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遂良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回忆（《济南文史》2008年第3期 总40期）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回忆

一堂作文讲评课

　　1965年末，《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提出中学生作文要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这个主题。文章还批评1962年的高考作文题《雨后》是要把青年学生引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道路云云。此文一出，中学生作文教学来了一个大转变，作文题都变得有很强的政治内容，如《阶级斗争的重要一课》、《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阶级斗争》、《革命前辈讲家史》、《我与父亲（或雷锋）比童年》（这类题目使得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很为难，问老师老师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等，在这种风气下，作文中的空话、大话、套话、假话便疯涨起来，教条主义和党八股成了好东西，语文课变成了政治课。教师们也很困惑，学生文章只要政治内容好，革命激情高，即使句子不通，错别字很多，也不能给低分。因为“政治标准第一”。我当时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还想对这种风气来一番抵制，自以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便有了勇气。有一回，我在教研室贴了一张邀请书，说我某日某节课在某班进行一次作文讲评，欢迎无课的老师前去指导。这是个新鲜事，教导主任和一些老师都去了。
　　作文题是《我的母亲》。我选择了两篇真假不同的作文加以对比：一篇的开头是：“同志，你认识我母亲吗？你见过我母亲吗？她高高的个子，黑里透红的脸膛，扛着铁锨领着社员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那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她；红旗下那矫健的身影，坚定的步伐，完全不像一个体内还残留着敌人弹片的人。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徂徕公社某生产队长，全国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的母亲某某某同志”。然后就写她怎样从一个地主家的童养媳反抗婆婆虐待逃出虎口投奔革命，路遇“洪常青”，参加徂徕山起义，转战南北，在敌人监狱中经受严刑拷打，怒斥叛徒，身负重伤。解放后又主动请求从师级干部解甲归田，领导家乡人民战天斗地等。我了解这个学生，她的母亲我也见过，只是一个普通的山区劳动妇女，从未出过门。我念完这篇作文，一般地肯定了他的愿望和政治热情后就批评文章全是假话，是对自己母亲的不尊敬，开头用的是那种文艺笔法，失去了儿子对母亲自然的亲切依恋感情，并引“至亲无言，至哀无文”的古训强调感情的真实性。另一篇一个女生写母亲的文章，讲她母亲受了一辈子苦，年轻时受婆婆打骂，后来父亲嫌母亲连生了两个姐姐，对母亲很不好，负气离家出走，参加了八路军，并另组了家庭，撇下母亲一人在家伺候爷爷奶奶。有了她以后，母亲身体已很虚弱，常抱着她哭。她将来一定要好好孝顺母亲等，写得真实朴素，听了很受感动。我在台上念时，那篇文章的作者伏在课桌上哭，我给了她80分，前一篇只给60分。
　　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所见所闻，记有可能发生的事（我原想提“记真人真事”），抒发真情实感的写作要求，并把这28个字写在了黑板上，然后，又引马克思说过的“我们口里怎么说，手上就怎么写：这是小学老师就告诉过我们的”话，归纳为“我手写我口”（这是清末诗人黄遵宪的口号）。反对学“作家腔”与“社论腔”。
　　这次讲评课后来成为“修正主义教育思想向无产阶级进行的一次猖狂反扑”，把我倡导的“我手写我口”批判为黑纲领，并把它同当时受批判的我师周谷城先生宣扬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写“真情实感”挂起钩来，说我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党报（社论）”主张写“落后人物”。我自己也反复检查、清算、认罪。
　　但直到现在，我对这场“发请贴请来的大批判”（老伴讽刺我的话）一直没抱太多的怨屈，因为比较其他一些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批判来，这次批判还算是讲理的、比较实事求是。
上课难
　　1966年初，《海瑞罢官》已经开始遭到批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雷霆万钧、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在课堂上讲课更加小心翼翼，唯恐政治上出错。尽管如此，但“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总是要寻找各种机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终于未能幸免。
　　一次是讲《野田黄雀行》，当时的五年制中学教材选有曹植的这首诗，按教材规定是“略讲课”，也可以不讲，但我觉得很有味道，舍不得放掉，便讲了起来。在介绍作者时讲了那首有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写到黑板上后我便隐约有些后悔，草草解说一遍，说了句“这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狗咬狗，没有什么意义”以示批判。
　　当天下午课外活动，年级教研组长便把我叫到政治组办公室，先是漫不经心地说：“‘七步诗’，好啊！”（一边说一边给自己茶杯倒水）接着就冷冷地问：“你这时候讲‘七步诗’是什么意图！？”“我们正在搞社教，抓阶级斗争，和帝修反斗。你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是不是感到不自在了，怪我们对你‘相煎何太急’了是不是！？”我一听全身的血一下子涌到了脑门，马上意识到这几句话的全部分量，只听他说：“年级组决定，你要在学生中公开检讨，承认错误，接受学生批判。”

