是精武会，使余吉利重拾人的自尊，一个拳王的尊严。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访华，访问了上海精武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和余吉利的老友周士彬举行了表演赛。1986年，阿里三度访华，同年6月，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上宣布:恢复拳击项目。一个月后，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余吉利的处分撤销了。这时，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55岁。
1987年6月，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正式接纳为第159个会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运动员江涛获91公斤级第五名。1997年，67岁的余吉利结束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这时候，余吉利才刚刚发现，自己没有退休金。
2007年，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请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77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台湾拳击手眼中，拳王永远是拳王。他不会知道，拳王坐在那里正心力交瘁。那一阵，在朋友们鼓励下，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奔走，这次，是试着争取一份退休金。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转回区教育局，随后就没了音讯。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学校告诉他，档案已在“文革”中遗失，没了依据。他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同事，请他们出具自己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他被迫试着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证明自己曾是名扬全国的拳击冠军，只是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一个历史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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