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的中共高层人物大都不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 他们或者并不真正懂得他们要“无限忠于”的毛泽东思想， 抑或只是利用这一口号来谋求个人的权力和家族的私利。和他们相比， 张春桥无疑是一个异类。如果说今天“张春桥”的名字还在公众中有什么难以磨灭的记忆，一定是他在1981年公审中以罕见的沉默表达的对法庭的藐视。这一形象不仅构成了对审判的公开挑战，还表明了他至死不渝地忠实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当然，在“你死我活”的中共政争潜规则下，张春桥还是被打着毛泽东旗号的法庭以反毛泽东的罪名判了“死刑缓期执行”，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历史悲剧人物。此外，中共还严密地封杀了一切来自张春桥方面的信息，使他最终成为一个被脸谱化了的反面人物消逝在公众视野里。

这一禁忌，直到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张春桥家书》的出版，才被轰然打破。该著作不仅以张春桥被囚于秦城监狱后的53封家书向公众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历史人物， 更以他女儿张维维的长篇访谈，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文革内幕。 这些，对于今天的学界构筑一个多维的、接近于真相的文革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家书》还揭示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完全是一段悲剧性的历史， 它不仅在毛的政敌和民众中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人间悲剧， 还在他的最忠诚的助手及家庭中， 制造了凄惨的悲剧。张春桥在文革中的崛起，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跃而成为政治局常委和毛最看得上的“接班人”，主要是得益于他对毛泽东思想真髓的理解和发展。尽管张自我定位为毛的学生， 其实他也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之一。毛泽东并不是先有了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才在对照检查中发现刘少奇的问题，进而发动文革打倒得刘少奇的。而是先下决心打倒刘少奇， 才制造出了一套文革的理论体系。而一小批极左派的精英理论家，包括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王力、关锋、姚文元等，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实际构筑者。例如，闻名中外的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继续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就是王力等人（包括张春桥）从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中引申和系统化出来的。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中出现了不少这些文革派理论家比毛泽东本人更狂热于毛主义、甚至而被毛打倒的奇怪现象。如“王关戚”的倒台便是一例。再如、张春桥在上海一月革命后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 ， 准备按毛在《十六条》中的方针搞真正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结果马上被毛喝停了。简言之，相比较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张，毛则是一个叶公好龙的多变政客。

看完《家书》，恐怕最为震秫人心的是：在“四人帮”被抓之前，张春桥就已经敏感地认识到了自己可能被害的危险，这个位极人臣的毛可能的“接班人”甚至连一杯办公室里的水都不敢喝 — 下毒的可能来自汪东兴和他掌握的中央警卫部队。而当张春桥和其他文革派的重臣请求毛撤换汪时，毛轻轻的一句“我用惯了他”便回绝了。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的担忧，在抓捕“四人帮”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汪东兴。此外，毛一方面认定张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却选了华国锋做实际的接班人。 因此，其实是毛为华国锋日后一网打尽最忠诚于他的张春桥和文革派奠定了最重要的权力基础。 在我看来，不就抓捕的是非而论，张春桥等人的悲剧的关键来源却正是他们无限忠诚的毛泽东和他的文革。说毛最终葬送了最忠诚于他的文革派其实一点不为过。尽管张春桥在生前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点， 但是《家书》却给读者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思考。

张春桥在1981年被判决后， 在秦城监狱中被允许看报和听海内外广播。因此，在他的家书中也有不少评论时政的段落。可惜的是，张春桥泥古不化于自己的“主义”， 对文革并没有什么应有的反思。这种思维停滞的后遗症在长期坐牢的风云人物中并不鲜见，可称为革命造成的“活化石”现象。 对一个“理论家”而言， 至今还用早已过时的文革的理论来分析改革和“苏东波”后的国际情势，至死还憧憬着再来一次二十一世纪的文革和共产革命， 绝对是一种被革命异化了的现象，只能给人啼笑皆非之感。

张春桥在他同级的高级干部中，生活上廉洁的也可算是首屈一指的，在个人婚姻上也算是比较重感情的一个。他妻子文静是一个有过变节行为的女干部，但张一直没有和她离婚。直到张得知毛泽东可能会进一步重用他，才开始违心地考虑和文静离婚，托人在上海另挑选对象。后来却因为政治风云突变，打断了他们的被迫离婚。张春桥在晚年被监视性地“保外就医”后，文静则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来到他的身边照顾他、并携手走了完人生。从这一点上来说，张春桥的婚姻倒是因祸得福了。然而，读者却可以从中看到为张春桥所忠实于的“革命”的残酷和可怕：它不仅在政治上吞噬了它最忠诚的儿女，还差一点吞噬他们的爱情和婚姻。

充当毛泽东的助手发动文革，张春桥当然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上，应当对这一场民族灾难负有相当的罪责。但作为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他却不应当被简单地脸谱化，而应当获得公正的评价。

原载香港《明报》“读书”专栏 2015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