　　接着由政治组主持，在班里开了两次批判会，学生逐一发言。此后，我的课就难上了。
　　祸不单行。一次我讲到“美”，发挥说，即使是“外形美”，不同阶级也是有不同的审美观的。例如地主阶级认为三寸金莲杨柳细腰樱桃小嘴美；资产阶级以戴黑眼镜搽口红穿高跟鞋烫头发为美；而无产阶级却认为那是妖里妖气，是丑的。“无产阶级以健康、高大、红润为美”。这回是党支部书记亲自找我谈话。他说：你讲美为什么不讲心灵美？为什么不讲地主资本家认为单干、剥削美，而无产阶级认为“三面红旗”美？我解释说，政治上的美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我是想把阶级分析的观点深化一步，我确实是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别的意思。他说：“你不用狡辩，接受学生批判吧！你在课堂上放毒，无产阶级就要消毒！你放到哪里，我们就消到哪里！你和我们争夺接班人是争夺不去的！”
　　接下来的两次批判会比上一次的“火药味”就浓起来了。学生们质问要我当场回答。有个学生问：“你为什么说‘健康、高大、红润是美”？我答：“因为只有在户外劳动的人才能健康、红润，剥削阶级生怕晒着太阳，所以他们以皮肤白为美。”学生再问：“劳改犯也健康红润，他们美吗？”我小心地说：“劳改犯出来时有解放军战士押解着，人们一看就知道，不会产生美感的。”一个女生大声追问：“那么一个逃跑的劳改犯呢？一个刑满释放了的劳改犯呢？”……我无法回答了。“小将们”取得了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面斗争的最后胜利。一领导后来总结说：“当然还要补充，那资产阶级教师是如何狡辩，如何不老实，以及最后如何狼狈不堪地低头认罪。”
　　“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的语文课已经难以上下去了。每次上课就好像是接受审讯，但又要强打精神，理直气壮地说一些革命性很强的话。学生则像一个一个张弓布网的猎人，单等我自投罗网。
　　我还必须坚持上课，我不能用请求停课的办法来逃避学生的批判，来向无产阶级示威。
　　度日如年，头发一下子白去许多。不是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那时认为学生们是对的，而自己是完全错了，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过像我在1966年那样上课的老师。但我又想，在那种精神痛苦中煎熬的教师肯定不止我一个。
　　我们真不应该忘记历史。

反对阶级观点

　　我在“文革”前夕讲课中的“放毒”行为，除了前边说过的“作文讲评”、“七步诗”以外，还有一个“反对阶级观点”的问题。经过是这样的：
　　我看见一个学生压在课桌小玻璃下的一个口号：“阶级利益高于一切。经济地位决定一切”，便对他说：“上面这一句很好，如果前边再加一个‘无产’就更完善了；下面这一句恐怕有点毛病。”他问为什么。我说：“经济地位不就是阶级出身么？经济地位既然已经决定了一切，那么人还要什么社会实践，还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呢？所以这个说法有点机械唯物论的味道。”这个学生是班长，很快就汇报上去了，原来这口号是政治老师归纳的，这就不能轻易放过了。接着是一连串的大、小“辩论会”（或曰“批判会”，也可叫“围攻”）。学生的主要论点是这个口号是根据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教导而来的。毛主席说：“所有这些阶级的政治态度如何，全以他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来决定”。我说：“毛主席在这里分析的一个阶级，不是指的某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人。一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不能改变。它的阶级性也不能改变；而一个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政治态度是可以改变的，他的经济地位也是可以改变的，这就是社会实践的结果，阶级斗争的结果，自我改造的结果。”我又列举了恩格斯、彭湃、刘伯承等领导人，还有小说《红岩》中的成岗、刘思扬，以及上山下乡知青邢燕子、鱼房玲等人的例子，说明阶级出身并不能决定他们的一切，而接受党的教育，与工农兵相结合就可以改造成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学生虽然也提出了一些讲歪理或无理蛮缠的指责，但这一回在表面上看学生们没有取得全胜。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各打五十大板：“经济地位决定一切”的提法虽然有些片面性，但是有人想利用这一点来反对阶级观点，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为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辩护是徒劳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识别某些教师“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狡猾手段（“文革”开始后我和“走资派”的校长一起劳改，闲聊中又提起此事。他说：“我因为讲了个片面性也受到了批判”）。
　　在这场“辩论”中，这个班有一位姓陈的富农出身的学生在课下说过一些赞同我的观点的话，因而受到同学们更为严厉的批判，并把他称为“宋某某的应声虫”、“小爬虫”等。他处境艰难，曾私下向我哭诉他在家庭和学校受的痛苦。我说我要向上边反映你的情况，对你更为不利，你只有和我划清界限，狠狠批判我，争取同学们的谅解。但他找我的这件事很快被同学们侦察到了，于是陈和我都受到更严厉的警告。我自己也怀疑我是不是真在为剥削阶级子女说话，为什么全班四十多个同学只有一个富农出身的学生支持我的观点呢？在一次检讨时我说，我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主观上是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并不愿意做资产阶级代表在这里来争夺你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愿意接受你们的帮助和批判，改造自己。但如果个别同学想从我这里找到为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辩护的根据，抵制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那是徒劳的。我们这个班集体也是不会答应的……我在慷慨激昂地讲着这些话时瞥见那位同学在全班学生目光的逼视中面色苍白地低下了头。我心里掠过一阵疚痛和同情……接着说了几句安抚的、讲政策的话。
　　那位同学终于提前退学了，我至今不知他的去向，只记得他个子不高，字写得很好，作文总是得“优”，默默地，穿着一双露脚趾头的军鞋……
　　为了洗刷自己，保住自己，我把一个更需要保护的弱小的青年推了出去，使他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会改变他一生的道路。我还能算是一个热爱学生的教师吗？我不配。二十多年来，这件事始终隐匿在我记忆的深处，噬啮着我的灵魂。我看到了自己在关键时刻的怯懦、自私。这是我几十年教师生涯中留下的洗刷不掉的污点和耻辱……
　　那位当年跟着我在二年级三班上课的小陈（现在也该是四十五六岁了），你现在在哪里呢？你能谅解我吗？
斯文扫地
　　“文革”初期，一个知识分子被打成“黑帮”以后，最难忍受的就是人格侮辱。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剃阴阳头，在脸上划“x”，在你身上糊大字报，唱“嚎歌”，坐“喷气式”，及各式各样的殴打、戏耍。许多学者、作家，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羞辱而顶着“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自杀的。
　　我们这些中学教师，一被揪出来就日夜有“火线指挥部”的人看管着，且规定晚上睡觉不许关灯、关门、关窗，不许系腰带，也是为了防止黑帮自杀。

