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造反派， 红卫兵造反派，造反派红卫兵，不但年轻人一头雾水，就是过来人恐怕有些不清楚了，更不消说宣传部故意混淆了一阵。前几天转载的八一学校的辉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在转载中本人的看法加有下划线--转载者

编者按：李百替，祖籍四川，1948年生于北京，文革前，为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1967届高中生毕业生。他出生时，父亲正在南京坐牢，故为其起名李百替（英文Liberty谐音，意自由）。1949年之后，其父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他自幼年起，便与“西苑机关”（原中共中央调查部）结下不解之缘。文革初期，李百替较早写出了批判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后反对血统论的对联，终因其父亲曾坐牢等历史问题（能否为草草了事做了点旁证？）被打成反动学生，在“红八月”中受到红卫兵的迫害。他因此给周恩来、康生等人上书陈情，后受到接见，并指派他参与了首都中学红代会的筹备工作。之后，他成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委员，并且担任过海淀区革委会常委、人大附中革委会副主任，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组织四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文革中的“四三精神”，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说好听的叫有自己的想法，说难听些叫爱胡思乱想，再难听些就是不安分守己的捣乱分子）。

上山下乡后，他因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夺，被县革委会拘留了4个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使其震撼并开始对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反思，遂因为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5年。后又由于拒不认罪，再被加刑2年。刑满出狱时，却意外地被告知,此案为错案。李百替回到北京后，先后在海淀区人防和中国佛教协会的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由于家世的关系，他作为“西苑”子弟，又与“西苑机关”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

当年，北京的中学生分为老红卫兵（指文革初期、“八一八”前北京中学生中以干部子弟为主体成立的红卫兵）、四三、四四三大派别。我身陷其中，又参与很深，所以我很难超脱。要说超脱只能是骗人的，我只能从我个人感受的角度谈点认识。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天下”，这在中国农民的文化传承中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在共产党的语境中，就是瞎扯了（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还是中国人嘛，况且好些从根本上说是当过兵做了官的农民）。因此，老红卫兵鼓吹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是历史的反动，是倒退到农民起义的水平了。这是老红卫兵们的历史局限，也是他们的耻辱。正因为出发点的错误，再加上阶级斗争教育灌输造成的偏执，以及对暴力的崇尚，使老红卫兵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们用暴力手段对待同学、老师，对待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冲上社会破四旧，到外地煽风点火，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与血统论相关联的是老兵们的家国情怀，这特别是在高干子弟中很浓厚。他们常常会把国家的事看成是政党的事，而党内的事常常又被看成哥几个自己的家事（这点不奇怪，不是他们的事难道是别人的？）。由此出发，文革中的自来红，“唯我独革”，“我不接班谁接班”等等（不是已经被证实了么？），就泛滥开来。

之后的联动事件，一方面有它的积极的意义，他们首先起来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冲击老干部（只是反对冲击老干部，中小干部呢？在他们眼中根本不算干部，甚至有时连人都算不上， 文革初期那些被打死的中学领导教师，不是造反派打的，全是这些文官副部级武官少将的子女们干的）。另一方面，它也表现为一种在中央文革和毛泽东面前失宠后的极端行为，因为文革的错误绝不限于冲击老干部这个问题。有人把联动说成是老红卫兵对文革的真正觉醒，说的有点过了。联动当时只反中央文革，而不反毛泽东的错误；只反冲击老干部，而不反整个的文革运动，因此还远不能称为对文革的真正觉醒。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从这段历史中走了出来，成为后来对文革反思的思想者和先行者。但这时候的联动作为整体，还谈不上对文革的觉醒；甚至到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人对自已在文革初期犯下的那些错误，都不能说声对不起（即便大道歉也只是给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 社会上那些被打死的人，在他们心目中到现在可能还是认为该死，所以不必道歉，谁见到过？）。

四三派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有人把《出身论》或《四三新思潮》认作是四三派的纲领，这是没有根据的。至少作为我来说，就不认同其中的很多观点。但是四三派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本主义的思想，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讲就是以人为本。这个东西从哪来的呢？就和四三派的组织成分有关，四三派里集中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子弟和文革初期受压制的学生，也有部分被边缘化了的革命家庭的子弟，还有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孩子，他们从所处的社会的环境，从自身的感受中，对以血统论为代表的极左阶级观念进行了抗争。但是我觉得他们身上之所以有人本主义的元素，是由于他们受压迫所以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比较深。

无疑，四三派在文革中也干了很多激进的事情，人家对我们持批评态度也很正常，对此我不偏袒。不过，对四三派，我想谈的就是这一点。对此我很真诚，可能也很偏向四三派，但的确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我有四三情结，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各方面经历，各方面条件所决定的。我当年是被社会边缘化的，所以愤愤不平。但是让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一锅烩，我做不到。如果说四三派还有精神的话，到今天还能保留下来的，就是“追求平等”。这一点四四派的首领李冬民等人也承认。我们不再是阶级斗争中的阶级敌人了，新中国主人翁的一代，要求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不管怎么说，我作为四三派也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吧，我把四三派的精神归结到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不挖掘这一点的话，就没有看透四三派。而且，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社会对立永远会继续下去。

