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四川人，家父整个抗战“八年”均在重庆，但从不说在“重庆抗战八年”，而且胜利后到上海，很见不得那些学着四川话“老子在重庆抗战8年”的下江人，老爸说“在华北前线抗战还差不多，哪能说自己在后方抗战这种不要脸的话？”

祖父就职于盐税机关，抗战初期是乘坐最后一班武汉到重庆的船押解大批盐税款，路上有职员图谋分此款而往上级报失，祖父召集开会正言“除非你们把我杀了，否则绝不允许拿掉一分抗战急需的钱”，正气压倒邪气，顺利将款项上缴政府。

说到国共之差别，老爸说一事。
他认识一重庆名记者，战后在船上碰到，谈到中国的今后走向，名记者说“国民党不行”，家父问何以见得？记者答曰抗战时访问过延安，抗大的校训之一是”实事求是“，而中央军校还是政工学校则是礼义廉耻，他就从这两条标语就看出了国民党不行了。
有趣的是，老爸在解放后反右时见到该名记者成了大右派的报纸，戏称”这么能随便说话的不当右派才怪呢“。
 
老爸的看法，要说国民党不抗日是冤枉他，但国民政府在重庆也实在是污得有点不像话，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是个事实，政府的上上下下无不搞钱， 大小官员个个贪污腐败，若是只靠工资？恐怕就得饿饭。他因生意认识航空委员会的人，两人同是少将，一实缺满嘴冒油，一虚缺者穷得军装里面的衬衫都是洞洞。

还有四川那个抓壮丁，那就糟糕透了顶，川军的抗日实际是那些倒霉蛋打出来的。

但老爸并不知道共产党地区的情况，虽然他有段时候很想去延安， 幸好没去，否则又参加过国民党又参加过三青团的他，很难滑脱延安整风，而这点历史问题，解放后共产党成了气候，老爸作为非党工程技术人员，普通历史问题而已，最多内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