　　一开始，红卫兵要我们外出劳动时也挂上黑袖章，我下决心死也不戴，打得我在地上打了几个滚。那些小将见我如此顽强，也就没再坚持，所以，我们学校外出劳动的黑帮始终未挂过黑牌子。我还为黑帮做过一件好事：当时从北京传来了一首所有牛鬼蛇神都要学会的“嚎歌”，红卫兵拿来歌单让我教唱（后来外校还派黑帮来学，由我面授），其中有一句“牛鬼蛇神就是我”的词，曲谱中有一个高8度的尖音和半拍的停顿，象征着牛鬼蛇神们狰狞凄厉绝望的叫喊，唱起来肩都得耸，很费劲的。我就偷偷将那句谱改了，不但低了8度，而且有了一个拖音，很适合黑帮们此时悲伤无奈的感情，以致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听了说：“你们这里的嚎歌怎么唱走了调！”
　　黑帮们除了接受批斗外，就是劳动。我因为年轻，没有历史问题，就被指令为“黑帮队长”，管理这几十号人的学习、生活和劳动，并及时请示汇报。
　　当时，大家最愿意干的活是到校外去拉砖拉沙运材料，几个人拉着一辆地排车戴着草帽上路，途中还可以说点轻松的话，有时还可以在外边的小店吃个饭（甚至喝点酒），那就像到了世外桃源做了一天神仙；最不愿干的活就是在校门口或学生教室、宿舍附近劳动，因为师生们进进出出，上千双眼睛盯着你，有时还不知从哪儿吐来一口唾沫、扔来一个石子或扇来一记耳光。我分配这些任务时不忍心让那些年老体弱的教师去干，总是把最差的活留给自己和另一个姓宋的“副队长”，所以“领导威信”还挺高。有一段时间，革命师生随身要带一个用木板做的毛主席像，而黑帮则要举一个刘少奇的漫画招摇过市，不但丢人而且麻烦。有一天，政治学习，我宣布召开一次“愤怒声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批判会，大家轮流发言，呼喊口号。结束时我慷慨激昂地宣布：为了和刘少奇划清界限，向人民彻底投降，我们现在将刘少奇画像烧掉。于是点火烧了起来，此后就再也不拿那玩意了，竟没有人再问。
　　以后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关进“牛棚”，那个阶段刑讯逼供很厉害。每到夜深人静，几个值班的红卫兵便将我们一个一个提审，叫“过堂”，在一间地下室里，窗户都用棉被堵住，100度的灯泡亮得刺眼。最简易的就是当练拳的靶子，他们请来一些“武术教师”切磋技艺，教他们怎样把人打倒，摔倒，如何打击要害部位，我们则既当“示范”，又当“陪练”，打痛了、打伤了、打倒了不许出声，如喊“唉吆”，拖起来加倍再打。我们中的一位老师就被打瞎了一只眼，另一位被打成胃穿孔大出血，我只是脚被打破，鞋子灌满了血，行走困难（我妻子探监后拿出去洗，鞋把小河里的水都染红了，她就坐在河边哭……）。比较复杂的刑法则有压杠子，坐老虎凳，过电，显然是从《红岩》上向徐鹏飞学来的，但只能“土法上马”，设备比他就差多了，比如“电刑”，只是将一根有电的电线裸露的一头戳你，你一惨叫，他那里也就害怕得“暂停”了……江青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老子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们那时就是这样，不但无法无天，而且无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