至于四四派，我觉得他们在文革中缺乏的是思想理念，没有什么立场。他们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就是操作，这么做过来，那么做过去，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已。

今天看，当年红卫兵的三派都有其历史局限，都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因此，对文革的深度反思对我们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个历史的命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走向。

我们从今天社会上的一些现象看，当年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直延续到现在。特别是薄熙来夫妇和王立军事件的爆发，更加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大家想忘都忘不了，这个事件深深刺激了有良心的中国人。抛开派别意识，薄熙来这个事件，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也好，说是回光返照也好，折射出的有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干部子弟的家国情结。从披露出的材料看，薄熙来等在重庆就是一言堂、家长制，完全是封建藩镇的一套执政方式。他们要替全体人民选择并决定走什么道路，把人民的公权力完全私有化，把国家的事按照家法处理，公务员家奴化。以个人好恶、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原则迫害异己，视法律和道德如无物，胆子越来越大，从草菅人命直至谋杀，对党纪国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当年文化大革命的“老路”，说薄熙来在重返文革之路并非毫无根据，他再走下去必然是重蹈覆辙。好在因果不爽，薄熙来这些罪恶被揭发出来，这对我精神上是个很大的慰藉。

在今天社会上，可以说薄熙来现象还不是孤立的。很多权贵者也信奉这套东西，社会缺乏对权力的约束，这些人也就“久处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还逐渐成为了社会常态。因此，薄熙来事件出来后，也还有很多人、特别是红二代中的一大批人在继续挺他，也提出对薄一案的处理违反法律程序等等。这样提出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关键是同一批人在薄自己当权大搞冤假错案的时候，为何就没人关注、也没人出来说话呢？这就不对了吧，有违公正的原则了。

可以说，薄的这套不受现代文明约束的家国情结，就是因为这么多年对文革的研究告缺，对文革的反思不彻底的后遗症，难道不是吗？薄熙来一家和他本人，在文革中都吃过很大苦头，他母亲还因此丧生。但是为什么他还搞这一套，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有对文革进行透彻的反思。如果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仅仅停留在改变政治路线、只关心谁来执掌权力，而忽略对权力约束的制度建设，忽略对人本主义和平等观的反思，那么可以说文革的学费就白交了。近些年出现这一套东西，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太熟悉了。文革说过去已经过去了，但是它的根基还在，受过其影响的很多人还活着。要唤醒那个东西，把那个亡灵再招呼回来，并不是难事。所以有人提出，文革离我们究竟有多远？说实话，其实还真不远。



还有人站在同情薄熙来的立场上，认为这是当年的造反派对老红卫兵的打击报复。前些日子，我和清华附中的几个老同学一起吃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在座的多数是当年的老红卫兵，其中有当年《三论造反精神》的作者之一。大家闲谈，说着说着就扯到了薄熙来这件事上，从薄熙来说到了太子党。有人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实际就是当年北京老兵和四三派斗争的继续。我说：那这不就是阶级斗争了？对方说：没错！我半调侃地说：那一定是阶级报复了！结果席间有人一拍大腿说：对！！大家相视过后，哈哈大笑起来。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文革的派性很多人还都带在身上，在中国，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完全超越派性，党内高层都做不到，何况是普通人呢。这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有很深的渊源。如果谁说我能超脱，我能把这个事说得很公允，都别相信。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很深的烙印。当年，我们起来反抗老兵压迫的时候，我这样的人要造反，要革命，就属于“阶级报复”，这些都成了符号了。

按照文革当年阶级血统论的划分，胡、温二人，胡锦涛是小业主出身，温家宝是职员出身；按照当年的造反逻辑，他们的思想体系一定属于大学三司、也就是中学四三派一边。因为他们是大学生，就是造反派了。他们可能没有实际参加过造反派的活动，可是他们不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裹胁和影响。胡、温这样的出身、背景，搞薄熙来这样的太子党，回到当年按血统论和阶级斗争论，这不就是“狗崽子翻天”吗？不过，我还是真没想到，今天还有人这样来解读薄熙来事件。

对于人们今天说的太子党也好，红二代也好，我们曾经在文革当中成为对手。今天，大家虽然还有芥蒂，但是大多已对往事释怀。人们更多的是站在民族和国家立场讨论问题，我经常想到的是，周恩来尽管有他的错误，但是他那种人格品质还是值得人们尊重和学习的。红二代有很多优点，身上有些天然的优势，但这些只能作为对国家、对人民奉献更多的动力，而不能作为索取的权利。要为老百姓去做有益的事情，还不能张扬，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埋汰你，反而要放下架子来虚心地听。父辈是人民的公仆，大家至少要学做人民的公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希望。特别是在周总理身边长大的那些红二代，要拿出真本事来为人民做事。而不能一听反对自己的话就火冒三丈，上纲上线，就把别人打成另类，那不是周恩来的作为和风格。

总之，我觉得以人为本，追求平等自由、社会公平，通过薄熙来这个事件，已经往更深的一步走下去。但是，还远远不够。当然，这个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很难完全实现，但是它是一条永无止境去追求的路。

本文摘选自《往事与尘埃》，米鹤都编撰。