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日本的投降，想起老爸说的一段轶事，就在70年前的这些日子里发生的，说出来大家看看玩玩，别做政治鉴定。

老爸在日本投降前不久失了业， 就和老妈一起回泸州老家吃外公的闲饭，外公的地主虽小，添三个碗还是不在话下的。

突然日本投了降，老爸有个路道很粗的朋友，东钻西拱，获得一好机会，立刻给家父写了封信，声称“赶紧来重庆，我带你去上海发财”，这位伯伯，社会关系复杂到了国共两党的高级人物熟悉者甚多， 20年代末庚款留美的脚色， 回国就职于上海某洋行。抗战随政府退到四川的，一旦胜利了，不得想方设法再回下江？关系起了作用，准备接收上海工务局的赵祖康，给这位某老伯安排了某处技术专员，九月中下飞上海接收。

老爸接信，紧赶慢赶，来到重庆，下午立刻到某老伯家，其妻某伯母告诉老爸， 先生今早的飞机已走，老爸心凉了半截，咋的这么个好机会愣就错了半天呢？不行，自己想办法也要尽快赶赴上海。

接下来的一段时候，用尽全部关系，高价买了张黄鱼票，路上被国民党宪兵打过耳光踢过屁股，撵下过船，甚至坐过一段路的木船，还是在10月下旬赶到了上海，房子车子的接收已告段落，没戏，好在位子某伯也是用了十二分的力道才保住了的，老爸到上海就走马上任。

老爸戏说，人生不可预料，若是早一天赶到重庆，跟着赵祖康来接收上海工务局，文革中那顶 ”接收大员“的帽子， 非压断了腰不可，当然第一批到上海的话，发一笔横财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